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標題為《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的詩，井，亭，榕，多少有一些相符或暗合之處。不禁猜想，一千年前，渡海歸來的蘇東坡，坐在那敞亮清涼的亭子裡，汲井水，燒團茶，任秋風蕭瑟，聽秋雨淅瀝，恐怕詩中的「歸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蘇東坡的興奮之餘，悲愴隨之的複雜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森茫。
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這一首當是同時作品的《雨夜，宿淨行院》，也可佐證大師回到大陸南端後那種迷茫、淒冷，和孤獨之情。任何歷史階段，從來是「抽刀斷水水更流」，很難截然分開的局面。我記得，過分樂觀的朋友們，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嫵媚，春風也不盪漾，就作出春天已經到來而興高采烈的評估。誰知話未落音，接著便是「雨疏風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節氣，這都是發生在不久前記憶猶新的故事。所以，智慧如蘇東坡者，會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如章子厚，退出了歷史舞臺的力量，也不等於馬上「煙飛虜滅」，總有一脈相承的殘餘勢力，要他面對的。然而，在合浦的那夕陽餘暉裡的他，已不是開封資政院裡風華正茂的他了。無論如何，對這位「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的文學大師來說，快走到人生盡頭，返顧既往，能不為被延宕的時間，感到森茫和淒涼嗎？
我們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遠也找不回來的，是時光。
從他在這裡做過一首詩看，其中提到了歐陽修和梅聖俞，「我憶汝州六一叟，眉宇秀髮如春巒。」「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說明他經歷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運之後，仍懷著對故人的不忘之情。於是，我不禁猜測，他會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終身淹蹇的王安石嗎？
談起蘇東坡，不可能不談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與詩詞寫得絕棒，同樣，提到了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會忘懷因與新政相背，坐過大獄，飄泊半生的詩人。他們倆，在政治上，不同營壘，在文學上，也相互匹敵。如果，蘇東坡的文學成就，不是那麼令王安石不安，如果，蘇東坡的剛直性格，些許斂抑一些，不去忤弄這位權傾一朝，其實也蠻「小人」化的同行，也許，他在政治上的命運，說不定要稍稍好一點。
凡是較量，只有絕對高出一頭的人，才能表現出優裕雍容的「費厄潑賴」的紳士雅量。王安石雖才華出眾，但在蘇軾面前，並不略佔上風，而且在蘇對王著《字說》諸如「波乃水之皮，豈滑為水之骨乎」的嘲笑，雖屬雅謔，難免使王先生有些尷尬。什麼人都可得罪，但千萬不能得罪小人，這就註定他的日子不好過了。好在宋朝不打右派，否則，王安石早就給他這頂帽子戴了。從一次王安石對蘇軾說過的話來分析：「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看來，這種打一個拉一個的皮裡陽秋的說法，固然表達了他對歐陽修的不以為然，同時也說明他對於蘇軾的十分在意。所以，歐陽修在那場變法之爭中，不過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鄉了事，而蘇東坡卻被折騰得死去活來，不能不說這其中夾有的文人妒意了。
當然，也不能不談到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為了整死這位大師，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牽強附會，望文生義，用隱射不敬之罪來陷害蘇軾。舒的詩詞，寫得差強人意，至今猶有流傳，李的唱和，則不上檯盤，早已湮沒無聞。但沒有一個文人，承認自己不過爾爾的。但他們很懂得從他大量詩詞中，雞蛋裡挑骨頭，尋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絲馬跡，好將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開封遷都餘杭，宮廷檔案，大量流失，總算有一本由同時代的陸游、朋十萬收集整理的《烏臺詩案》，留了下來。那些整人的手段，雖是幾百年後的今天，讀起來猶令人不寒而慄。這本書裡記敘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們，出於嫉恨，是怎樣向皇帝告蘇東坡的狀。
令人不禁奇怪的，所有過去和後來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誣告對手用隱射法，惡毒攻擊最高統治者，來製造文字獄，這好像成了這類殺手的不二法門。幸好宋代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點文化素養，不那麼相信這些低能兒編制的讕言，這才使蘇軾僅僅流放了事，而不是砍下腦袋，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情。
據同代人王鞏的《聞見近錄》載：「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換了一位喜歡對號入座的皇帝，那還不跳將起來，把蘇軾給朕推出午朝門外斬首不可嘛！宋神宗倒還冷靜，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蘇軾的狀子，以及檢舉信、告密信，匿名信之類，都交給中書省存檔，然後，由內府審理這件蘇軾詩案，終於御筆親批，貶官外放了事。
不過從這則筆記中，也可看出小人多變的嘴臉，此時的章子厚，居然還能說兩句正直的話，大概他估計局面未必對蘇軾絕對不利。但後來，他上了臺，將蘇軾罰往海南島時，那可是一心想將這位大師，從肉體到精神全部消滅的。
十個文人，九個相輕，這種文學上的計較，常常會走向文人相整的格局。然而，時光在整與被整中，一天天過去，最後剩下的，除創傷外，便是無可迴避的老邁，這便是我在那座東坡亭裡，所能體會這位大師的深深感慨了。
蘇東坡一生，政治上從不退讓，堅持他的主張，文學上更不買賬，他對他那支筆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話，越是半瓶子醋，越晃盪得厲害，這樣，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國文壇上，這類半瓶子醋又特別的多，文人相輕，也就是一種習見的現象。古往今來，這種誰也瞧不起誰，誰也看不上誰的場面，也不知看過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勝看，連老百姓也都熟視無睹，遂也不以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輕，居然心服口服地欽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樁呢！有幾個文人能像歐陽修那樣，一讀到蘇東坡的文字後，馬上給梅聖俞寫信說：「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
