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這則「高山流水」的典故，用來形容知音之賞識和知音之難遇。
中國文人的最大毛病，從來不是「嚶其鳴兮」地「求其友聲」。凡寫了一點作品，凡有了一點聲望的作家詩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誨人不倦」，要「指點眾生」，要「揮斥方遒」，而「好為人師」。
這班進入大師狀態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門之粗，脾氣之長，毛病之多，遂構成當代文學的一道風景線。反觀前賢，能不感慨良多嗎？
大師，是極尊崇的稱呼，最早見《史記·儒林列傳》：「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看來，大師情結，可謂古今通病矣！
由此起始，中國的大師開始多了起來，什麼國學大師、文學大師、美術大師、烹調大師、氣功大師、幹炒牛河大師，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把這頂桂冠東送西送，已經貶值到與街上賣的臭豆腐也快差不多了。書無一本像樣的，文無一篇稱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嘔的大師狀，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實在是近二十年文壇怪現象之一。前人對於濫稱大師，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裡說到大清朝時的情況，言詞中就頗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弦誦閴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儼然坐皋比，稱大師矣！」
民國初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裡說：「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發現出來。」由此可見，在胡適眼裡，學者和大師不能畫等號，沒有「大成績」，而只是中成績，小成績，學者也不能稱大師。所以，現在文壇上那些自封的大師，人封的大師，多少有些「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證明了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裡說過的一句名言：「發亮的東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針見血之語。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師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這個「師」字，則分量尤其的重。
我記得舊時家家戶戶供奉香火的神龕上，就有寫著「天地君親師」字樣的牌位。這「師」，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聖先師，中至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各類學問的大師，下至為你啟蒙、教你識字的老師。凡師，本來就應該包含扶持、提攜、培養、薰陶後來人的意思在內。近讀《宋史》，為歐陽修和蘇東坡同道相助，獎掖後進的精神所感動，於是，體會到中國文學的進展，正是全賴這樣的大師的播種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壇的輝煌局面，因此，要說到大師二字，只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才是名副其實的。《宋史》載歐陽修「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遊其聲譽，謂必顯於世」。蘇東坡也如此，「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
像這樣的大師，庶幾乎不辜負這一個「師」字了。孔夫子所以成為百代素王，就因為他擁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形成了一門儒學。什麼樣的「師」，帶出什麼樣的「生」，然後，一群什麼樣的「生」，又對中國文化上作出什麼樣的貢獻，這才夠資格稱為大師。
歐、蘇所在的趙宋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實際上只擁有半壁江山的弱勢政權，但在文化和文學的成就上，絲毫不遜色於前朝的盛唐氣象。人們耳熟能詳的唐宋八大家，所謂「韓柳歐蘇」等等，這兩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壇一下子出現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局面，絕非阮籍登廣武所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只會搞一些形式主義的，只不過是過眼煙雲的假繁榮，而是一個真正輝煌的，在歷史上留得下來的文學高峰期。
十一世紀的中期，歐陽修算得上是位頂尖的領銜人物了，「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接他棒的蘇東坡，小他二十九歲，則是十一世紀後期的文壇主將，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裡讚歎道：「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反覆論說其有功於斯文，看來真是發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壇，先是歐陽修與他周圍的作家，後是蘇東坡與他同道的文友，構成了兩個極佳的文學方陣。但蘇東坡在文學途程起點階段，若無歐陽修這樣的「師」，蘇軾這樣的「生」，也許未必如此順利在文壇立足了。所以，按舊時風習，「師」之對於「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以後，雖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師生知識的傳承關係，所負荷著人類進化的重任，正是有師有生，代代相傳，才構成世界文化的歷史長河。
當歐陽修「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早已文聲卓著，名震遐邇。可蘇東坡還在四川老家待著，雖然他二十歲的時候，由眉山至成都，當地名流「一見待以國士」，但對偌大中國來說，盆地終究有其侷限性，儘管蘇軾才俊不可一世，但不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師賞薦之外，其成長過程似乎有個隱隱的規律在，那就是必須出夔門，方成大器。
