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首先把科斯托格洛托夫帶進器械室，一個接受了一次照射的女病號剛剛從那裡走了出去。這裡從上午八點鐘開始，用支架吊起來的一支十八萬伏特的大型x射線管就幾乎不間斷地工作，而通風視窗關著，所以空氣裡充滿了一種甜膩膩的、有點兒讓人難受的x光輻射熱。

病人照射了五六次、十來次之後，肺部一感受到這種熱（其實並不單單是熱），就會覺得噁心，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對這種熱卻已經習慣了。東佐娃在這裡工作了二十年，當初射線管根本沒有防護罩（她還差點兒在高壓電線下觸電身亡），她每天呼吸x光室的空氣，坐在那裡進行診斷的時間大大超過容許的限度。儘管有防護屏和手套，她自身所接受的射線量恐怕比那些最能忍耐的重病人還要多，只不過沒有人去把這些射線「單位」累計起來算一算罷了。

她動作匆忙，不僅是為了快點出去，還因為不能讓x光裝置多耽擱。她示意科斯托格洛托夫躺在射線管下的一張硬榻上，並把腹部袒露出來。她用一支使人發癢的涼絲絲的毛筆在他皮膚上刷來畫去，彷彿在寫號碼。

接著，她向擔任x光技術員的護士說明象限示意圖，告訴她怎樣把射線管湊近每一象限。然後她讓科斯托格洛托夫翻身俯臥，又在他背上塗刷了一陣。她通知他：

「照完以後到我那兒來一下。」

說完她就走了。護士又叫他仰臥，用被單覆蓋第一象限，然後她去搬來一些沉甸甸的小橡皮鉛毯，用它們蓋住目前不應受到x光直接照射的一切鄰接部位。這些有彈性的小毯子壓在身上，給人一種既沉重又舒適的感覺。

這時護士也走出去了，關上了門，現在只能通過厚厚的牆壁上的小視窗看見他。響起了輕微的嗡嗡聲，一些輔助燈亮了，主要的管子已經燒熱。

無堅不摧的x光束，人的頭腦無法想象的、顫動著的電磁場向量，或者用比較易懂的說法叫做量子炮彈，開始傾瀉下來，透過留出來需要照射的一塊腹部皮膚組織，爾後再透過病人自己也叫不出名兒的間層和器官，透過腫瘤蛤蟆的軀體，透過胃或腸，透過動脈和靜脈裡的血液，透過淋巴，透過細胞，透過脊柱和小骨，再透過間層、血管和背上的皮膚，然後透過硬榻的板面、四釐米厚的地板，透過格柵，透過填料，繼續深入堅硬的地基或地下，所到之處一切都被撕裂、射穿。

這種重量子的野蠻轟擊是悄然無聲進行的，被轟擊的組織沒有任何感覺，經過十二場轟擊之後，科斯托格洛托夫重新有了生的願望和生活的樂趣，吃飯也有了胃口，甚至恢復了愉快的情緒。照射了兩三次就使他解除了活著便是活受罪的疼痛，從此他就一心想了解和弄懂，這些穿透力極強的小炮彈何以能轟擊腫瘤而又不觸及其餘的肉體。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弄明白這種療法的原理並相信其正確性之前，是無法毫無保留地接受治療的。

於是他就設法從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那裡瞭解x射線療法的原理，當初，就是這個親切可愛的女人從他們在樓梯腳下初次見面時起，也就是在他橫下一條心，哪怕讓消防隊員和民警來把他拖走也不在乎、也不自願離開的時候，便解除了他的成見和戒心。

「您別怕，給我解釋解釋。」他讓她寬心。「我就像一名自覺的戰士，應當明確瞭解自己的戰鬥任務，否則就無法作戰。怎麼可能讓射線殺傷腫瘤而不損害其他組織？」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的一切感受在眼神里尚未流露出來之前，總是首先反映在她那極其敏感的兩片薄薄的嘴唇上。此時，她內心的猶豫正是在嘴唇上反映了出來。

