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讚賞這警句，因為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豁達精神。
對文人而言，說豁達，容易，做到豁達，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時空的豁達精神，則更不容易。中國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實在名和位上，並不都是那麼想得開的。尤其在封建社會科舉取仕的年代，那個「學而優則仕」的「仕」字，可把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弄得顛三倒四而找不著北。
按照毛主席的說法，工人以工為主，學生以學為主，那麼，文人也應該以文為主才是。但舊時文人常常不在為主的方面下力氣，卻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計較，那一份奔走營逐，其貪婪，其戀棧，其巴結，其鑽營，真是很不怕斯文掃地的。於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撓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齒，你高我低，寢食不安，你紅我灰，如喪考妣，便是文壇的風景線。
包括我自己在內，要是能夠悟到「升沉不過是一秋風」，有這一份豁達，大概也就覺得沒有必要搞得自己好不開心了。
於是，我想起明代復古派「後七子」中的謝榛（1495—1575），與其詩友們升沉秋風的故事。雖然那是發生在明代後葉的事情，相距遙遠，但昨日之儒林，與今天的文壇，其基本狀態，應該說大體上是差不多的。
說到「後七子」，查文學史，通常係指明嘉靖、隆慶年間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和徐中行等一個團契性質的詩人組合。據陳登原《國史舊聞》：「明人詩社，所以較前世更為發達，一，有鉅子為之室主；二，富貴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於是此踵彼效，輩起更多。」看來，當時這種文學社團很盛行的，甚至還搞大獎賽什麼的。據《明史》：「詩勝者輒有厚贈，臨川饒介為元淮南行省參政，豪於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一鎰。」
金餅有多重，不得而知，但三斤白銀，價值不菲，手筆也夠大的。那些得不著的詩人，眼睛真要黑一大塊了。
上述「後七子」的詩社，最早發起者，卻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伯承未第時，詩名籍甚齊魯間，先於李於鱗（即李攀龍），通籍後，結詩社於長安，元美（王世貞）實扳附之，又為介元美於於鱗。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實為若敖蚡冒。其後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歲，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齧齒，不歡而罷。」（《列朝詩選》）
這位詩社首創元老，也是最早被踢出局的，升和沉，也來得太快了點。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風，但古文人，倒也未必，小人成性者諒不比今人要少。
第一，李和王也太不夠意思，你二位得以人五人六地進入文壇，靠誰？一掉屁股，將這位引薦者一腳蹬了，未免過於薄情。就如同當代有些作家，未成名時見編輯，點頭哈腰，只敢在椅子上坐半隻屁股；成名以後再見這位編輯，頤指氣使，眼睛立刻就長到腦門子上去了一樣，倒是古今同趣的德行。
第二，這位被人家無情拋棄的李詩人，也太想不開。老到一把年紀，還耿耿於懷，也太小肚雞腸，心胸狹隘了。至於嘛，不帶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響吃飯拉屎；再說，他們玩他們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樂。至於一提往事，金剛怒目，血壓上升嗎？所以，無論李攀龍、王世貞，無論李伯承，都有不夠豁達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壇就有多大，不一定非扎堆，非聚義，非歃血為盟，拉這個打那個的。
「升沉不過一秋風」，這是至理名言。
好了，李伯承出局，這詩社又一次面臨改組，接著，就該謝榛被那哥兒倆從詩社裡「開」了。誰紅誰紫，誰灰誰黑，誰上誰下，誰來誰去，正是這種無聊而又無趣的文人自戕，構成文壇的熱鬧話題。
