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應該做學問，姚廣孝才是玩政治的，從他一生行狀看，他是一個不那麼安分的和尚，不安於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日子，是一個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識分子。恰巧馬皇后逝世，朱元璋把兒子從分封地集中到南京來守孝，據《明史·姚廣孝傳》：「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為誦經薦福。」於是，通過關係，與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掛上了鉤。
這個和尚私下裡對朱棣許諾：「你要用我的話，我會給王爺一頂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連黃口小兒都猜得出來，「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個「皇」字嗎？朱心領神會，引為知己，遂將這位主錄僧，帶回北平。從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庫，和進行反中央的地下活動的總指揮。「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
他那時「住持慶壽寺」，但「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朱棣當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為，建文帝接受了齊泰、黃子澄，還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議，正準備收拾他。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不心虛。有一天，他作對聯，剛吟出上句，「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立刻應口而出，「世亂民貧，王不出頭誰作主」。「王」字出頭，即為「主」，看似文字遊戲的小手段，卻起到堅定其信心的作用。
所以，沒有姚的煽動，朱未必敢舉事，沒有姚的擘畫，朱也未必能成事。起兵以後，靖難軍經過兩三年與中央軍的拉鋸戰，姚突出奇招，建議輕騎挺進，徑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這場無妨說是姚廣孝與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終於把只會做學問的書呆子擺平。朱棣很快渡過長江，取得天下，當他的永樂皇帝。
所以，這位特別倚仗的心腹，出來為方孝孺求情，對於朱棣，那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側的名義，矛頭指向建文帝倚為股肱的齊泰、黃子澄，其實，方孝孺作為建文帝的老師，在他眼裡，也是參與過對他的迫害，屬於剷除的奸惡之列，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姚廣孝求他「幸勿殺」，居然「頷之」，看來姚廣孝面子夠大。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圍繞在皇帝身邊，有頭有臉有發言權者，說一不二，使帝王言聽計從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後能夠得到好下場者，就比較罕見了。姚廣孝這樣一個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為皇帝的賓客，運籌帷幄，出謀劃策，位極人臣，倚重中樞，最後能夠善始善終，實在是極為奇特的例子。
他披的這件袈裟，固然沖淡了朱棣對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廣孝深諳與狼共舞的遊戲規則。越得意，越檢束；越成功，越退縮；越是登峰造極，也越要急流勇退。可是，能懂得這點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實在太少。權力這東西，如海洛因，上癮以後，是太難戒掉的。唐人胡曾《詠史詩》：「上蔡東門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歸？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雲陽血染衣。」那個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後的悲劇下場，不就是他「不解」進退之道嗎？等到身首異處這一天，老先生想起與兒子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的快樂不再，刀架在脖頸上，哭悔也來不及了。
姚廣孝按《老子》「功遂身退，天之道」，「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靖難之役，朱棣率軍「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於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等朱棣得天下後，論功行賞，姚為第一，舉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的親暱程度，他老兄還是堅持在廟裡，當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朱棣急了，「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明史·姚廣孝傳》）。
這樣一個能夠扭轉明室乾坤的和尚，還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那麼，有濟世之志、無匡時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瞭。居然在南北激戰的烽火硝煙之下，還饒有興致地引導建文帝進行復古改制的嘗試，宮殿名、城門名，悉數恢復古稱。官制，也按《周官》重訂，本是翰林侍講的他，改成頗有二十世紀味道的文學博士。當時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這個博士和茶樓酒肆裡的茶博士，有些什麼區別。大概，越沒有什麼真本事的人，越喜歡做表面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虛火的革命激情。「文革」期間的紅衛兵，也曾經歇斯底里地將東安市場改成東風市場，將協和醫院改成反帝醫院，結果又如何？不過給歷史添小笑柄而已。
最不可思議的滑稽，莫過於這位博士計劃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在明代歷史上，除了方孝孺，還有一個海剛峰，都是背時的保守主義者，都好笑地進行過這種白日見鬼的討論，可見讓一個或數個嚴重與現實脫節的知識分子，進入權力高層發號施令，是多麼致命的決定。建文帝的倒霉，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誰教他任用非人呢？應該說，好學不倦的朱允炆，與這位座師切磋學問，是可以的，但是把國家交給這位書呆子，那就是開天大的玩笑了。
據明人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預以書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於今者，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貴時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顯然，有識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執的一面，作為一個學問家，確是好的榜樣，作為一個政治家，就遠遠不及格了，作為一個軍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塗。建文帝沒有他這樣一位精神上的導師，也許不至於最後走向自焚的死亡之途。用人不當，貽患無窮，雖然，他為建文帝殉節，死得那樣壯烈，也算對得住年輕皇帝，但若是說方孝孺為朱允炊的催命鬼，也並不冤枉他。
坐鎮北平的姚廣孝輔佐王子，確保後方，率大軍步步進逼京師的朱棣，勝利在望。而齊泰、黃子澄，加上方孝孺，書生意氣，清談誤國，欲罷不能，欲戰不成，弄得建文帝輸不起，贏不了，進退失據，不知所措。同是知識分子，姚廣孝有把握全域性之力，一盤棋下得無子不活；方孝孺無審時度勢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招。
最可怕的，方孝孺還相信自己特棒，還要瞎指揮。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緩兵計，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無罪，要他罷兵，誰知這位信使，到了那裡，連大門也不敢出。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離間計，想挑撥燕王兩個兒子內訌，哪知道事與願違，朱棣的大兒子朱高熾把送信人和信，一塊兒交給他的父王，以示清白。這就是方孝孺書讀得太多的本本主義了，《孫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軍師此刻就不靈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經不站在優勢一方，北平幹嗎要買你的賬呢？
「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明史·方孝孺傳》）歷史上有很多從首都出逃，然後回來復辟的帝王，為什麼建文帝就不可以？何況，朱棣雖攻下京師，大半壁江山並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迴轉的餘地還是很大的。然而，他要求朱允炆「死社稷」，這是方孝孺最臭最臭的一招了。
尤其令方孝孺噁心的，偏偏開啟金川門，不戰自降，迎接燕王進京的，是他的好友，朱元璋的女婿李景隆。據《姜氏秘史》：「說者又謂孝孺與景隆父子交誼甚篤，景隆帥師北伐，實由孝孺，既而兵敗，漸有異志，人多知之，告於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復疑，卒成開門之變，蓋不免於誤國雲。」
他的學生建文帝，聽老師的教導，終於跳進熊熊大火之中，「死社稷」了，那麼，老師要不跟著也「死社稷」的話，還有什麼臉面活在人間呢？於是，就有了《明史》上的這段對話和隨後的血腥場面。
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效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
方孝孺，這個歷史上的惟一，「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姜清語），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頂個屁用，連朱棣的毫毛，也未觸動一根。如果方孝孺聰明一點，智慧一點，轉換一下思路，從長計議，徐圖報復，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還未必就能斷定未來的局面不會發生變化，誰笑到最後，恐怕還得兩說著呢！所以，以死抗爭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來，便是十分地愚不可及了。
活著，才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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