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師，其學術成就，其文化貢獻，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總是能夠像電光雷鳴一樣，產生巨大影響，在歷史的一頁上留下濃墨鑄成的銘記，永不磨滅，這才是胡適所說的「大成績」。作章句儒，做老鵰蟲，拾人牙慧，雞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師的。至於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紙上的冰山，厚似城牆的臉皮，吹牛皮不上稅，與大師二字更相差十萬八千里了。
西元1056年，已經頭角崢嶸的蘇東坡方二十二歲，他的弟弟小他三歲，比之現在那些後生代的作家，還要年輕些。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則偏向晚熟。且不說外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都在未長鬍子以前，就寫出了傳誦一時的名篇，僅以中國的李賀為例，孩提時，就寫出《高軒過》一詩，令韓愈吃驚。李長吉死時才三十出頭，還不到退出共青團的年齡。可他在唐代詩壇的重要位置，已經牢固地奠定，為公認的大家。可時下許多同樣年紀的後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領。好一點的，充其量，也只處於小試牛刀的發軔期，連圈子裡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時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歲，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頭銜者，不算稀奇。過了而立之年，還稱之為新生代，或後生代作家者，也屬正常，以此類推，蘇東坡就該是兒童團作家，李賀只能算幼兒園作家。我想，造成這種現象，有許多因素。但缺乏像歐陽修這樣獎掖後進，發現新人的大師級人物，恐怕是相當重要的原因。韓愈就了不起，他聽說李賀那小孩子有特異才華，親自登門。後來，李賀考試，因避父諱，取消報考機會，韓愈專門寫了文章說明諱無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這些大師的關懷，李賀的稟賦才得以發揮出來，成為詩中鬼才吧！
所以，韓愈說，不怕沒有千里馬，而怕沒有伯樂，這句話是有道理的。當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硬是沒有伯樂出現，或出現了他也不幹伯樂的事，盡去沽名釣譽，盡去風花雪月，盡去撈一官半職，那也只能無可奈何，就靠千里馬自己去馳騁了。但千萬別碰上一位非伯樂，卻裝作伯樂的傢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那就該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樂，如歐陽修者，在讀到蘇軾的文章以後，給梅聖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一個在文壇扛鼎的大人物，會為一個年輕作家的出現，高興到甘願為他讓路，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還能找出類似的第二人麼？宋人朱弁，在他的筆記《曲洧見聞》裡提到：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輩類若此。一日，與其子棐論文及坡公，嘆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從這裡，我們更看到他那寬大的心懷，深情的期勉，以及對於年輕人成功的喜悅。
若是能得這樣大師的惠澤，豈不也是一種難得的幸福嘛！
大師的預見沒有錯，朱弁接著寫道：「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蘇軾文字），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讀坡詩，便自覺氣索。」
蘇東坡在北宋文壇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時，雖然他一次坐牢，兩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調動，最後充軍到海南島，一生之中，始終與提攜過他的前輩歐陽修一樣，接棒的蘇軾，也是以扶持年輕人為己任的，身體力行，盡最大力量去發現、支援、援助、提攜文壇新人，在《宋史》中，這樣的例子，簡直俯拾即是。
《黃庭堅傳》：「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
《晁補之傳》：「十七歲從父官至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
「從弟詠之……少有異材……晁補……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
《秦觀傳》：「見蘇軾于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及死，軾聞之嘆曰：‘少遊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邵博的《聞見後錄》裡所說的一則故事了。「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爾。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師的胸懷，大師的關愛，從這一席話中，千年以後的讀書寫作的人，也能體會到大師的體貼和溫馨。聯想到時下那些加引號的「大師」，凡諛己者皆榮寵之，凡異己者皆糞土之，踏破門檻者為高足，不去磕頭者為叛逆，無所謂是非，也不辨真偽，只以個人好惡而定愛憎。而真正的大師，永遠是旗幟鮮明地支援應該支援的文壇新秀。也許他並不喜歡他，如歐陽修之對王安石，後來兩個人甚至成為政敵，但不因此改變他對王安石文學才華的看法。
因為大師有這樣足夠的自信。
現在，還有這樣樂於助人，特別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師嗎？當然有，這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文人的人梯精神，團隊意識，自會薪火相傳，香煙不絕的。但也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特別強調物質的社會里，此風縱存，大概為數也不多了。而像歐、蘇如此摩頂放踵，不遺餘力為文壇新進推波助瀾的大師，幾乎不大看到了。
物質時代，不大容易產生精神上的大師，但類似大師，或近乎大師，或被人捧作大師，或有可能成為預備大師、候補大師的人物，還是能夠套用蘇聯電影《列寧在1918》裡那句膾炙人口的「麵包會有的」的臺詞，無妨可以自豪地說一句：「大師會有的。」這也是我們的一種幸運了。
不過，在物質時代的大師，也有難能免俗的物質慾望，或忙於建造紀念自己的樓堂館殿，或忙於保留自己有可能成為文物的故居，或忙於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學會，或忙於口授、對講、自撰自己的回憶錄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類的工作，大師太忙，使他們無暇顧及後來者，由著文壇這班小八臘子自生自長，也就可以諒解的了。所以，像歐蘇那種大師風範，一時間竟也真成了空谷遺音呢！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古代的大師似乎比今天的大師要想得開，所以，他們不怎麼忙，因而有時間為文學發展，培養新人，做一些事情。至於身後，歐陽修頂多也就是和梅堯臣約定，我死了以後你給我寫墓誌銘而已，蘇東坡連這一點甚至沒有想到，他死後的紀傳，只好由其弟蘇轍編撰了。即使沒有研究會，沒有回憶錄，也依然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師。
想想也真是感到遺憾，由於歐陽修處於朝廷政治鬥爭的漩渦中，蘇東坡處於流放坐牢的顛沛生涯裡，這兩位大師竟沒工夫，也沒有想到，應該向城建部門去辦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權，永遠不予拆遷，以供後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沒有蘇軾的故居，在江西永豐也找不到歐陽修什麼祖屋之類。這當然令對這些真正大師的崇敬者，多少有點惋惜。眉山的一處公園裡，尚有一座東坡先生的塑像，永豐那裡的六一居士的遺址，早就蕩然無存。轉而一想，沒有故居留存下來，影響他們的偉大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環滁皆山也」的醉翁亭，「畢竟西湖六月中」的蘇堤，不比一處兩處故居，更具有文學價值嗎？
寫到這裡，不禁生出一種杞人憂天的思慮：要是把所有活著的大師或準大師或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師的故居，都保留下來的話，活人還有立腳之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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