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凡是識得幾個字的中國人，都能背得出。尤其心緒不佳，一腦門官司的時候，尤其倒霉的事情總纏在屁股後邊的時候，讀這兩句詩，能起到一點紓緩的作用。因為你發現，世界上有麻煩的人，非你一個。
記得當右派的晦暗歲月裡，有時候，人之不被當人對待，挺憋悶，悶到無以復加，就常常於無人處，將李後主這兩句，嘯出來。山，很高，很陡，聲音撞回來，也頗壯觀，頓覺痛快。雖然此舉很阿q，但消解一下心頭那股鳥氣，也能得到片刻的輕鬆。這也是中國許多帝王中獨能記住李後主的原因，就由於他的詩，其他兇的、壞的、王八蛋的，應該千刀萬剮的，死了也就死了，誰記得住他們。
李煜要是始終只做詩人，不做皇帝，或許最後的結局，不至於那麼悲慘；那樣，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說不上中國第一，舉世無雙，至少其精品佳作的數量，能與東方的李白、杜甫、蘇東坡、辛棄疾，西方的拜倫、雪萊、歌德、普希金，不埒上下。可是，近人編輯的《全唐五代詞》，只存其詞四十首，其中尚有一些存疑之作，實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作為皇帝，他輸得最慘，作為文人，他死得最慘，真是令人悲哉哀哉的事。
那個鴆死李煜的宋太宗趙炅，真歹毒，真殘忍，也極其不是東西。從文學史的角度考量，他除掉皇帝事小，除掉詩人事大。皇帝這個差使，誰都能幹，「黥盜販，袞冕峨巍」，那麼，阿貓阿狗，白痴呆蟲，坐在金鑾殿上，同樣人模狗樣，挺像回事的。而能留下璀璨篇章千古傳唱的不朽詩人，卻不是隨便拉一個腦袋來就能充數的。
可惜，他死時才四十二歲，今天看，只能算「知青後」一代作家。
在中國，皇帝寫詩者，頗多，不過都是當上皇帝以後，附庸風雅，才作詩。李煜不然，他是先當詩人，再做皇帝。別看次序先後的顛倒，差別卻是很大。先做皇帝，爾後做詩人，屬客串性質，不過遊戲而已；先做詩人，接著再做皇帝，就不能客串，不能遊戲了。可李煜一直在客串，一直在遊戲，當專業詩人，做業餘皇帝，最後只有亡國滅命一途。
他全部的錯，就錯在這裡。
詩人就是詩人，詩人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寫詩；皇帝，是當不得的。凡詩人，其感情特點有三：一，沸點低，容易衝動；二，脆度低，容易沮喪；三，耐力低，容易洩氣，把國家交到他手裡，非砸鍋不可。曹操就非常明智，他的詩寫得絕棒，在皇帝詩人行列中，不排第一，也排第二。可他說什麼也不當皇帝，孫權蠱惑他，老兄幹吧，他說，得了吧，你要把我架在火爐上烤啊！所以，他雖然比皇帝還皇帝，硬是不上轎。李煜受命之初，也曉得自己不是這塊材料，可他實在無可推託，同時，我估計此君大概也不想太推託，怎麼說，皇帝也是個美差，於是，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宋人蔡絛《西清詩話》載：「太祖雲：‘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為我虜乎？’」
趙匡胤的事後諸葛，看似有理，其實，這位大兵，還是不甚懂詩，不甚懂得詩人。一個真正的詩人，從頭到腳，從皮到骨，甚至到骨頭縫，到骨髓，都是詩人氣質。也就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所說的那個「真」，他認為「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所以，即使按太祖所云，李煜悉心治國，不作詩，不做詩人，可他只要血液中詩人的「真」去不掉，就當不好南唐國主。
隔岸相望的趙匡胤，雖然篡了後周帝位，但卻繼承周世宗柴榮的遺志，一直厲兵秣馬，要將南唐滅了。可南唐國主，詩人第一，皇帝第二，不是不知道處境危殆，而是知道了也無所作為。一不積極備戰，二不養精蓄銳，三不奮發圖強，四不全民抵抗，「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新五代史》），沉湎於酒中、詩中、歌舞中、脂粉氣中。如此這般，詩人啊，你不完蛋，焉有他哉？
孔夫子認為，君子應該「放鄭聲，遠佞人」。李煜恰恰相反，一方面，聲色犬馬，驕奢淫逸，纏綿後宮，荒疏政事；一方面，吟唱酬和，品評詩詞，琴棋書畫，賞鑑推敲，只顧忙自己的，將國事託付給只會坐而論道的文人學士。長江天塹，從來為江南屏障，趙匡胤攻打南唐，便有了在江上架橋的構想。南唐的君臣們，聽到這個傳聞後，不但毫無警懼之意，竟鬨然一噱，看作天大的笑話。「煜初聞朝廷作浮梁，謂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耳！’」（《宋史》）
這個一塊兒跟著打哈哈的文人張洎，就是十足的害人精了。後來，城陷，他說他要殉國，大家等著看他如何殺身成仁，一轉眼，他又不打算死了，他說，我要當了烈士，誰為國主寫投降書啊！就是這位投降派，「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宋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道誦經、講《易》，不恤政事，軍書告急，皆莫得通，師傅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續資治通鑑》）。
李煜，作為詩人，一流，甚至超一流；作為皇帝，三流都未必夠格。說是庸君，對他客氣，說是昏君，也無不可。他所幹過的殘害忠良、屠殺直臣、寵信小人、依賴奸邪的累累惡跡，不比歷史上別的混蛋皇帝差。
不信，抄錄下面幾段，以作佐證：