（關於這種不分敵我盲目轟擊的炮火，關於這種殺傷力極強的射線，她能向他說什麼呢？）

「哦，那是不可能的……好吧，我簡單地說說。x射線，毫無疑問，對什麼都破壞。不過，正常的組織恢復得快，而腫瘤組織便不是這樣。」

不管她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這卻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滿意。

「噢！在這種情況下我是願意試試的。謝謝。現在看來我將會痊癒！」

的確，他漸漸好起來了。他欣然躺下，接受x光照射，其時還特別曉示腫瘤細胞，讓它知道自己正面臨崩潰的命運，即將徹底完蛋。

而有時他在接受x光照射的時候就胡思亂想，甚至打瞌睡。

例如此刻他看到室內掛著許多皮管和電線，就想給自己找到解釋，為什麼它們那麼多，要是其中有冷卻裝置，那麼是水冷還是油冷。不過他的思想並沒停留在這上面，他什麼也沒為自己解釋。

原來他又想到了薇拉·漢加爾特。他在想，像這麼可愛的女子永遠也不會出現在他們的烏什-捷列克。而且，這樣的女子一定都有丈夫。不過，他只是順便想到這一點，他是撇開想象中她的丈夫而想著她的。他在想，要是能跟她聊天，不是聊一會兒，而是聊很久很久，或者在醫院的院子裡散散步也行，那會多麼愉快。有時用激進的見解去嚇唬她一下，看她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態也很有意思。每當她在走廊裡迎面走來或者走進病房的時候，她那親切的微笑總是像可愛的太陽一樣洋溢著溫暖。她善良，不是就職業上來說，而是心地善良。再就是她那嘴唇……

射線管持續地發出輕微的嗡嗡聲。

他在想薇拉·漢加爾特，可也在想卓婭。原來，昨天晚上產生的、今天從早晨起就浮現出來的最強烈的印象，是她的一對聳起的乳房。這對乳房似乎構成了一個近乎水平的擱架。昨晚閒聊時，他們身旁的桌子上放著一把畫表格用的相當重的尺子——不是膠合板直尺，而是木料刨出來的那種。整個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都躍躍欲試，想拿起這把尺子，把它放在她那一對乳房所構成的小擱板上，檢驗一下尺子能不能滑落下來，他覺得不會滑下來。

他還懷著感激的心情想到放在腹下的那塊沉甸甸的小鉛毯。這小鉛毯壓著他，並且興奮地安慰他：「我能保護你，別害怕！」

可會不會保護不了？它的厚度會不會不夠？它放的位置會不會不那麼完全符合要求？

不過，經過這十二天，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僅僅是重新回到了生活中來——恢復了食慾、活動能力和愉快的心情，他還重新恢復了對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在最近幾個月的痛楚中本已完全喪失。由此可見，鉛毯守住了防線！

然而，還是得儘快從醫院裡逃出去，趁自己還走得動。

他沒注意到嗡嗡聲是怎麼停止的，此時粉紅色的燈絲已開始冷卻。護士走了進來，開始把他身上的保護毯和被單一一撤走。他把兩腿從硬榻上放下來，這時也就清楚地看到自己腹部上的那些紫色的方格和號碼。

「那麼洗澡怎麼辦？」

「要醫生許可才行。」

「想得真周到啊！這就是說，已經為我做了一個月的安排？」

他去找東佐娃。東佐娃坐在短焦距器械室裡，正對著光在看幾張很大的x光底片。兩臺機器都已經關了，兩扇通風的小窗開著，屋裡暫時沒有其他人。

「坐下。」東佐娃乾巴巴地說。

他坐了下來。

她依然在對比兩張x光片子。

科斯托格洛托夫雖然跟她發生過爭論，但那都是由於他想抵制醫療過程中那些多餘的純醫學研究方面的東西。至於對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本人，他是信任的，不僅因為她具有男子漢式的果斷，黑暗中在熒光屏前釋出命令明確，年齡也比較大，對待工作一片熱忱，而更主要的是因為她從第一天起就胸有成竹地摸到腫瘤的輪廓，準確地判斷出它的位置。本身也有所感覺的腫瘤向他表明捫診的結果是正確的。只有病人能夠評定，醫生通過手指所瞭解到的腫瘤是不是那麼回事。東佐娃就是那樣摸過他的腫瘤，無需藉助於x光。

