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對魏晉人物，持好感者，一是曹操，二便是嵇康了。
讀魯迅先生的日記知道，他為了編輯一部完整的《嵇康集》，所花費的時間，長達十數年。投注如此精力和心血，可見他對這位憤世嫉俗的文人，那種特別的敬仰之情。
1913年
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廠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託本立堂。
10月1日午後往圖書館……借《嵇康集》一冊。
10月15日夜以叢書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國文》，摘出佳字，將於暇日寫之。
10月19日夜讀校《嵇康集》。
10月20日夜校《嵇康集》畢。
1915年
6月5日下午得蔣抑卮書並鈔文瀾閣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冊。
1924年
6月1日夜校《嵇康集》一卷。
6月3日夜校《嵇康集》一卷。
6月6日終日校《嵇康集》。
6月7日夜風。校《嵇康集》至第九卷之半。雨。
6月8日夜校《嵇康集》了。
6月10日夜撰校正《嵇康集》序。
1931年
11月13日校《嵇康集》以涵芬樓景印宋文（本）《六臣註文選》。
從以上日記中，不難看到魯迅在整理國故、完善古籍方面的悉心專注，筆墨裡那些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文字，也可想象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受到文化圍剿的景況，似可體會到他與這位西元三世紀的文人，有很多共鳴的地方。
凡在歷史上產生過影響的文化巨人，他們之間雖有時間的差距、地域的不同，甚或還有語言的歧異，但由於精神上的一致，靈魂上的交融，不免會產生出一些感知上的溝通和認同。魯迅先生曾經寫過一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對於那個時代的文人狀態，有許多精彩的表述。對同有名氣的嵇、阮二人，特別是嵇，還作了精當的分析。
他認為，這兩位文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這大概是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嵇康的彆扭，是北人所說的「較真」；阮籍的佯狂，則是南人所說的「攪漿糊」。這就是聰明的人不吃虧，不太聰明而且固執的人常吃虧的區別所在。從那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除去做了狗的以外，大致可以這樣分類，一類人不去找死，在統治者劃定的圈子裡，儘量寫到極致。一類人不怕找死，想方設法，要把一隻腳踩到圈外，哪怕為此付出代價。前者，我佩服，因為與強權周旋，如走鋼絲，那需要極高的智慧。後者，我欽佩，因為這種以卵擊石的遊戲，敢於挑戰必輸的結果，那需要極強的勇氣。
一無智慧，二無勇氣的碌碌之輩，只有期望一位平庸的，而且並不特別喜歡咬文嚼字的統治者，網開一面，度過一生了。但是，嵇中散先生不幸生在了魏末，碰上了那個司馬昭，該是老天爺給他安排的厄運。
司馬昭，是個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一心想篡奪政權，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曹姓皇帝只能仰其鼻息討生活，他幹掉高貴鄉公曹髦以後，又不能馬上下手再幹掉元帝曹奐，因為曹魏勢力還有相當基礎。於是，要造輿論，要造聲勢，要擴大陣營和地盤，很想把這位著名作家、文壇高手，納入自己的體系。於是，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動員他出來做官。
「驕視俗人」的嵇康，斷然拒絕了。按說，不想幹，就算了；或者，婉謝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當司馬昭給的官，還寫了一封絕交書，寄給山巨源，公開亮出觀點，顯示出他的不阿附於世俗，不屈從於金錢，不依賴於強勢，不取媚於權力的堅貞剛直、冰清玉潔的品格。這與前些年文壇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拒絕投降」，多少有些近似。這四個字用之於嵇中散身上，倒是再貼切不過的。
這樣，他不僅把老朋友得罪了，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將軍也得罪了。
絕交書，就是他的宣言，嵇康告訴世人，我為什麼不當司馬昭的官，就因為當他這個官，我不快活。與這篇《與山巨源絕交書》齊名的，在《古文觀止》裡，還可找到一篇《楊惲報孫會宗書》，同樣精彩。兩封古人的書信，真是淋漓盡致，揮灑自如，讀起來無比過癮，無比痛快。儘管我們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樣決絕，那樣勇敢，但不妨礙我們對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蕩自然，表示衷心欽佩。
所以，今天那些把「拒絕投降」口號叫得山響者，卻未必真的打算實行，不過是用這張皮遮住的結黨營私、奔走鑽營罷了。假如有這樣一個邀寵的天賜良機，司馬昭給他打來電話：老兄，給你一個差使吧！肯定，馬上出門，攔住一輛面的，屁顛屁顛跑去磕頭如搗蒜的。
所以，文學界的這些「拒絕投降」的爺們，不過嘴上功夫，說說而已，一到名利場，個個身手不凡，都是具有相當段級的武林高手。因此在文學史上，如嵇康，臨死在法場上彈奏一曲《廣陵散》而成絕響，然後慷慨赴死，終其一生貫徹其主義不悔者，又有幾許？恐怕是千古一人而已。要不然，一代文化巨人魯迅，也不會對其著作蒐集整理以求全璧地傾注心血了。
魯迅一生除寫作外，研究過許多中國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功夫最多，花時間最長來剔微鉤沉者，就是這部他親自輯校的《嵇康集》了，由此也可見巨人心靈上的呼應。他說過：「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很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所以，含糊其詞，語焉不詳，王顧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後來的聰明人，都這樣寫文章；而針砭王綱，議論朝政，直書史實，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聰明的文人最犯統治者忌的地方。
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魯迅所指出的，他文章中那種不以傳統為然的叛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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