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為什麼只有兩張長椅？」漢加爾特感到奇怪。「本來好像還有一張。」

「還有一張被搬到那邊去了。」護理員向玻璃門外指了一下。

對了，對了，有一張長椅，在這道門外邊——被搬到器械室門外的走廊上了，好讓白天來接受門診照射的病人等候時坐。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吩咐護理員把那道走廊門開啟，對病人則說：

「起來吧，我給您安置個比較合適的地方。」

他看了她一眼，一時不太相信。然後忍著難耐的疼痛和痛楚的抽動從地上爬起來。看得出，每一個動作和軀幹的轉動都使他感到困難。站起來的時候，他沒把行李袋抓在手裡，而現在要彎腰去取他又疼痛難忍。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輕巧地俯下身去，白淨的手提起他那溼透了的不乾淨的行李袋遞給他。

「謝謝。」他露出一絲苦笑。「我竟到了什麼地步……」

他躺過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長長的水跡。

「您淋過雨吧？」她注視著他，愈來愈同情，「那邊走廊裡暖和，您把大衣脫了。您是不是冷得直抖？發燒嗎？」他的額頭整個被那頂拉得很低、耷拉著兩隻毛皮耳朵的黑色破棉帽蓋住了，所以她的手指不是放到他的額上，而是貼向了他的臉腮。

一摸就會知道，他發燒了。

「您通常吃什麼藥呢？」

他似乎以另外一種眼光看她，不再那麼極其冷淡了。

「安乃近。」

「您還有嗎？」

「嗯。」

「要不要給您拿點安眠藥來？」

「如果可以的話。」

「對了！」她猛然想起，「您把住院許可證拿出來看看！」

不知他是冷冷一笑，還是僅僅由於疼痛而牽動了嘴唇。

「沒有那張紙——就得淋雨？」

他解開軍大衣的扣子，從露出來的軍裝上衣口袋裡掏出了住院許可證，果然，是當天上午門診部開的。她看了以後，發現這個病人應歸她管，屬於放射科的。她拿著許可證轉身去取安眠藥：

「我馬上就會拿來。您先去躺下吧。」

「等一等，等一等！」他彷彿醒了過來，「把那張紙還給我！我們瞭解這些手段！」

「可您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她回過頭來，委屈地問道，「難道您不相信我？」

他躊躇地看了一眼，沒好氣地說：

「憑什麼我要相信您？我跟您也沒用同一只飯盆喝過湯……」

說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

她生氣了，自己沒回到他那裡去，而是讓護理員把安眠藥和許可證交給他，許可證的上方寫上了cito字樣，還畫了一道槓，打了驚歎號。

只是在夜間她才從他身旁走過。他睡著了。長椅微微凸起的椅背與同樣凸起的座位相接，形成一道淺槽，對這個人來說，睡在上面很方便，不會摔下來。他已把淋溼的軍大衣脫了，但還是把它蓋在身上：一側衣襟蓋著兩腿，另一側蓋著肩膀。一雙破靴子掛在長椅的一端。靴面無一處完好，用黑的和紅的皮革邊料補了又補。靴底的前面和後跟都打著馬蹄鐵。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又跟護士長打了招呼，所以護士長就把他安置在二樓扶梯的平臺上。

誠然，從那頭一天以後，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再使她難堪過。他彬彬有禮，以城市人的通常語言跟她談話，總是主動先打招呼，甚至還露出友好的微笑。但是總給人留下一種感覺：他會突然做出什麼奇怪的舉動來。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來做血型測驗的時候，已經準備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從他的靜脈中抽點血，可他把已經卷起的袖子又放了下來，語氣堅決地說：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遺憾，請您想想別的辦法吧，這試驗就不必做了。」

「這是為什麼，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經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給了。誰的血多，就讓誰給吧。」

「可您怎麼不害臊？算什麼男子漢！」她帶著女性所固有的那種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這種表情男人是頂不住的。

「驗完了血有什麼用？」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給您輸血。」

「給我？輸血？得了吧！我要別人的血幹嗎？我不想要別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給。血型您可以記下來，在前線驗過，我記得。」

不管她怎麼勸說，他也不肯讓步，總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來加以拒絕。他深信，這一切都是多此一舉。

最後，她簡直氣急了：

「您把我置於一種相當愚蠢和可笑的地位。我最後一次請求您。」

不消說，從她這方面來說，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馬上把胳臂袒露出來，向她伸過去：

「只是為了您——抽三毫升好了，請吧。」

由於她在他面前總是不知所措，有一次還發生過一段令人尷尬的插曲。科斯托格洛托夫說：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她脫口而出。

她為什麼這樣回答呢？在那一瞬間，不這樣回答就彷彿受了委屈似的。

他沒再問什麼。

其實，「漢加爾特」是她父親、祖父的姓。他們是俄羅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麼回答呢？說「我還沒出嫁」？說「我從來沒結過婚」？

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