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對詩人白居易來說，是不太愉快的一年。
三年前，他的母親陳氏不慎墜井死亡。按封建社會的葬禮制度，父母死，其為官之子，應交卸公差，苫塊盡孝。西元814年的冬天，他守喪闕滿，由渭南的下邽老家回到長安，重新就職。例該繼續他先前所擔任過的京兆府戶曹參軍，充翰林學士等職務。
京兆府的戶曹參軍，大概相當於首都民政局的書記或局長之流。不過，白居易倒用不著上班，只是一個坐領幹餉的差使。因為憲宗李純對他比較滿意，遂額外施恩，使其多得一份外快。這次回京覆命，尤其意外的是，竟得到了一份令人羨慕的東宮肥缺。
這樣破例的安排，自是源於陛下一直對他的好感了。唐代的帝王，對於出類拔萃的詩人，還是相當高看的。雖然李純有時很煩作為諫臣的白居易，耿直進言，頂撞冒犯，恨不能扁他一頓。但總覺得這位關中漢子，恪盡厥職，忠忱可嘉。何況詩又寫得那樣好，具有廣泛影響，所以就提拔了他。
這當然是件高興的事，但究其實情，又讓詩人有點沮喪。「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固然在名聲上好聽，收入上實惠。可是，離太子近了，難免離皇帝要遠，實際上被排擠出權力圈之外。對有遠大抱負、很想為國為民做一點事情的白居易來說，做一個閒人，自然不是十分開心的事情。
估計，李純本想拔擢他的。但李純的左右，也就是圍在皇帝身邊的人，不太想拔擢他。凡統治者身邊構成人牆的近臣內侍、親信寵幸，都非等閒之輩。特別是執政中樞的高官、朱紱紫綬的權貴，深感一位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的詩人，有太多的機會與帝王直接對話，未必是件好事。為了不讓他多嘴多舌，礙手礙腳，便說服李純，打發他到東宮侍服太子去了。
西元815年，這是他倒霉的一年。年初，詩人開始在東宮坐冷板凳，當上班族去了。咸陽的冬末春初，天氣總是乾冷乾冷，白居易的心情同樣陰沉索然。想做事，無事可做，想說話，無人在聽。於是，只好寫詩，詩也寫不出振作，寫不出神采，只有一片悵惘，滿紙蒼茫。「病身初謁青宮日，衰貌新垂白髮年。寂寞曹司非熱地，蕭條風雪是寒天。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一種供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助教》）
是年六月，在詩人的眼皮子底，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行刺案，震驚咸陽，自然也轟動全國。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六月，癸卯，天未明，（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宰相）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
這樁連續行刺宰相的案件，充滿戲劇性，但也充滿荒誕。第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首善之區，肆無忌憚地進行的；第二，作案後，賊眾揚長走脫，並四處放風：誰要查案，就接著殺誰，誰敢破案，就先把誰滅掉。猖狂得不可一世；第三，一時間，南衙北司，束手無策，衛戍緹騎，破案無門，政府陷於停擺狀態；第四，更滑稽的是，「京城大駭，自京師至諸門加衛兵，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出入則彀弦露刃，每過里門，訶索甚喧；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隨。」整個城市瀰漫著世紀末的恐懼。
我們的這位詩人，激動了，氣憤了，這像什麼話？這成什麼世界？於是，丹墀覲見，直陳己見，「首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詩人上綱上線，一下子提到舉國之恥的高度。滿朝文武無一不驚悚萬分的同時，也無一不瞪著眼睛瞅這位詩人，太誇張了吧，也太言過其實了吧。其實，詩人一句話也不說，一個屁也不放，看見當沒看見，聽見當沒聽見，誰也沒有理由挑他的不是。他在東宮裡，陪太子釣魚、下棋、讀書、寫詩，當他的自在閒人，完全可以置若罔聞、高枕無憂的。
然而，在紛擾的現實面前，在動亂的政治面前，在不平的社會面前，在災難深重的人民大眾面前，詩人不可能掉過臉去不聞不問，在那裡裝孫子，裝王八蛋，山呼吾皇萬歲萬萬歲的。我估計他參謁憲宗時，肯定理直氣壯、義正辭嚴。他會激昂慷慨，他會聲色俱厲，如果閉上眼睛不看，塞住耳朵不聽，咬住嘴巴不說，我還稱得上是一個詩人嗎？
這種對於政治的關注，對於現實的關注，對於社會的關注，用今天的語言來說，也就是對於人民大眾的關注。自古以來，這份良知，有其可貴一面，但也有給中國文人帶來不幸的致命傷一面。由於無法裝聾作啞，由於無法麻木不仁，要呼籲，要吶喊，要盛世危言，要警鐘長鳴，也就成為有史以來無數文人悲劇的成因。
詩人終於因了這件他大可不必關注，尤其不需要他最早就跳將出來的關注，惹出了麻煩。帝王的左右人等，當然不能忍受這位關中漢子當著皇帝的面說三道四、大放厥詞。他們逮住他越位首告的犯規行為，將他逐出宮闕，發配江州。道理很簡單，你現在是東宮太子的師傅，你已不是諫官，你不該搶在諫官的前頭向皇帝進言。
怪就怪在詩人的衝動，詩人的沉不住氣，詩人干預生活的過度熱情。出頭的椽子先爛，詩人為他搶先的仗義執言，付出了代價。
