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覺得一團看不見的、但是濃密而沉重的迷霧進入胸膛，把那裡的一切都緊緊地裹起來，向中間擠壓的時候，該把這種感覺稱做什麼呢？懊喪？壓抑？在這種時刻，我們只感覺到這團迷霧的收縮、凝聚，一時間甚至鬧不清楚，究竟是什麼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

這就是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巡診結束後跟東佐娃一起下樓梯時的感覺。她心裡很難受。

在這種情況下，聽一聽、再分析一下是有好處的：這一切都是由於什麼？然後採取相應的措施。

原來她是在為媽媽擔心。放射科的三個主治醫生私下裡提到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時管她叫媽媽。就年齡來說，她可以做她們的媽媽，因為她們都還不滿三十歲，而她已接近五十。此外，還由於她在工作上對她們的熱心培養。她嚴於律己，一絲不苟到近乎求全責備的程度，並希望三個「女兒」也都能具有這種一絲不苟和求全責備的精神；她是精通x光片診斷和x光放射治療的屈指可數的專家之一，不顧時代的趨向和知識範圍的精細劃分，一心要她手下的主治醫生也能把握兩者。她沒有留一手，沒有什麼不傳授給她們的秘密。當薇拉·漢加爾特時而在這一方面時而在那一方面表現出比她思想更活躍、感覺更敏銳的時候，「媽媽」尤為高興。薇拉從離開醫學院校門到現在，已在她指導下工作八年了。她覺得自己現在所擁有的全部力量——把哀求救助的人從死神的懷抱裡奪回來的力量，統統來自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

魯薩諾夫這個人會給「媽媽」招來極大的麻煩。得動動腦子，豁出腦袋可不行。

咳，要是隻魯薩諾夫一個人，倒也沒什麼！任何一個居心叵測的病人都有可能這樣做。要知道，獵狗一旦被呼喚就會趴不住，必往前衝。這不是水上的波紋，而是記憶裡的犁溝。它可能被後來撒上的沙子填平，但只要別人再喊一聲，哪怕喊的是酒後狂言：「打醫生！」或者「打工程師！」——棍子已經握在手裡了。

烏雲雖然已經飄走，但這裡那裡還殘留著團團疑雲。就在不久前，國家安全部的一名司機因胃部出現腫瘤住在她們醫院裡。他屬於外科的病人，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本來跟他毫不相干，但是有一次她值夜班，晚間巡診的時候，此人訴說他睡不著覺。她給他開了溴夢拉，可是，當她從護士那裡得知，這種藥只有小包了，就說：「一次給他兩包好了！」病人把藥收下了，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甚至沒有注意他那異樣的眼神。這事她本來是不會知道的，但醫院裡的一個女化驗員跟這個司機是鄰居，到病房裡去探望過他。神情緊張的化驗員跑來告訴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司機沒把那藥粉服下去（為什麼一次開兩包？）他一夜沒睡。而現在他又盤問化驗員：「為什麼她姓漢加爾特？你把她的情況詳細談談。她想毒死我。對這個女人可得研究研究。」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等了好幾個星期，準備接受研究。在這幾個星期裡，她可要毫不懈怠、準確無誤，甚至精神振奮地作出診斷，毫釐不差地確定藥量，用眼神和微笑去鼓勵落進這個聲名狼藉的癌圈子裡的病人，隨時擔心他們之中的任何人投來這樣的目光：「你不是下毒的兇手吧？」

今天巡診時還有一件事使她特別難受：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人中治療效果最明顯的一個，不知為什麼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對待他非常親切，可恰恰是他向「媽媽」提出了那樣的問題，懷疑她存心不良，拿他做試驗。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離開巡診病房的時候也心情沉鬱，她也想起一樁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是跟最愛鬧事的女人波林娜·扎沃奇科娃有關。有病的倒並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兒子，可她陪著兒子住院。給她兒子做了手術，切除一個體內腫瘤。那天她在走廊裡纏著主刀大夫，要求把兒子的腫瘤給她一小塊。假若她碰上的不是列夫·列昂尼多維奇，說不定真的會弄到手。而她下一步的打算是，把這塊小東西送到別的醫院去，在那裡檢驗診斷是否正確，要是與東佐娃作出的最初診斷不符，她就勒索錢財或者向法院起訴。

這樣的事在她們每一個人的記憶裡都不是隻有一件。

此時，巡診結束之後，她們便去把當著病人的面不便說的話說完，並作出會診決定。

十三號樓的房子不夠用，為放射科醫生們辦公連一間小房間也騰不出來。她們既不能待在「伽馬炮」操作室，也不能待在十二萬和二十萬伏特的長焦距x光照射室。x光片診斷室裡雖然有地方，但那裡太暗。因此，她們把處理日常事務、寫病歷和其他檔案材料的桌子放在短焦距x光器械室——似乎她們在經年累月的工作中與令人噁心的x光空氣及其異味、異熱接觸得還嫌太少。

