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歷史稍有所知的人，都會知道司馬遷這個名字；而知道司馬遷是位歷史學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因替李陵敗降匈奴事辯解，觸怒漢武帝下獄，受「宮」刑，然後於汙穢骯髒之中死去的故事。
「宮」，即是去勢。司馬遷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中，一個很特別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惟一。
「宮」和去勢，是一回事，但性質有所不同。「宮」是刑法。去勢，在有皇帝的年代裡，是當太監的首要條件。若不想當，也就不必去勢。當然也有或被父母鬻賣，或因生活無著而淨身入宮，不無被迫的個例。但大多數被閹者，甘願去勢，是作為謀生手段，求得進宮。因此，這班人對於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狀態，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為太監，生活在無數已將「那話兒」連根切掉的人中間，大家彼此彼此，誰也不可能笑話誰，褲襠裡有沒有那個玩意兒，便是無所謂的事了。
太監這行業，不僅中國有過，外國也有過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勞狄、尼祿、維特利烏斯和提圖斯等羅馬諸帝，如其後的拜占庭帝國諸帝、奧斯曼帝國諸帝，都曾在後宮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國明代，大概是歷史上破紀錄使用宦官的帝國，故有「十萬太監亡大明」這一說。任何朝代，太監或類似太監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於宦官有太多的機會接近帝王后妃，容易獲得寵幸；加之閹人的變態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們的仇恨準則。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讀來讀去，凡太監，都不是好東西。至少，好東西極少極少，所以，對這卑汙齷齪者多、陰暗險惡者眾的一群，統統蔑稱之為「閹豎」，倒也合適。
但司馬遷之被「宮」，與「閹豎」的去勢，截然不同。老實說，歷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軟，什麼毒辣殘忍的法子沒有使用過呢？但把文人××連根端掉者，劉徹是獨一份。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文人之受屈辱者，莫過於此。
「宮」刑，在中國，盛行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初期，以閹割或損壞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餘生在屈辱中度過。漢武帝異想天開，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裡，他不殺頭，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麼分子的帽子，而是採用「宮」刑，來對付他的國史館館長、國家圖書館館長，使其喪失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這一招，實在可謂既惡且損，加之下流下作。
這奇恥大辱對司馬遷來說，「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對文人進行如此卑劣的報復，簡直使我們這個具有悠久文明的中華民族，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夠將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能夠將聖女貞德，將布魯諾在火堆上燒死，憤怒的革命群眾，甚至將路易十六夫婦送上斷頭臺一一鍘死，不可謂不恐怖；在莎士比亞時代，人犯的腦袋，也有割下來掛在倫敦塔橋上示眾的，其殘忍可想而知。但像劉徹用「宮」刑對付一個文人，對付一個埋頭在簡牘中閱讀歷史的學者，這是世所罕見的無恥行徑。
每讀毛主席《沁園春》詞中「秦皇漢武，略輸文采」這一句，我總會想起漢武帝「宮」司馬遷這件丟中國人臉的事情，虧他做得出來，下得去手。我始終想，問題恐怕就出在這句「略輸文采」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劉邦，雖能吼出兩句「大風起兮雲飛揚」，可這位亭長從不以詩人自居，無論司馬遷說長道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漢高祖，至多當他放屁，不當一回事的。而漢武帝，詩詞歌賦都來得，雖「略輸」，還有點「文采」，這一有，就壞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間，免不了計較，就要關心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就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了。而且，有權的文人，嫉妒起來，往往不擇手段。「宮」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個有文采的皇帝，哪怕「略輸」一點，絕不是什麼值得文人大眾高興的事情。
司馬遷書讀多了，有點呆氣，他為什麼不想想，同姓司馬，那個司馬相如被欣然接受，這個司馬遷卻被斷然拒絕呢？難道還不足以總結出一點經驗，學一點乖嗎？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馬善拍馬，吃香又喝辣，此馬講真話，只有割××。」為那張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價，真是太不划算了。
《漢書·司馬遷傳》認為：「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這意思就是說：若是司馬遷能夠「明哲」的話，也許可以「保身」，具體一點，可以保住那命根子。但他心血來潮，跳出來為李陵主持公道，招來了這場沒頂（卵？）之災。