說到謝榛，我認為，他是一個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達又不甚豁達的詩人。一般講，豁達，就能快活，不豁達，也就不能快活。因為，他有兩個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達的遺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點，「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點，「以布衣結牛耳」（《列朝詩選》）。這樣，形象上的差一點和學歷上的差一點，他也就無法徹底的豁達和完全的快活起來。
我對明詩所知甚少，但在「後七子」中，王世貞外，就比較欣賞他了。因為他的文學觀點比李攀龍等其他人，來得寬泛些；凡在文學觀點上，持「套中人」的緊閉自鎖政策，非要在一棵樹上吊死，還不許別人照自己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謝榛的詩，稍有生氣，就因為他能夠容忍異己，不那麼一條道走到黑。固然，他也復古，這是前、後七子一以貫之的主張，但他不像李攀龍那樣絕對，「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貞那樣設限，「大曆以後書勿讀」，謝榛要放得開些，他明白，文學是不能太過拘束的，一定要這樣，而不要那樣，必這樣不可，而那樣則不可，對於文學的發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兩大弱點，使他尷尬。「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鏡遮掩；不過，嘉靖朝，北京城裡有驗光配鏡之店肆嗎？我懷疑。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詩名，做出獨眼龍常有的自負神氣，徜徉於京都長安。但這表面的自信，也難掩其內心的虛怯。在科舉年代裡，一個讀書人，還是個聲名大振的詩人，竟然沒進過學，沒應過試，是一個無緣於黌門的白衣秀士，這日子不好過。假如他一天到晚廝混在短褲黨裡，藍領階層，彼此彼此，也許無所謂了。但他卻生活在一個文化精英圈內，確實有點抬不起頭來，你可以用「布衣」自傲，人家卻要把你當「白丁」看待，你也只好沒脾氣。
明代文壇，派系林立，經常洗牌，重新組合，所以，升沉變化，頻繁匆促，甚至來不及一秋風，就「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了。昨日還興沖沖的文人，一朝離開那把交椅，就沒精打采，像霜打似的蔫了；前一陣不見經傳的文人，因緣時會，這一陣紅得發紫，竟也能指點文壇，領袖群倫。王世貞就是最好的例子，他雖是世家子弟，可他年輕時，因為反對權奸嚴嵩，而弄得老父系獄，冤屈難伸那刻，在詩社早期活動中，其實是個小角色。
謝榛比那個氣回山東的李伯承要神氣些，一，年紀居長，二，成名較早，三，創社元老，四，估計他頗有公關能力，能夠拉來一些贊助，能夠在前門外某家酒樓，開個新詩朗誦會，找幾個歌星到場助興，能夠在廠甸某家書鋪，來個簽名售書，找八大胡同的名妓站場，這點銀兩，他口袋是拿得出來的。
所以，李伯承走後，他順理成章當了社長和法人代表，那時不用選舉，幾個人一合計也就行了，估計王世貞一開始會依附於他。但好景不長，馬上受到李攀龍的排揎，這個其實也是貧寒出身的詩人，由於系正途熬到這份功名，是個有級別的廳局幹部，很看不上一沒文憑、二沒職稱、三沒職務的謝榛，和他的江湖氣。加之，謝榛時不時地對他作品指指點點，倚老賣老，口無遮攔，他很惱火，一氣之下，憤而與之絕交。王世貞站在李攀龍一邊，也對謝榛加以擯斥，於是，興味索然的他，西走秦、晉，再遊燕、趙，遂不知所終地客死於出遊途中的河北大名。
「奈何君子交，中途相棄置」，此公的這個感喟，既是自絕，更是自棄。我在想，他最後的抉擇，更多是對於文壇的厭倦，倒具有一點豁達的意思了。
因此，我對「後七子」的第一首領李攀龍，幾乎沒有好感，此人的文壇領袖慾太強，是個志大才疏，不安於位，老想搞地震的人物。在文學上，復古成癖，「高自矜許，詩自天寶以下，文自西漢以降，誓不汙其毫素」，所以，他的詩一乏靈韻，二乏精神，同時代的人也對他多有「抉摘」的。連王世貞也認為：「於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者，則似臨摹帖耳。」《明史》也稱他：「其為詩，務以聲調勝，所擬樂府，或更古數字為己作，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
一個令人不能卒讀的詩人，非要把謝榛壓下去，也真是令人氣短。
看來，為名作家，卻無名作品，有高位置，卻無廣為人知的文學聲望，古已有之。讀者只記住了他的官位，卻記不住他寫了哪些詩篇。凡這類作家和詩人，都自我感覺良好，而且從來不會臉紅，真了不起。不過，他有一首寫謝榛的詩，題為《初春元美席上贈謝茂秦得關字》，倒還可讀，而且可以看到他與謝榛沒有全「掰」之前，一些還算融洽的情景。
鳳城楊柳又堪攀，謝眺西園未擬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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