她們來到這裡，在這張沒有抽屜、刨工粗糙的長桌子旁並排坐了下來。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在翻閱住院病人的病歷，女病人的和男病人的，把她自己能夠處理的和需要跟大家一起研究的分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悶悶不樂地望著面前的桌子，下唇微微噘出，手中的鉛筆輕輕地敲著桌面。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不時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她，但始終沒下決心去談魯薩諾夫、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及醫生們的共同遭遇，因為事情是明擺著的，沒有必要多說，而要說的話倒有可能說得不太中肯、不夠婉轉，不僅不能給人以安慰，反而會觸到痛處。

終於，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說道：

「最令人惱火的是我們無能為力，不是嗎？」（這可能指今天察看過的許多病人。）她又用鉛筆敲了幾下。「而事實上哪兒也沒出差錯。（這可能指阿佐夫金和穆爾薩里莫夫。）診斷時我們曾有過動搖，但治療是對頭的。我們也不能採用較小的劑量。我們的事都被那隻桶給毀了。」

原來如此！她想到的是西布加托夫！是的，常常會遇到這樣難以收到治療效果的病症：你消耗的是三倍創造性的精力，而要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卻無能為力。西布加托夫最初被放在擔架上抬來的時候，x光片子顯示出整個骶骨幾乎都已徹底破壞了。之所以難以確診，是因為最初認為是骨瘤，甚至請教過一位教授，而後來才逐步弄清楚是鉅細胞腫瘤，骨頭裡已出現液化現象，整個骶骨被一種膠凍樣組織所取代。然而，治療是對頭的。

骶骨不能抽出，不能鋸掉——這是牢記在腦子裡最根本的一條。只能用x光照射，而且必須一開始就照射量大——小了無濟於事。西布加托夫果然好起來了！骶骨鞏固了。他的病雖已痊癒，但由於射線量大的原因，周圍的組織都變得極度敏感，很容易形成新的惡性腫瘤。因此，他被桶撞倒以後，身上就突然出現營養性潰瘍。如今，他的血液和組織都已不能接受x光照射，而新的腫瘤來勢兇猛，又沒有辦法消滅它，只能加以抑制。

對醫生來說，這時便會意識到無能為力，意識到治療方法很不完善，而對心靈來說，產生的是一種惋惜，一種最常見的惋惜之情；這個憂鬱的韃靼人西布加托夫，是那麼溫順、有禮貌，從不忘記別人對他的好處，可是我們為他所能做到的卻僅僅是延長他的苦痛。

今天早晨尼扎穆特丁·巴赫拉摩維奇曾專為這方面的事情把東佐娃叫去：為了加快床位的週轉，凡是最終沒有好轉希望的疑難病人，一律讓他們出院。對此，東佐娃也是同意的，因為樓下候診前廳裡經常有人坐在那裡等候床位，甚至一等就是幾晝夜，而各區腫瘤防治站也不斷要求允許他們把病人轉來。原則上她表示同意，可這一原則最明顯不過地適用於西布加托夫，而不是別人，要讓西布加托夫馬上就出院，她怎麼也做不到。為了挽救這一塊人的骶骨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實在是太多了，現在怎麼也不願向一種簡單的理性推論讓步，甚至不忍放棄無效措施的簡單重複，而是抱著最終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醫生這種渺茫的希望。為了西布加托夫，東佐娃甚至改變了學術研究的方向：她深入鑽研骨科病理學，僅僅出於拯救西布加托夫這一強烈願望。也許，在候診室裡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療，可是要把西布加托夫打發走她是做不到的，她寧願在院長面前千方百計地耍花招。

尼扎穆特丁·巴赫拉摩維奇還竭力主張不要讓瀕臨死亡的病人待在醫院裡，應當儘可能讓他們死在院外，這也能提高床位週轉率，對留下的病人可以減少心理壓力，統計數字也會顯得好看一些，因為他們離開醫院不是由於死亡，而只是由於「病情惡化」。

今天讓阿佐夫金出院就屬於這一類。他的病歷，幾個月來已經變成厚厚的一本了，那粘結起來的一頁頁粗糙的土黃色紙張還帶著灰白色的木質纖維，經常掛住筆尖，上面寫著許多紫色的和藍色的資料與診斷意見。透過這本粘起來的病歷，兩個醫生都看到這個疼得汗涔涔的城市少年縮成一團坐在床上的樣子，但是，柔和的聲音輕輕念出來的數字比法庭上雷霆萬鈞的判決還無情，誰也無法申訴。這裡記載著二點六萬個照射單位，其中包括最近一個療程的一點二萬個；合成雌酚五十針；七次輸血，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三千四百，紅血球……癌細胞的擴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線，已經波及胸腔縱膈，出現在肺葉上，鎖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結，而機體已無法作出阻止它們的任何反應。