她把x光片子放到一邊，摘下了眼鏡，說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您的病歷裡缺少一項至關重要的資料。我們需要準確瞭解您的原發性腫瘤的性質。」每當東佐娃改用醫學語言時，她說話的語速就會加快：長長的句子和一連串的術語總是一口氣說出來。「您關於前年動過手術的敘述，以及目前轉移的情況，與我們的診斷是相符的。但仍然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而這卻給我們採取治療措施帶來了困難。眼下，從您的轉移部位取樣檢查是不可能的，這您也明白。」

「謝天謝地。要取我也不會給的。」

「我怎麼也不理解，為什麼我們拿不到原發病灶標本的玻璃片。您本人能否完全肯定，曾經做過活檢？」

「是的，肯定做過。」

「可為什麼在那種情況下不把化驗結果告訴您？」她話說得很快，完全是實幹家作風。有些詞彙的意思只能憑猜測才能明白。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經不習慣於這種趕時間的談話了：

「化驗結果？當時我們那裡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是那麼驚心動魄，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形勢是那麼緊張，說真的……根本不好意思去問我的活組織檢查結果。」科斯托格洛托夫跟醫生談話時，喜歡使用他們的術語。

「您不懂，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作為醫生，他們應當知道，這可不能當成兒戲。」

「醫生們？」

他看了看她那既沒有掩蓋、也沒有染色的斑白頭髮，打量著她那顴骨有點兒高的臉上嚴肅認真的表情。

生活正是這樣：在他面前坐著的就是與他同祖國、同時代的一個好人，他們講的都是共同的俄羅斯祖國語言，然而他卻無法向她解釋清楚一些極為普通的事情。莫非是由於這話說來實在太長，或者是由於把原來的話題打斷又實在太早？

「說起醫生們，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他們是無能為力的。第一個外科大夫，烏克蘭人，決定給我做手術，併為我做好了術前的準備工作，可就在手術的前夜被押走了。」

「您說什麼？」

「能說什麼？他被抓走了。」

「可是我不懂，他事先得到通知的時候，是能夠……」

科斯托格洛托夫笑了起來，他實在覺得有點好笑。

「押走之前，誰也不會事先通知一聲，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出其不意，把人除掉，就是這個意思。」

東佐娃皺緊了寬闊額頭下的雙眉。科斯托格洛托夫說出的話使她感到不可思議。

「可如果他正好有要動手術的病人呢？……」

「咳！送到那裡去的病人，有的病情比我還嚴重。一個立陶宛人吞下了一隻鋁勺，食堂裡的那種湯勺。」

「這怎麼可能！」

「是故意吞下的。為的是離開單人囚室。他當然不知道外科大夫要被押走。」

「那麼……後來呢？您的腫瘤不是發展得很快嗎？」

「是啊，簡直可以說從早到晚都在長，真的……後來，大約過了五天，從另一個集中營調來一個外科醫生，是日耳曼人，名叫卡爾·費奧多羅維奇。就這樣……到了新的地方他先觀察了一下，又過了一天才給我做了手術。可是誰也沒對我說起過‘惡性腫瘤’、‘轉移’之類的話。我也根本不懂。」