不過，要一個具有責任感、使命感，特別是這位太史令，還多一份歷史感的文人，讓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讓他對帝國的千瘡百孔閉上眼睛，讓他在這位年近六十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漢武帝面前，裝聾作啞，那是不可能的。
「宮」司馬遷的天漢二年，大漢王朝的日子不甚好過，大面上的風光依舊，內囊早盡了。由於歷年來徭役兵役不斷，狂徵暴斂，人民負擔沉重，大批農民不得不離開土地，奔走流亡。這一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發生農民起義，來勢甚兇。所有這些敗象，都是劉徹隨著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來的必然結果。
孟德斯鳩說過：每個被授予權力的人，都易於濫用權力，並且將他的權力用到極限。康德也說過：掌握權力就不可避免地敗壞理性的自由判斷。義大利哲人馬基雅維利說得更乾脆：久握權力，必致腐化。這也是所有長期執政的統治者，在其晚年，難以逃脫的失敗命運。
劉徹哪能例外？到了晚年，除了封禪巡幸，敬神祀鬼，便是好大喜功，大興土木，與所有老年統治者一樣，最後必成為一個悖謬顛錯的老糊塗。司馬遷還以為他是當年意氣風發的「英主」，居然天真爛漫地「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要為李陵敗降慷慨陳詞。
其實子承父業繼任太史令的他，在國史館裡，早九晚五，當上班族，何等愜意！翻那甲骨，讀那竹簡，渴了，有女秘書給你沏茶，餓了，有勤務員給你打飯。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戰國，下至陳勝吳廣、楚漢相爭，那堆積如山的古籍，足夠他白首窮經，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親非故，「趨舍異路」，不相來往，更不曾「銜杯酒，接殷勤之歡」，有過私下的友誼。用得著你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嗎？但是，知識分子的通病，總是高看自己，總覺得他是人物，總是不甘寂寞，有一種表演的慾望。
他認為他應該說話，他要不站出來為李陵說句公道話，還有誰來主持正義呢？他說：一，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二，李陵「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三，李陵「轉鬥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學問太多的人，易愚；愚，則不大識時務；不識時務，就容易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出錯誤的事情。
他這一張嘴，果然捅下天大的婁子。
漢武帝是讓他講話來著，他該懂得，陛下給臉，垂詢你的意見，是要你講他願意聽的話。你如果不想對李陵落井下石，你完全可以裝糊塗，千萬別進逆耳之言。這位多少有點受寵若驚的關西大漢，遂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全盤托出他的真實想法。一句「救兵不至」，不但毀了他的前程，連男人的看家本錢也得根除。他不是不知道，那個未能如期會師，致使李陵孤軍奮戰，兵敗而降者，正是陛下心愛的王美人之兄長，貳師將軍李廣利。但他要說，這個認死理的司馬遷！
結果，「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一個「略輸文采」的統治者，收拾這個當場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小舅子，更得罪了他心愛之人的文學同行，還不容易。陛下吩咐了，不用砍掉他的腦袋，只消「宮」他就行了，然後捲簾退朝。劉徹，肯定會為他這得意一筆，回到後宮，跟王美人一塊兒偷著樂的。妲己，曾讓商紂王殺比干剖腹驗心；褒姒，曾讓周幽王舉烽火報警取樂，那麼，漢武帝「宮」太史令討美人歡心，又算得了什麼？
宮刑，為五刑之一。《書·呂刑》曰：「愛始淫為劓、刵、椓、黥」，「椓」，孔穎達疏：「椓陰，即宮刑也。」也就是去掉生殖器官。「劓」，削掉鼻子；「刵」，切掉耳朵；而「黥」和「墨」，則是在犯人的臉上刺字；「刖」，斬斷手足。《孔傳》曰：「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日五虐。」古人對這類殘酷的肉刑，也是持否定態度的。結果，「殺」，在五刑中，倒成了最簡單的刑法，因為砍掉腦袋，只須一刀了事。
遠古時代，統治者視人民為草芥，老百姓如肉在俎。據《漢書·刑法志》：「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要是刑亂邦用重典的話，五百增加到一千，那就該是道路以目，動輒獲罪，不知什麼時候，什麼場合，什麼原因，就會掉耳朵，掉鼻子，割××，送性命。所以，漢武劁司馬遷而不殺，留一條命在，該磕頭喊萬歲才對。
讀《水滸傳》，陸虞侯往林沖臉上刺字，押往滄州；武松在陽穀縣犯事，臉上刺了金印發配。對人犯的施虐行為，到唐宋，到明清，還在延續。這種遠古時期留下來的殘忍的惡行，像基因一樣，在國人的血管裡流動著，一遇機會，就會爆發出來。要不然，「文革」期間，那些造反派和紅衛兵，怎麼想起給走資派掛黑板，戴高帽，剃陰陽頭，往死裡折磨呢？不學無術的革命派，不可能從史書中得到啟發，很大程度上是血管裡的基因在起作用。
司馬遷「下於理」（理，古指司法官），大約是他四十多歲的時候，比如今那些知青作家還要小一點，正是泡吧泡妞泡桑拿的好年紀。但他卻只能在「蠶室」裡泡了。顏師古注《漢書》：「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在沒有麻醉劑，沒有消毒措施，沒有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藥的情況下，按住司馬遷，剝掉褲子，割下××，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
作者「李國文」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