記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寫《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而聞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時，每年到北京來開會，偶爾到舍下小坐，總是伴何士光、張賢亮等一起光臨，談及這個話題，舉出不少例證。其中一，即蘇軾，一齣蜀則雄霸天下，以致四海之內計程車子，開口不談蘇而覺氣索。其中二，即司馬相如，當他在西京時何其了得，長門一怨而天下知，后妃們都給他送紅包，求其詞賦，文彩之飛揚，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條街上，與卓文君合開一家小鋪子，整日坐在燙酒的炭爐旁，欣賞太太的美麗，從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應，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許不無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還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蘇洵也許意識到，也許並非完全自覺地，只有走出盆地，方能顯現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尋找到認識並重視他們才華的大師，至死也是坐井觀天罷了。於是，至和、嘉祐年間，領著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離開家鄉四川眉山，乘舟東下，過三峽，出夔門，到了北宋的京師汴梁應試。三蘇的名聲，立刻被當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由於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的推薦，而且上達天聽，連宋仁宗都認為朝廷得人。於是，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製造了一次「轟動效應」。開封城裡，立刻掀起了一陣三蘇旋風。一時間，文人為文，都模仿他們的風格。
「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屬。」這是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的梅堯臣，所寫的《送曾子固蘇軾》詩。三蘇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這位老詩人興奮不已。然而，他筆下所寫的「光輝」，正是由於歐陽修大力提攜，推薦，遊說，鼓吹，蘇洵與其兩子軾、轍，才得以大展抱負，否則，也不是沒有可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歷史上那種「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懷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屢屢發生過嘛！所以，發現真正有才華的人，並使其充分發揮能量，也就是所謂的慧眼識人，這才是大師的「師」，應該盡到的責任。所以，大師的偉大，除了偉大在自身的文學成就上，還偉大在知人，識人，發現人，培養人的堪為人師的這一點。
西元十一世紀中，歐陽修是位公推的文壇領袖，那時候沒有什麼選舉之類，也用不著拉票，也無須乎搞種種小動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師輩的作家，更講究靠作品說話，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學以外。而時下那些奔名逐利於文壇者，組織吹捧呀，花錢買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結果如何呢？不過是《伊索寓言》所嘲諷的那隻狐狸，儘管披了一張獅子的皮，也並不等於就是森林之王。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個字，都鍍上14k金，該狗屎還是狗屎。
歐陽修被「天下翕然師尊之」的崇敬，是因為他「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後一句，若譯成現代語言，歐陽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創作實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為大師，憑真貨色，真本事，真學問，真文章，才在文壇上產生一呼百應的凝聚力。歐陽修也不是無原則地支援一切，而是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主張，和他一以貫之的做人風格。「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歐陽修作為大師的第一成績：糾偏當時文學積弊，創造一代新的文風。《宋史》認為他的功績可與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相比擬，「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作為大師的第二成績：是他發現了一大批如蘇東坡這樣的文學精英，使他們脫穎而出，造成宋代文學的輝煌。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那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一筆，予以充分肯定的。
看來，發生在1058年的這次開封城裡的小小學潮，不過是考生們起鬨而已，倒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對歐陽修改革文風的一次抗議。他們落榜了，走上街頭，攔住了他的馬，包圍著他吵吵鬧鬧，連警察也沒有辦法制止。這位老先生並不因此而遷就，而改變初衷。該支援者絕不惜力，不該支援者哪怕鬧事也絕不苟同。梅堯臣詩裡提到的曾子固，即曾鞏，也是受到歐陽修關注過的。《宋史》說曾鞏「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過他，得以受到歐陽修的教益。《宋史》的《曾鞏傳》和《王安石傳》裡都記載有這段：「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意，遂與之異。」「安石少好讀書……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主延譽。」從他的作品集中，有許多與這些年輕文友們的唱和、交遊、思念、酬應的詩篇。歐陽修曾被他的政敵指斥，說他有朋黨之嫌。他立即著《朋黨論》，毫不掩飾他與同道者的親密關係。「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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