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殯葬完他的父親，並守了三年的喪，終於在北宋神宗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的二月，從家鄉四川回到闊別已久的都城開封。
也是這年，也是這月，王安石被宋神宗趙頊任命為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這就是說，新登基的年輕皇帝決定賦予他足夠的權力，來掌控國家，以推行新法。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變法，就在這年，這月，大張旗鼓開展起來的。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改革，不過，成功者少，失敗者多。從商鞅、王安石、張居正，到康梁百日維新的改革失敗來看，商鞅敗於貴族奪權，張居正敗於死後清算，康梁敗於保守勢力，對立面都是壞蛋；只有王安石的失敗，是個異數。他的支援者，基本上都是聲名狼藉之徒，他的反對派，無一不是正直高尚之士。試想，這樣一臺戲，王安石再蹦再跳，再吼再叫，能唱得下去麼？蘇東坡，就是建議他拉倒吧、歇手吧的眾人中的一個。
也許這是巧合，也許這是命運的安排，他回來得一是恰逢其時，一是恰逢對手。從此，按《宋史》所說，他就「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一直走下坡路。說句良心話，雖然王安石是他命運中的第一個剋星，但王先生只是防著他成為自己的勁敵而已，對他儘管火大，收拾過他，打擊過他，倒也並不想置他於死地。不過，後來，那些尾隨王安石而扶搖直上的新貴，則是恨不能將他送上斷頭臺的，民間諺語中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搪」，就是這個意思了。
開封的二月天，蔡河尚未解凍，初春的風吹在臉上，確有一點點冷冽。不過，年年如此，歲歲相同，中原地區總是這樣送走寒冬，迎來春天。也許文人的神經細胞發達，也許他們很容易表現出敏感，事隔三年，蘇東坡重又回到這座城市，忽然覺得有一股寒颼颼的氣氛，裹脅著他，好一個不自在；王安石呢，也如此，自打上年七月來到東京，居住了大半年光景以後，這位長年生活在金陵的人，還是不能適應北方初春的冷意，背脊有些發冷，一種瑟縮感在壓迫著他，與蘇相似，同樣好一個不自在。如果說，蘇東坡的冷，只是因為他注意到一小部分人，那眼神變得嚴峻起來，甚至有意對他迴避；那麼，王安石的冷，則是他發現這座城市的大多數人，對他的猜忌，對他的拒絕，一如他剛來到都城那樣，依舊寒氣襲人，毫無變化。
歷史，大概是個有趣的老人，很愛開玩笑，就在北宋王朝大變化的前夕，非要在這個悽悽寒寒的二月天，將名列「唐宋八大家」的這兩位掰過腕子，賽過高低，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絕說不上是朋友，但也說不上是敵人的兩位，硬碰硬撞在皇城丹鳳門前的通衢大道上。
那場面，兩人有點不知所措，因為平素間沒有私誼，也就沒有來往，屬於「敬而遠之」，屬於「河水不犯井水」，屬於「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泛泛之交，甚至連「泛泛」也談不到。不期然地在此相遇，不免一番尷尬。開封作為宋朝的首都，那制度是前朝政府釐定的，後周的世宗柴榮是一位英主，氣魄很大，志向很遠，所以這條北至玄武門，南至朱雀門，再到南薰門，縱貫全城的長街，長而且闊，寬加之廣，相當壯觀。只是由於黃河多次決口，如今早沉積湮沒在城市地底下了。這兩位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一邊的。但世事偏是這樣蹊蹺，你想他倆碰頭，也許湊不齊，你想他倆迴避，卻歪打正著。一是王安石向來不講究禮儀，輕車簡從，信步走來；一是蘇東坡剛剛由蜀返京，沒帶隨從，無人招呼。於是，抬頭不見低頭見，只好抱拳作揖，寒暄兩句，隨後，各走各路，揚長而去。