兩位醫生在繼續翻閱病歷，把積壓下來的幾份接著填寫，而那位護士——x光技術員此時仍在給門診病人做放射治療。這會兒她把一個穿藍色連衫裙的四歲小女孩和她的母親帶了進來。小女孩臉上有一些紅色的血管瘤，它們還很小，還不是惡性的，但應當進行照射治療，以免它們繼續發展和轉化。這小姑娘自己沒當回事兒，殊不知自己那小小的嘴唇上也許已被死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不是頭一次來到這裡，已經不害怕了，像小鳥兒似的唧唧喳喳，喜歡去摸儀器上鍍鎳的零件，對那個亮晶晶的世界很感興趣。給她照射一次的時間總共只有三分鐘，可這三分鐘她怎麼也不肯一動不動地坐在對準患處的狹長照射管下面。她不停地轉來轉去，偏離方向，x光技術員不耐煩地關掉電源，一再把照射管重新對準她。母親拿著一個玩具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還答應給她許多其他禮物，只要她這會兒乖乖地坐著。隨後進來一個滿面愁容的老婦人，她好半天才解下頭巾，脫去上衣。接著是從住院部來的一個穿灰色病號服的女人，她腳掌上長著一個小球似的有色腫瘤——這東西只不過是由於被鞋裡的釘子紮了一下引起的。此人同護士有說有笑，根本沒有料到這個直徑只有一釐米的區區小球，竟是惡性腫瘤之王——惡性黑色素瘤，不知為什麼醫生們就是不肯給她切除。

兩位醫生難免也要為這些病人分心，看看她們的病情，給護士出出主意，就這樣，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該去給魯薩諾夫注射恩比興的時間已經過了，她馬上把有意壓下來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那份病歷放到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面前。

「在進院時處於被嚴重耽誤的狀態下，居然取得這樣大有希望的良好開端。」她說。「可惜這個人太固執。但願他不會真的拒絕治療。」

「那就讓他試試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輕輕敲了一下桌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跟阿佐夫金的那種病是一樣的，但是療效明顯，變得大有希望，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敢拒絕治療！

「在您面前，他是不敢，」漢加爾特當即表示同意，「可我沒有把握能拗得過他。要麼，把他叫來跟您談談？」她在剔除指甲縫裡粘著的一點塵垢。「我跟他的關係搞得相當彆扭……總也無法用嚴厲的口吻跟他講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們之間的彆扭還是從初次見面的時候開始的。

那是在1月份的一個陰暗的日子，雨下得很大。漢加爾特作為醫院夜間值班醫生接了班。晚上快到九點鐘的時候，樓下的一個胖女人——身體健壯的護理員來向她訴苦：

「大夫，那裡有一個病人在胡鬧。我拿他沒辦法。這怎麼行，要是不採取措施，簡直就會騎到我們的頭上。」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走出去，看見寬大的樓梯底下靠近上了鎖的護士長小屋的門口，一個瘦高個兒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這人腳上穿的是靴子，身上是泛出棕紅色計程車兵大衣，一頂普通的護耳棉帽雖然有點小但還是繃在腦袋上。他把一隻行李袋枕在頭下，給人總的印象是他準備在這兒過夜。兩腿秀麗、穿一雙高跟鞋的漢加爾特（她在衣著方面從來都不是隨隨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嚴地看了一眼，企圖通過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來，然而，那人雖然看見了她，卻依然滿不在乎，動也不動，甚至好像微微閉上了眼睛。

「您是什麼人？」她問。

「一個人唄。」他聲音不高、無所謂似的回答。

「您有到我們這裡住院的許可證嗎？」

「有。」

「是什麼時候拿到的？」

「今天。」

從他兩側地板上的水跡來看，毫無疑問，他的軍大衣全溼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樣如此。

「但是躺在這裡不行。我們這裡不允許。何況這裡也不方便……」

「方——便，」他懶洋洋地應道，「我，在自己的祖國，還會不好意思見誰呢？」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不知所措了。她感覺到不能對他呵斥，命令他起來，況且他也不聽你的。

她回頭朝前廳那邊看了一下，那裡白天總是擠滿探望病號和候診的人；三張長椅是供家屬會見病人坐的；而夜裡醫院關門以後，外地來的重病號如果沒地方住，就留在那裡。此時，前廳裡只放著兩張長椅，其中的一張上已經躺著一個老太婆，另一張上被一個系花頭巾的烏茲別克少婦放著一個孩子，她自己坐在旁邊。

前廳裡倒是允許躺在地板上，可是那裡的地板被踩得很髒。

而要進到這裡來，必須穿病號服或白大褂才行。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又看了看這個粗野的病人，他那瘦削的臉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

「您在城裡一個熟人也沒有嗎？」

「沒有。」

「您沒到旅館去試試嗎？」

「試過了。」他已經疲於回答了。

「這兒有五家旅館。」

「可他們連聽都不願意聽。」他閉上了眼睛，表示談話到此結束。

「要是早一點就好了！」漢加爾特思索了一會兒說。「我們有些護理員的家可以讓病人過夜，收費也不貴。」

他依然閉著眼睛躺在那裡。

「他說哪怕是一個星期也打算躺在這裡！」值班的護理員氣鼓鼓地訴說，「躺著擋道！說什麼直到給他床位為止！瞧，你這無賴！起來，別胡鬧！這地方是消過毒的！」護理員逼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