回顧時下文壇，令人高山仰止者，雖大有人在，但像歐陽修這樣提攜後進者，也並不多，而患有王麻子賣瓜的自我感覺良好症者，更為數不少。這類喜歡文人相輕的人，多自負，少自審；好自炫，乏自謙；有自大之狂，無自知之明；總自視甚高，自鳴得意，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卻從不把別人放在眼裡，這也是文人相聚時的風景線了。
於是，輕人者，被人輕；被輕者，也輕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軒輊。說作家謙虛誠篤者少，浮狂傲氣者多，不算誇張之語。即或有的作家陽作恭順和遜，那骨子裡的倨慢驕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夠感覺出來的。還有的，也許當著面，嘴上不得不說些好話，什麼還不錯啦，什麼蠻可以啦，什麼比上一部作品大有進展啦……其實，他心裡的月旦雌黃，真的全盤托出的話，我敢擔保，會使那位想聽到佳評的對方，心臟病都要氣犯了的。
其實，僅僅是文人相輕，應該是看成一件無所謂的事情，不必太當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屬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別，好惡不同，格調有異，評價自然也就很難一統。你再好，哪怕你馬上有拿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歡，即使你已經拿到手那幾十萬美元的獎金，從斯德哥爾摩載譽歸來，我也可能發表對你作品不敢恭維的評論。
同樣的道理，一個作家對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個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視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況本來就不是那麼好，因此，挑出點毛病，講出些壞話，或者搖頭唾棄，置之若敝屣，被徹底地糞土一番，也不會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這種或熱或冷的待遇，一聞好評，欣喜若狂，一聽批評，如喪考妣，那該像玻璃杯經不起高低溫的迅速轉變一樣，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話說回來，文人相輕，不完全是一件壞事。若不相輕，何來競爭？惟其不讓人相輕，就只有發奮寫得更好，讓人家想輕你也輕不成；惟其要輕別人，自己寫得很不上路，英雄氣短，也張不開這張嘴去數落別人。因此，意氣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純粹就是為了賭氣也好，或者什麼也不為，就由於看對方不順眼也好，而相輕某一位同行的話，撇開其消極的一面，設法使自己寫得更出色些，具有輕人的本錢，也是有其積極的值得嘉許的一面。這大概就是毛澤東說的兩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間這種爭長較短的行為，看得太嚴重了。曹丕在《典論》裡說這四個字的時候，口氣也是輕描淡寫，看得並不嚴重的。
但是，怕就怕這種文人相輕的情結，發作到成為一種病態，那負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無恥文人在作踐大師時，那種無賴嘴臉，卑劣伎倆，小丑心態，下流行為，很令人髮指的。
由於蘇東坡在政治上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學上達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宣傳中外，孰不嘆驚」、「傳於人者甚眾」的程度，「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們的黨羽，絕不肯輕輕放過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詩禍被抓到開封坐牢，後來謫降黃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點保護他的意思，如果沒有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們的意見，就該以大不敬罪殺頭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餘黨所幹的事，這回貶得更遠，一下子發落到嶺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則是又一批更不成氣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戲了，被放逐到海南島。
初到昌化，連房子都沒一間，幸好海南學子崇敬這位大文豪，自動聚集起來，運木培土，給他蓋了可以遮風蔽雨的所在，這或許就是人間自有真情在的可貴之處了。在海南三年以後，才遇赦回到合浦。他的全部不幸，無不由文人相整而生。
然而，有什麼辦法呢？腐殖的土壤裡，必有蛆蟲孳生。於是，就像莎士比亞所寫的那樣：「眼見天才註定做叫花子了，無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純潔的信義不幸而被人揹棄，金冠可恥地戴在行屍的頭上，處女的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嚴肅的正義被人非法地詬讓，壯士被當權的跛子弄成殘缺，愚蠢擺起博士架子駕馭才能，藝術被官府統治得結舌鉗口，淳樸的真誠被人瞎稱為愚笨。」所以，蘇東坡窮其一生，也未能擺脫這類專門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終於，還是被他們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蘇常州。
宋人筆記《萍洲可談》裡記述：「餘在南海，逢東坡北歸，氣貌不衰，笑語滑稽無窮，視面多土色，靨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卒。東坡固有以處憂患，但瘴霧之毒，非所能堪爾。」看來，那些由整人棍子們組成的戰鬥隊，實際上還是達到了扳倒大師的目的。
在合浦時的他，也許有一種終結的預感了吧？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為問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幾時歸？」這首寫在合浦的詩，雖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經的事，但「豈求伴」和「自要飛」，也是在抒發自己的創作上的兀立不羈的信心，無論「庭松尚西指」，無論「不知何時歸」，也無論怎樣的文人相整，不改初衷地堅持走自己的路。蘇東坡儘管不走運，但他卻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豐碑。
如今在合浦縣這所中學裡，東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間，東坡井在蟬聲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的供人憑弔的陳年遺址。但痛苦這東西，一旦化為歷史，製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已，聽的人和講的人，都無那種切膚之痛的感覺了。
在東坡亭已經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讀到了這種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儻儻君子太經不起挫折，我們還能讀到東坡先生的傳世名篇嗎？
悟到這些不屈不撓，也就不虛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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