王比蘇年紀大，身份高，按理，應該先開口，對他老爹的辭世，表示一點哀悼之意，對他守喪歸來，說幾句慰問的話，節哀順變啦，化悲痛為力量啦，也是情理中事。但王安石是個偉大的人物，從梁啟超譽他為三代以下，中國惟一的完人起，到批林批孔，評儒評法，將他捧上法家的尊位止，越來越偉大了。可是，不管多麼偉大的人物，往往也有其渺小之處。偉人要思考大事，關注宏觀，自不免忽略細部，疏失碎微。其實，他的同時代人，也說他是一個「好學泥古」，「狷狹少容」的有相當呆氣的先生。估計王安石未必會對蘇軾的殯喪歸來，多麼在意，也不會對蘇老泉當年與他的芥蒂，抱有成見。此時此刻，除了變法大計外，任何事物，都不在王安石的視野之中。雖然，蘇洵早年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的《辨姦論》，很多資料證明系偽託之作，但後人為什麼要假借他的名義，由此推斷，蘇洵跟王安石的有所不協，而王安石因此對蘇氏父子存在牴牾，當非一朝一夕之事。這也是他們兩位寧肯少說一句，決不多待片刻的深層原因。西方有句名言，性格即命運，或性格決定命運，再沒有比在這兩位文人的身上，得到最完整的體現了。
蘇洵死於英宗治平三年（西元1066年）的四月，蘇軾上書，為父求官。此事，南宋邵博的《聞見後錄》說，載於《英宗實錄》的說法，為「蘇洵卒，其子軾辭所賜銀絹，求贈官，故贈洵光祿寺丞」。而載於歐陽修《志》的說法，為「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邵氏認為，所以有此差異，《英宗實錄》為王安石撰，他對蘇洵、蘇軾父子不感冒，故而直書「求贈官」。歐陽修與三蘇交往密切，通家情誼，筆下遂有「哀之，特贈」的衍溢之辭。其實，王安石大可不必赤裸裸地、狠呆呆地說得這麼白，這麼直，來出蘇東坡的洋相。蘇軾請求英宗恩賜其父一個稍微響亮一點的官位，人子之情，無可厚非。看來，王安石對蘇東坡之耿耿在懷，除了政治上的異同，情感上的隔膜，文人之間的較量，也是他與蘇軾始終相左的根本。
明人茅坤倡「唐宋八大家」說，蘇門父子三人均在其中，可見蘇洵的道德文章，學問著作，不但為時人所崇，後世亦頗具影響。但他仕途不順，多次應進士和茂材試，皆不中，遂絕意功名，自託於學術。這也是中國許多文人，在功名上碰壁以後不甘沉淪的出路。問題在於你找到了自己，你活著的時候，可以依靠學術成就，從此傲岸於世，不買誰的賬；可你死了以後，就由不得自己了。你的兒子，你的家屬，就得按傳統禮教，世俗常規來辦理後事。蘇洵終身未第，惟有「試秘書省校書郎」，和「霸州文安縣尉」這樣官卑位低的銜頭，實在拿不出手，上不得檯面。中國人之死要面子，是出了名的，於是，蘇軾向英宗張嘴，請求給予這點哀榮，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苦衷。老實講，「光祿寺丞」，算個狗屁？即使實授活著的蘇洵，也是一個無職無權的散官。何況死後追贈，純系順水人情，大家心裡明鏡似的，大宋王朝別的不多，這種有名無實的官，多如牛毛，誰稀罕？只不過王安石先生偏要咬文嚼字罷了，至少在這一點上，王欠缺一點厚道。
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文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了。一部文學史，不管厚如城磚，還是薄如蟬翼，上面記載著的，都是文人看不起文人的相輕史。因為中國文人，大度者寡，是非者眾，胸懷寬廣者少，小肚雞腸者多。表面上，溫文爾雅，彬彬有禮，挺能裝蒜；私底下，孰高孰低，誰強誰弱，猴精猴精，無時無刻不在盤算之中。王安石這樣寫，我們叫現實主義，歐陽修那樣寫，我們叫浪漫主義，都沒有錯。話說回來，為蘇軾設想，他有非這樣行事不可的道理，將其父骸骨從開封運送到四川老家眉山，舟船輾轉於江河川漢間，千里之遙，若得不到沿途地方官員的幫助，不知該如何耽擱時日？因此，只有討了這個「特贈光祿寺丞」的虛名，才有「敕有司具舟載喪歸蜀」的諭旨，他之遲遲未行，就為等這張派司，儘管如此，經水路扶柩回鄉的他，還是用了十個多月的行程，直到次年的四月，才抵達眉山。
接下來，當然就是安葬；再接下來，當然就是「丁憂」。