「但是活檢他送去做了沒有？」

「我當時什麼也不知道，根本不懂什麼叫活檢。手術後我躺在那裡，身上壓著小小的沙袋。快滿一星期的時候我開始學著一條腿下床，練習站立；就在這時，集中營裡突然又集中了一批人要放逐，總共約七百人，叫做‘叛亂分子’。在這一批被放逐的人裡，也包括我那位極其溫順的卡爾·費奧多羅維奇。他是從宿舍被帶走的，沒讓他給病人作最後一次巡診。」

「多麼荒唐！」

「可這還不算荒唐呢。」科斯托格洛托夫顯得異常亢奮。「我的一個朋友跑來悄悄告訴我，說我也在那張放逐的名單上，是經過衛生所所長杜賓斯卡婭夫人同意的。她明明知道我不能走路，刀口還沒有拆線，卻點了頭，瞧，這個混賬的女人……對不起……我心想：刀口帶著縫線擠在運牛的火車車廂裡，必定會潰爛化膿，這就是等死。於是我拿定了主意，等他們來押我走的時候，我就說：‘你們開槍打死我好了，就打死在這床上，我哪兒也不去。’我橫下了一條心！可是他們沒來帶我。這並不是由於杜賓斯卡婭夫人發了善心，她對我沒有被押走還感到驚奇呢。原來是由於登記分配處裡的人發現，我的刑期還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我把話題扯得遠了……隨後，我走到窗前去看。醫院的木柵外面排著一列長隊，離我大約有二十米遠，收拾好東西的已被趕到那裡集中，準備解走。卡爾·費奧多羅維奇從那裡發現我在視窗便喊了起來：‘科斯托格洛托夫！把通風小窗開啟！’看守罵他：‘閉嘴，你這混蛋！’可他還是在喊：‘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要記住！這很重要！您的腫瘤切片我已派人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做組織分析去了，您要記住！’就這樣……他們被押走了。這就是在您之前給我治過病的幾位醫生。能怪罪他們什麼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仰頭靠到椅背上。他心情十分激動。不是這所而是那所醫院的氣氛又使他透不過氣來。

東佐娃撇開枝節（病人的敘述總是有許多不必要的東西），抓住要點，繼續問下去：

「那麼，鄂木斯克方面是怎麼答覆的？有過答覆嗎？是怎麼向您宣佈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聳了聳瘦削的肩頭。

「誰也沒向我宣佈什麼。就連卡爾·費奧多羅維奇為什麼向我喊這番話，我也不明白。直到去年秋天，在流放地，我的病情惡化得厲害時，有一個婦科老醫生，我的一個朋友，才硬催我去詢問。我給自己營裡寫了封信。沒有迴音。於是我就給營部寫信告狀。大約過了兩個月，來了這樣的回信：‘雖經仔細查閱您的檔案材料，仍無法確定分析結果。’腫瘤已使我噁心得受不了，本來不想再往哪兒寫信，但由於監督處怎麼也不放我出去治療，我也就抱著試試看這種想法往鄂木斯克寫了封信，寫給病理解剖研究室。很快，沒過幾天那裡就回了信——這已經是在1月份，放我到這兒來之前。」

「說的就是這個，對，對！這封回信！回信在哪兒？！」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當時我正要動身到這裡來，我……已經什麼都無所謂了。何況那張紙上也沒有蓋章，只不過是研究室的一名化驗員寫來的信。她寫得很客氣，正是在我說明的那個日期裡，從那個地點確曾有標本送去，切片分析也做過，並且證實了……您所懷疑的那種型別的腫瘤。還有，當時就已經把答覆寄給要求鑑定的醫院了，也就是說，寄給了我們營的醫院。看來，這事很有可能按照我們那裡的一套做法處理了，我完全相信：答覆寄來了，反正誰也不需要，於是杜賓斯卡婭夫人就……」

不，東佐娃根本不能理解這種邏輯！她交叉著兩隻胳膊，手掌不耐煩地輕輕拍著上臂。

「要知道，根據這樣的分析結果，應當立刻給您進行x光治療！」

「給誰？」科斯托格洛托夫開玩笑似的眯縫起眼睛看了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x光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