南郡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潛使人畫仁肇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國勢日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江南內史舍人潘）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國主疑佑之狂悖……收佑，佑即自殺。
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雲：「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戰者，繼勳鞭其背而拘之，由是眾情憤怒。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殺之，軍士爭臠割其肉，頃刻都盡。
遣使召神衛軍都虞侯朱全贇以上江兵入援。全贇擁十萬眾屯湖口，諸將請乘江漲速下，全贇曰：「我今前進，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奈何？」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以病遷延不行，全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全贇不從。（以上均《續資治通鑑》）
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新五代史》）
八年春，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殺繼勳。（《宋史》）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為之禁。（宋王栐《燕翼詒謀錄》）
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費將匱。（《江表志》）
雖然此君為帝，很糟糕，但比之歷代窮兇極惡的獨夫民賊，李煜屬於既無大善、也無大惡的一個。加之大家對他的詩懷有好感，對他的死抱著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為帝之初，大概還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陸游在《南唐書》裡說：「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這塊地方，只要不打仗，就豐衣足食，也許由於短暫的偏安小康局面，拿進貢的銀子買來的和平，詩人又不安生了，領導潮流，別出心裁，異想天開，匪夷所思地興起一股纏足之風。
飽暖思淫慾，也真是拿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無可奈何。
據清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考證：「裹足之事始於何時？《道山新聞》雲：‘李後主窈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足新月狀。’唐縞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裡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後主，是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終結的纏足陋習（據西方學者靄理斯認定，這是一種性虐待的變態行為）竟折磨漢族婦女，達一千年之久。這位詩人皇帝，按上海話講，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國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獨他這個舉動，是最格色，最具其個人色彩的，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這樣方法青史留名者。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故爾「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韓非子》）。中國人習慣了上面咳嗽，下面感冒；皇帝放屁，臣民就是五雷轟頂，誠惶誠恐。要是這位情聖兼詩人，不當這個國主，沒有這份最高權力，會弄成舉國皆小腳娘子，蔚然可觀的盛況來嗎？所謂群眾運動，說到底，是運動群眾。如果李煜僅僅是一位詩人，有這種變態心理，頂多騙騙幾個沒頭腦的女孩。但他是至尊至貴的天子，發出史無前例的纏足號召，馬屁精跟著起鬨，御用文人跟著鼓吹，可憐的老百姓敢不雷厲風行麼？
所以，權力這東西，很怪，很可怕，它具有一種催化劑的作用，能將人性中的最本質的惡，釋放出來。釋小惡，則斤斤其得，孜孜其欲；釋中惡，則不擇手段，無所不為；釋大惡，則恬不知恥，倒行逆施。這公式就是：「權力+誘惑=邪惡。」越大的權力，越大的誘惑，也就產生越大的邪惡。私慾膨脹到了極點，野心萌發到了極點，最後就成了晚期的癌症患者，轉移擴散，不可救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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