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蘇東坡三十四歲，王安石五十一歲，相當今天80後作家與知青代作家的年齡差距，按理說，基本不搭界，也就不會太計較。可是，從二月起，宋神宗幾乎將整個大宋王朝，託付給這位改革家，由著他大展拳腳。值此權高位重，如日中天之際，可以想象他很忌諱他與神宗皇帝之間，出現第三者的。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安石，應該是一個高明的謀略家，精明的權術家才是，衝他把蘇東坡放在心上，證明他還不完全是。因此，他首先介意的是與他平級而且資深的司馬光，其次是韓琦、富弼、文彥博這些曾作過「平章事」，也就是相當於宰相或副宰相的重臣，至於歐陽修，至於蘇東坡、自鄶之下，統統不在他的眼中才對。蘇軾若放在今天，其地位，充其量不過相當於文聯、作協的副主席或者主席團委員而已，哪怕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哪怕出入有小車代步，哪怕人五人六，像模像樣地出現在公眾場合，眼前有閃光燈啪啪作響，手中有麥克風可供開講，那也無法與職務相當於國家總理、副總理級別的王安石相比。
已經成了神宗的教父，兼指導，兼國策顧問的王安石，為什麼總是不放過比自己小十七歲的蘇軾呢？
這就是文人無法超脫的較量情結了。在文學史上，蘇的名聲要高於王，蘇首先是文學家，其次是政治家；與其說他是政治家，還毋寧說他是一輩子攪進政治是非之中的倒霉蛋，更為確切。而在中國政治史上，王的名聲要大於蘇，因此，王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文學家。可這兩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雖然熙寧二年尚未出現這種說法，但王安石並不認為自己文學家的身份，排在第二位，就是第二流。所以，一流文學家的王安石，自然要把一流文學家的蘇東坡，視作較量的對手。反過來，蘇東坡也不能承認他首先是文學家，其次是政治家，因而他就是一個二流政治家，一個不成熟的政治家。當他被逼到牆角，有什麼理由不與這個一流政治家王安石，進行旗鼓相當的角鬥呢？丁憂三年回來，這樣輕易地被王安石從牌桌上拖下來，逐出於權力遊戲之外，當然不能善罷甘休，當然不能嚥下這口氣。抗爭圖存，改變劣勢，是人類進化的物競天擇之道，更是那些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的官員們，在其位謀其事的必然規律。他會想，如果英宗在，當是我踹你王安石到桌子底下去。如今，龍椅上坐著天縱聰明、聖心獨運的神宗陛下，也不是隻許你一個人巴結，而再無別人趨前的份？
有壓迫就有反抗，這是當代的政治口號，然而也是古已有之的漢子精神，蘇軾以他自己的方式，從這年的五月份起，連續上書，如《諫買浙燈狀》，如《議學校貢舉狀》，終於得到神宗的召見。在其隨後的《上神宗皇帝書》一文中，說到這次與趙頊的對話，兩人似乎交談得很融洽。這年，神宗二十一歲，年齡段接近於蘇軾，趨同的可能要大些，也許這是王安石擔心的因素。果然，趙頊很開明，很開放，「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據此，「臣即對日，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入太銳，聽言太廣。」蘇東坡逮到這樣一個進言的機會，自然也是毫不客氣，直奔主題。雖然，沒點出王安石的名姓，神宗不是糊塗蛋，明白他「三不」、「三太」的鋒芒所指，不得不「頷之日，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
說到官場鬥爭，只要是這種你背後整我，我背後整你的小動作，就不能以正義或非正義，善良或不善良這些通常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因為其中所夾雜著的個人意氣，嫌隙是非，私衷隱情，偏頗怨尤之類見不得陽光，上不得檯面的貨色，很難以好、壞、對、錯來判斷。蘇東坡是否還給神宗說了一些未便在這篇文章裡和盤托出的東西，後人自然無法瞭解，但王安石顯然獲悉一些情況，才趕緊跑到神宗那裡去消毒。現在回顧這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也有其可愛可笑之處，只要一碰上蘇軾，就捺不住地神經質，就捺不住地肝火旺，就捺不住表現出文人的氣質來。
看來王安石雖是偉人，更是常人，他還真是急了，據《長編拾補》卷四，此人進宮，直通通地就問神宗：「‘陛下何以召見軾？’上曰：‘見軾議學校貢舉，異於諸人，故召見之。’……對曰：‘陛下如此錯矣。人臣以得召見為榮，今陛下實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見，恐人爭為利以進。’」，王安石也不在意這種教練訓斥球員的口吻，神宗聽了能否受用，幸好這位陛下指著他變法圖強，來挽救這個帝國，也不好太在意這個說話不拐彎的參知政事。不過，還是建議王安石：「軾宜以小事試之，何如？」沒想到，本來面孔赭黃的王安石，益發黑沉下來，一臉墨色地說：「陛下用人，須是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神宗此時需要王安石大於需要蘇軾，也就不再堅持起用先帝重用過的才子。
過了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命舉諫官，張方平舉李大臨與蘇軾，神宗估計王安石會亮紅燈，乾脆壓下。
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阻難，如果蘇軾聰明，適可而止，這位同行也許會高抬貴手，給他一條出路。可蘇東坡屬於那種比較在意人格，在意自尊的文人，點頭可以，鞠躬辦不到，問好可以，請安絕不會。你可以說蘇很傲岸，你也可以說蘇有骨氣，中國文人患軟骨症者固多，但也不全部都是鼻涕蟲。王屢次三番用行政手段壓蘇服，想讓蘇服，蘇還就偏不服。八月十四日，蘇軾擔任國子監舉人考試官，雖然這是一次臨時差使，他還是利用這個機會，表現了他對王的反抗。這種文字遊戲式的反抗，根本不頂屁用，但是，一個人連這點不頂屁用的聲音，也發不出來，豈不是太窩囊、太孬種？這是一道極具反諷意味的策論題目：「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試題一發到考生手裡，無不會心而笑，連貢院的兵卒都看出名堂來了，王安石哪裡能忍受這樣公開的挑戰，大冒其火。
