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自明初方孝孺被誅十族以後，再也沒有一個知識分子以死報君了。
從此以後的中國人，為主義赴死者，有；為真理犧牲者，有；為情人割腕切脈者，有；甚至，為賭一個什麼東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層面的權力鬥爭中，像方孝孺這樣傻不唧唧地去為一個背時的皇帝獻出老命者，是不會有了。不是士不肯為知己者死，從此狡猾，也不是以死來一報知己的價值觀，從此絕跡，而是在統治者無休無止的奪權遊戲中，為失敗者殉葬的愚蠢行為，已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還會有皇帝，而腦袋掉了卻不會再長出一個來。隨後計程車大夫，漸漸地聰明起來。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則決不幹了。為爭權奪位的統治者火中取栗，犯不著，弄不好會燙傷自家的爪子，而最後坐在龍椅上剝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會賜你幾粒嚐嚐。於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衛者，有之。而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來一根繩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鴆汁毒殺自己，如此這般的傻瓜，就不多見了。
雖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獄迫害，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悽風苦雨，如肉俎上，不怎麼見好，但命運儘管不濟，生命力倒是十分頑強。就像東北地區那種叫做「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氣沉沉的枯木朽枝，只要稍沾一點水，就會透出一線生機，隔不數日，居然青枝綠葉，甚至還能開出一兩朵小小的花來。所以，對「士」而言，即或是苟且的活，也要活下來，絕不去壯烈。
最近的例子，莫過於記憶猶新的「文革」了。在狂飈突起，橫掃一切的日子裡，被批鬥，被打倒，被噴氣式，被關進牛棚，被踏上千萬只腳的知識分子，若是按照古訓「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原則，死一千次都足夠足夠，但很少有人抱著王國維「義無再辱」的精神去跳昆明湖。北大清華，離頤和園多近，沒有一位教授學者權威泰斗，敢步觀堂先生後塵的。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士」，也就是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承認自己死有餘辜，罪該萬死，可以趴在地上磕頭討饒，祈求恩典，可以千遍萬遍地深刻檢查，痛哭流涕，就是不可以「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地一死了之。
有什麼辦法呢？軟雞蛋也是有它賴以保全的生存哲學。那時，作為牛鬼蛇神的我，心裡也是這樣想的：不錯，你偉大，但你總有死尿的一天；不錯，我偉小，可也許會活得比你長久。所以，在十年（對我來講，還得加上十年）的比拼過程中，很多人都抱著這樣的宗旨：我要倒下，就是人家看著我死，而我不倒，那就有可能看著別人死。為這一天，為這一刻，無論如何得想方設法活下來，哪怕當癩皮狗，哪怕當三孫子，也在所不惜。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那段苟延殘喘的歷史，既不必為之感到羞愧，也不必以此為本錢，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好像逮到了一個有把的燒餅，那可就是當真的發賤了。應該說，正是這種大家並未相約、共求不死的信念，加之「螻蟻尚且貪生」的本能，十年過後，統計下來，除一兩位、兩三位，實在熬不過來外，都奇蹟似的挺了過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作俑者，恐怕始料未及的，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最後落一個死的死、亡的亡、抓的抓、關的關的結果。於是應了一句「笑到最後，才是真笑」的法國諺語，修理人者未能笑到底，於是，只好讓被修理者笑了。
我記得，七十年代末，一次全國性的文藝界大聚會，在人民大會堂，許多被整得九死一生者，劫後重逢，發現不但自己活著，別人也一個個都活著，那額手相慶的場面，雖有點滑稽，但足以說明「好死不如賴活著」的生存哲學，不但是明清之際「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後來的知識分子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的不倒之術。事實證明，對於士大夫的修理，雖然見效一時，而無恆久的功能。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最後綁在恥辱柱上的，常常是貌似強大的修理人者，而非軟雞蛋式的被修理者。
所以，商末孤竹國的伯夷叔齊，恥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雖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氣來敘述這哥兒倆的原則立場，但這種其實是挺傻帽的行為，在後來的知識分子眼裡，是不以為然的。只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別認死理的「士」，才認定天底下都像華山那樣，只有一條路好走。方孝孺，恐怕是中國最後一位伯夷、叔齊式的知識分子。他，只有選擇死之一途。