所以，中國文人，其實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大眾寫作者，一類是為小眾寫作者。翻開文學史，真正為大眾的文人，比較少，而真正為小眾的文人，卻是絕對的多。當然，為大眾寫作者，不見得就高明，為小眾寫作者，不見得就不高明。但前者所負荷的使命感、責任感、公民的道義感、文化的紹續感、民族精神的承載感，是與後者有著差異的。
為大眾寫作者，以文學為生命，把它看得很重；為小眾寫作者，以文學為手段，把它看得較輕。為生命者，敢為文學獻身；為手段者，只不過玩文學而已。正是這種差異，翻開中國文學史，便能體會到，為大眾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厚重一些；為小眾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單薄一些。如果，全是為一己之私的文人，或者，只為統治階層寫作的文人，連小眾的「眾」也略而不顧，拋在腦袋後邊，那這一時期，必然構成文學的空白。
因此，我們也就得出一個結論：一箇中國文人，心目中沒有中國大眾，那麼，中國大眾，不把中國文人放在眼裡，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像白居易，千百年來，總活在人們的文學視野之中，有他的一席之地。我想，文學與文學受眾之間，是存在著這樣一個非常公平的交換法則的。
很清楚，這次刺殺武元衡和裴度，是割據河北、淮西的王承宗、李師道等軍閥對中央政府的公開挑釁。此乃盡人皆知之事。但詩人看到的根本問題，卻在於執政無能、姑息養奸、軍紀窳敗、剿撫不力、當道懈怠、略無戒備、宰衙乏策、應急無方上面。所以激動，所以憤怒，大聲吼出：「豈有國相橫屍路隅，不能擒賊？」這不是前所未聞的「朝廷之奇恥大辱」嗎？他在上書中，要求追究責任，一查到底，要求嚴懲不貸、決不寬容，主政者不能辭其咎，當事者不能諉其過，否則，國將不國，民將不民。
李純的左右，當然不好指責詩人的話不該說，而是摳住他的話不當說。他的話是對的，但從他嘴裡說出來的時機不對。「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遮居易，言浮華無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當此群情湧動、輿論大譁、責難聲起、無法平息之際，窮於應付、一籌莫展、焦頭爛額、無計可施的官員，正憋了一肚子火，沒處撒氣。你一個東宮的左贊善大夫，用得著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嘛。
於是，下放，謫為江表刺史。然而，事情還沒有完，詩人的東宮同事，也是他的詩界同行，後來成為中書舍人的王涯，趁機狠狠地踹他一腳。「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中國文人最沒起子的行徑，就是這種自相殘殺了。他這一挑頭，鬧得李純也不能太悖眾議來保護白居易了。（以上均據《舊唐書》）
「司馬」一職，在唐代，是閒差，類似「文革」期間對走資派的「給出路」的政策，某種意義上說，是給那些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可以得一碗飯吃的去處。這年冬天，垂頭喪氣的詩人，從咸陽到了江州。江州，古為潯陽，今為九江。在唐代，是離長安很遠的地方了。
不過，詩人的失落心緒，慢慢地，也就調適過來了。
他在給好友元稹寫的信中，這樣報告他的近況。「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看來，官職降了三級，工資少了一半，但至少衣食不愁，也就聊堪自慰了。
也許，過於快活，過於輕鬆，過於心滿意足，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的文人，沒有可能去作太深沉的思考。因此，要寫出太深沉的作品也難。相反，文人到了失意，到了潦倒，到了跌跟頭，到了哭得出來、笑不出來的時候，倒是能夠沉下心來寫點東西，想點問題了。文人，說起來也是一種奇怪的叢集，宜冷不宜熱，宜靜不宜鬧，宜散不宜聚，宜分不宜合。過熱、過鬧、大聚、大合，其結果，必然是頭腦膨脹、血液沸騰、激素澎湃、性慾衝動。這時候，想寫深思熟慮、結結實實的大塊文章，肯定是屁股長釘子坐不住的。而打算沉下心來做一些事情，想一些問題，還真是需要在頭腦冷峻、心境安靜、遠離塵囂、保持獨立的狀態下，才能有所作為。
於是，在江州的白居易，坐定下來，初次編輯了他的詩集。集子編竣以後，有感而發，寫了一首《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的七律：「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元老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我想，這與他在編自己詩集的過程中，有工夫重新審視走過的創作之路，有著很大的關係。一篇具有歷史意義，為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和大眾化的寫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與元九書》，也出現了。雖說是朋友之間的通訊，但卻是白居易一生的文學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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