所以，接下來的十月七日，司馬光上書，舉薦蘇軾為諫官，這本是極有可能的安排，火大的王安石，對與他平級的同僚提出來的方案，照樣也給斃了。
十一月初六，蔡延慶、孫覺並同修起居注，神宗想起用蘇軾，無論如何，蘇軾是他爺爺宋仁宗選拔的才俊，是他老爹宋英宗賞識的才子，但王安石跳出來反對，把他對蘇東坡的不滿，大大地宣洩了一通。據《長編拾補》雲：「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邪檢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言優遊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欲附麗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罷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此人並無才智，以人望，人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他的這番怨言，既有不實之詞，也有道聽途說，但更多地讓我們窺見其內心深處，撇開政治之外的那種文學家的較量。他提到的蘇作《賈誼論》與他作的《明妃曲》，皆以漢朝歷史為背景的文章和詩詞。嘉祐年間，這兩篇東西轟動一時。相隔十年之後，王說起來還是咬牙切齒，因為曾經搶了他的風頭。從計較這等小事，本是政治家的王安石，一下子成了完全的文學家王安石了。
熙寧三年（西元1070年）的二月，新法推行一年以後的弊端，逐漸顯現，舉國上下，苦不堪言。應該是絕對文學家的蘇軾，成為公開挑戰王安石的政治家，再次上書神宗皇帝，堅論新法之不可行。據《長編拾補》卷七，「軾又嘗上疏曰：‘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上以軾所對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有異論耳，無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蘇？豈為其才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撲，使其貼服乃可用。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且如軾輩者，其才為世用甚少，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這段君臣之間的對話，完全暴露王安石在文學上壓不倒對手，在政治上卻可將對手打趴在地的嘴臉。
最後，王安石竟然慫恿他的親家謝景溫檢舉蘇軾，誣告他「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物貨，賣私鹽等事」。神宗當真了，立案調查。好在那時沒有雙規這一說，蘇東坡心裡坦蕩，照吃照喝不誤。最後，查無實證，王安石也只好黑著臉，兩眼一抹煞，不了了之了。
錢穆在《國史大綱》裡評論王安石：「是有偉大抱負與高遠理想的人。」但也說：「安石的最大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依照當時情況，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寬養民力。非寬養民力，不足以厚培國本。非厚培國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未免自視過高，反對他的，他便罵他們不讀書，說他們是流俗，又固執不受人言，而結果為群小所包圍。」「所以當時人說他性情執拗，不曉事。又說他只能做翰林學士，不該做宰相。」大師的這些論斷，歸納為一點，最好做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實際上還是脫不了文人本色。王安石的理想主義、感情用事、偏執人格、任性而為，說明他血液中終究是文人的稟賦居多，所以他給中國人留下來的寶貴遺產是文學，而不是加速北宋滅亡過程的熙寧變法。
雖然，將王安石神聖化，光環化，是近年來一種時髦。王安石在他被汙名化的將近九百年間，他幾乎無一是處，差不多被描繪成臭大糞，這當然是很大的偏見。而在近一百年間，王安石的歷史價值重新被認識，被肯定的時候，中國人的淺薄和偏激，又朝著相反的方向，把所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同時代傑出人物，統統扔進惡水缸，這就更不足為訓了。實事求是地說，在中國，做任何攸關全民生計的大事大情，任何一個領袖人物，不能因為其道德之高尚，品格之完好，動機之純潔，願望之善良，就以為自己有權可以驅使廣大人民陷於水深火熱的滅頂之災中，為其政治實驗做犧牲品，那是絕對不可忍受，不可允許，也不可原諒的。王安石最大的錯誤，就是他根本不把反對者的意見當回事，更不把當時的大多數老百姓的意志當回事。他開著那輛快要散架的帝國破車，只顧踩著他的油門，加速度地向前衝去，口中還唸唸有詞：同志們哪，老鄉們哪，我可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為了你們才這樣乾的。清人王夫之在《宋論》中說：「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蘇東坡看著這位黑臉車伕，心想，算了吧！儘可能地離你遠些，求個安生吧！於是，他給神宗打了個報告，陛下，你還是恩准放我外任，到杭州做太守去吧！
於是，在這場表面很政治，其實還是很文學的較量中，兩位文人，說不上誰輸，也說不上誰贏，雙方打了個平手。
文人的較量，最佳狀態為實力的較量，才能的較量，智慧的較量，創造力和想象力的較量，誰是半斤，誰是八兩，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一切都在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之中，那麼，贏也贏得安心，輸也輸得甘心。但有的文人，他只能贏，不能輸，他又沒有本事贏，可他不想認輸。怎麼辦，只有藉助於文學以外的手段，或站在明處，或躲在暗處，取得壓倒對手的優勢，拿著獎牌，捧著獎盃，數著獎金，披著獎帶，面不改色心不跳，氣壯山河衝鬥牛，那才是文壇上最令人氣短齒冷的醜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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