其實，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讀書人也並不那麼傻了。朱由檢在景山上吊，陪他死的只是貼身太監，沒有一位知識分子為之殉難。那個錢謙益本來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禎的，可是一摸湖水太涼，就不想成仁了。那個龔鼎孳也想以一死回報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馬上要被別人摟著，便打消死節的念頭。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建文帝自焚以後，惟求速死，在這兩位江左名流眼裡，自是不識時宜的方巾迂腐了。
因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個叫道衍的和尚，很為他在朱棣面前說了情。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明史·方孝孺傳》）
這個保方孝孺的姚廣孝，可不是凡人。燕王朱棣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奪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和尚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他對於朱棣來講，遠不是一個普通的軍師或者謀士這樣的角色，說他是朱棣這次靖難之役的總智囊、總策劃，也不為過分。
據明人筆記《革除逸史》載：朱到南京後，「未幾，獲文學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執不從，遂就刑」，看來，朱的確打算放對方一馬，甚至，還想重用的。所以，很給大儒一點面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詔書事宜。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氣，但此刻依舊以國師之禮待方，顯然，姚廣孝的話，是相當起作用的。
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殺孝孺」。死難訊息一來，他只有雙手合十，阿彌陀佛，搖頭輕嘆了事。因為，姚廣孝與方孝孺，雖同為知識分子，卻分屬兩類，姚是明白人中極明白的一類，絕不做傻事；方則是看似明白，其實並不明白的一類，常常倒做不成什麼事。
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他早就估計到這出性格悲劇。但是，若不為方求情，有點說不過去，情求過了，朱也點頭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寧。雖然他對朱說了「幸勿殺」，並沒有說絕對不能殺，再說他有什麼資格，對未來的皇帝下命令。因此，方不領情，是方的事，朱要殺方，是朱的事，與本人無關。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這是姚廣孝的行事方式。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這是方孝孺透得相當不明白的地方。
最後，朱棣把話對方孝孺說到這種地步：這是我們朱家的事，用得著你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方偏要管，一個勁地激朱求死，朱哪裡受得了，大開殺戒，方孝孺一案死難者達八百四十七人，充軍發配者不可勝計。方得到了於事無補的壯烈，氣節是有的了，可多少人陪著粉身碎骨啊！古人對此也有微言。「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明錢士升《皇明表忠記》）
中國的所謂「士」，所謂「文人」，所謂「知識分子」，如果一定要分類，不是方孝孺式的——偏執，拘謹，認死理，不知好歹，常常採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蠻幹；就是姚廣孝式的——靈活，圓通，識大局，趨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態矮身段不張揚的手法達到目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歷史有時愛開開玩笑的，偏偏讓這兩類價值取向不同的知識分子，奇巧地組合在同一舞臺，同一背景下，一個輔永樂，得到大成功，一個佐建文，結局大失敗。所有看過這出戲的觀眾，都會作出自己的選擇。於是，從此以後，像姚這類明白人，越來越多，像方這類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來越少。這或許就是時代的進步了，要是知識分子總那麼傻不唧唧，還真是夠嗆呢！
《明史》中描寫的姚廣孝和方孝孺，一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為「雙眸炯炯」，「甘蔬糲飯，視其色……如飫萬鍾者」的讀書種子，一為「頗毀先儒，識者鄙焉」的左道旁門，一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講學不倦」，「陳說道德」的一代學宗，兩人幾乎找不到共同點。雖然姚「少好學，工詩」，「宋濂……亦推獎之」，按說，方孝孺出宋濂門下，應該與這個看來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來才對，然而，史無記載。不過，一個正襟危坐，過於嚴肅的方正君子，與和尚坐不到一條板凳上，說不定有點鄙視和不屑，也有可能。但是，姚能張嘴向朱棣說情，其識見，其器度，就不是書呆子方孝孺可比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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