封建社會，強調忠孝，父母死後，子女要守喪，三年內不做官，不嫁娶，不赴宴，不應考，名日「丁憂」。也就是說，蘇東坡要守喪三年後方可復職。這種「丁憂」制度，有時會弄得當事人很掃興，很尷尬。第一，噩耗傳來，二話不說，立馬辭掉差使，回籍泣血稽顙，寢苫枕塊，工作沒了，飯碗丟了。第二，守喪三年，不上班，不做事，隔絕官場，遠離同僚，頓成一個雖然還頂著烏紗，但已是有名無實的官場植物人。整整三年，該走動的，該聯絡的，該鞠躬致意的，該磕頭燒香的，這些為官必做的基本功，統統放下不練，且不說經濟上的損失，守喪以後，繼續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其可能性還有多大？尤其大宋王朝，冗官為其積弱不振的原因，你還沒有站起來離開這把椅子，就有好些競爭者覬覦你出缺的位置，所以「丁憂」，常常成為官場傾軋的一種手段。
不過，蘇軾，是位天生的樂觀主義者，他倒沒有太多往這方面想，因為他心裡有底。治平二年學士館試策後，入直史館，是宋英宗趙曙的特意安排。按皇上的意思，「即欲便授制誥」，要重用和大用，被宰相韓琦攔住了，認為拔擢過快對年輕幹部不利。宋英宗讓了一步：「知制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韓琦還是不同意：「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所以，蘇在史館中，實際是接受皇帝差遣的貼身秘書，屬於能夠出入內廷的特殊人物。因此，握有出入內廷腰牌的他，才不在乎別人借丁憂之事來擠對他。
熙寧元年（西元1068年）的七月，正式除喪，在原籍又滯留到這年的十月，才動身回京。一是他入直史館，在別人眼睛裡看來的良好前景，二是他詩詞文章，在別人心目中留下的響亮名聲，如此一個紅人，一個名人，走到哪裡，會少了舊雨新知的迎來送往呢？何況蘇東坡又特別地愛吃這一套，受用這一套呢？就像如今那些大紅大紫的文化明星，到處招搖，騙吃騙喝，快活得不行一樣，渾身上下，每個細胞都處於亢奮狀態。再加之粉絲的包圍，慕名者的崇拜，狗仔隊的跟蹤，那感覺真是好極了。所以，這次行程，走的是陸路，本想圖快一點的，但應接不暇的他，竟「優哉遊哉」地逛了四個多月，直逛到熙寧二年的二月，才回到京師汴梁。他的一行車騎，滿載著朋友的饋贈，沿途的特產，在其開封寓所南園的院前停下，尚未完全卸下，估計他的家人，他的親友，馬上就會告訴他離京三年期間，在首都發生的大事小情。雖然，千頭萬緒，說來話長，但總結起來，無非四條：一、英宗死了，二、神宗接位，三、王安石來了，四、馬上實行變法。這四大變化，讓蘇東坡有兜頭一棍之感，心底裡多少有點發毛。
南宋人李燾，用力四十年，據第一手資料，也就是帝王的起居注，著《續資治通鑑長編》。不知為什麼，獨缺神宗熙寧二年的這一卷。因此，蘇軾回到都城，循例請求復職的報告，遞上去以後，遲遲不見覆文，在此書中找不到任何記載。在元人脫脫主編的《宋史·蘇軾傳》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也看不出什麼周章。不過，從他一封給友人子明的信中：「軾二月中，授官告院，頗甚優閒，便於懶拙。」可想而知，蘇軾的職務雖然恢復，薪俸如數照領，但三年前那樣進出掖庭，奉承聖意，或草詔書，或擬敕令，時刻待詔於英宗陛下的榮幸和特權，隨著大行皇帝而一去不再。這種「優閒」、「懶拙」的牢騷，反映出他交出腰牌的失落感，看出他遠離天顏的鬧心程度。
在所有的帝國體制裡，上至王公大臣、皇后貴妃，下至百宮佐僚，太監宮婢，能夠得到帝王寵幸者，無不費盡心思固寵，無不竭盡全力排他，讓皇帝老子永遠愛他，而且只愛他一個。在當代社會里，哪怕一個科長，一個村長，一個小老闆，一個下三爛的評論家，都會有他們的親信、馬仔、跟屁蟲和狗腿子的。一個個也是虎視眈眈，生怕別人擠進來的。王安石是偉人，這一點，毫無疑問，然而，偉人也是人，他怎麼能夠允許蘇軾進入神宗的視線之中呢？第一，此人年紀輕；第二，此人名聲大；第三，此人在朝野的朋友多；而王安石更為在意的，是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覺得這位後起之秀，有點輕狂，有點囂張，若是給他出入宮禁的方便，若是給他左右天聰的機會，能指望這個在學問上看不起自己，在文學上勝過了自己的蘇東坡，對他的改革，對他的變法，唱讚美詩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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