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張居正，馬上就會想到他在明代後期所推行的改革。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作為明神宗朱翊鈞的首輔，達十年之久，是個有作為、具謀略、通權術的大政治家。張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裡佩服他；但對他這種太厲害的人，絕無好感。凡強人，都具有一點使人討厭的「侵略性」，他總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樹底下不長草，最好敬而遠之。
明代不設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規矩。這位獨裁者要求高度集權，只挑幾個大學士為其輔佐。在這些人中間，指定一個小組長，就是「首輔」。說到底，首輔其實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張居正，是明代歷朝中最具強勢的首輔，在任期間，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力；因為朱翊鈞十歲登基，相當一個高小五年級生，對於這位嚴肅的老師，敬畏之餘，言聽計從，是可想而知的。
記不得在哪兒看過這位改革家的肖像，是個不苟言笑，臉色陰鷙，目光嚴厲，神情冷峻的正人君子，大概沒人敢對他說一聲不，除非你不要命。但他在自家的府邸裡，與他極鍾愛、極標緻的小娘子們，風流纏綿的時候，是不是也板著面孔，讓美人兒也望而生畏呢？史無記載，就不敢懸擬了。
一般來講，在中國，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備下列三要素：
一，支援他進行改革的力量，必須足夠強大，不至於輕易被扼殺；
二，推行改革的過程中，會有阻難，不至於難到進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質即使有非議之處，不至於成為反對派使其落馬的藉口。
時下國產的電視連續劇，差不多以此為金科玉律，來寫改革的。其實，真實生活遠非如此，不是驚濤駭浪，艱難險阻，就是功虧一簣，全軍覆沒。哪像作家和編導所設想的，高峰護駕，破關斬將，美人青睞，春風得意，魚與熊掌兼得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個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許張居正是惟一的幸運者，至少在他活著時，他讓別人吃苦頭，自己從沒吃過任何苦頭。倒霉，是他進了棺材以後的事。
我所以說他了不起，就因為張江陵是中國惟一沒有什麼阻難，順風順水的改革家。
他之沒吃苦頭，由於皇帝支援，而皇帝支援，又是皇太后和大內總管聯手的結果。有這樣三位一體的後臺，他有什麼怕的，願意怎麼幹就怎麼幹。當然，不可能沒有政敵，更不可能沒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張居正是縱橫捭闔的九段高手，在政壇上所向披靡，誰也不堪一擊。小人，他更不在乎，因為他也是相當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這麼一次，坐了點蠟，有點尷尬。因為其父死後，他若奔喪回去，丁憂三年，不但改革大業要泡湯，連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問題，便諷示皇帝下令「奪情」，遂引發出來一場面折廷爭的軒然大波，使心虛理虧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後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這些搗亂分子推出午門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強行鎮壓了下去。
第一個屁股打得皮開肉綻，第二個屁股就會瑟縮顫抖，第三個屁股必然腳底板抹油開溜。他懂得，製造恐懼，從來是統治者最有效的威懾手段。操切專擅的張居正，把反對派整得老老實實，服服帖帖。他是個精通統治術的政治家，也是個冷麵無情的政治家，為了目的，他敢於不擇手段。
《明史》作者不得不認可他兇，認可他行，認可他有辦法。「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里之遙，朝下而夕奉行……自是……政體為肅。」他所以要鎮壓反對派，是為了營造出推動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大環境，加之「通識時變，勇於任事……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曜之操，幾於震主」。所以，在其手握極權的十年間，說張居正在統治著大明王朝，不算誇飾之詞。他曾經私下裡自詡：我不是「輔」，而是「攝」，休看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擁有的政治能量。
張居正穩居權力巔峰時，連萬曆也得視其臉色行事，這位年輕皇帝，只有加入與太后、首席大璫馮保組成的鐵三角，悉力支援張居正。如此一來，宮廷內外，朝野上下，首輔還用得著在乎任何人嗎？
眾望所歸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見頹靡的世道人心，張居正置若罔聞，將其冷藏起來。文壇泰斗王世貞，與張同科出身，一齊考中進士，很巴結這位首輔，極想進入中樞，他婉拒了：「吳幹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勸他還是寫他的錦繡文字去也了。與李贄齊名的何心隱，只是跟他齟齬了兩句，後來，他發達了，他的黨羽到底找了個藉口，將何心隱收拾掉以討他歡心，他也不覺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張居正毫無顧忌，放開手腳，對從頭爛到腳的大明王朝，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最為人稱道的大舉措，就是動員了朝野的大批人馬，撤掉了不力的辦事官員，鎮壓了反抗的地主豪強，剝奪了抵制的貴族特權，為推廣「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雷厲風行，一畝地一畝地的進行丈量。在一個效率奇低的封建社會里，在一個因循守舊的官僚體制中，他鍥而不捨地調查了數年，立竿見影，收到實效，到底將繳賦納稅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實在是亙古未有的壯舉。
《廣陽雜記》載：「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可見世人對其評價之高。這項大清查運動，始終是史書肯定的大手筆。我一直想，張居正不死得那麼早，再給他十年、二十年，將其改革進行到底，而且，萬曆未長到三十歲前，他還得輔政——這是太后的懿旨，或許中國將和歐洲老牌帝國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紀進入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也未可知。
我們從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驚奇》，就會發現其描寫物件，已從傳統的農耕社會，轉移到城市，市井階層和商人成為主角。這說明世界在變的同時，中國也在變，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已經形成。然而，張居正的改革失敗，錯過了一次歷史的轉型期。
想到這裡，不禁為張居正一嘆，也為中國的命運一嘆！
張居正一直清查到萬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實的結果：天下田數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迦納稅田畝近三百萬頃。這數字實在太驚人了，約計為二億八千萬畝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強、王公貴族所強佔隱漏，而逃避賦役的黑洞。經過這一次徹底清查，「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得以基本改變，整個國家的收入，陡增幾近一點五倍。
改革是一柄雙刃劍，成功的同時，張居正開罪的特權階層，觸犯的既得利益集團，統統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對立面。所以，他死後垮臺，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價。
因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架構，猶如積木金字塔。塔尖坐著皇帝，下面則是層層疊疊支撐起來、保持相對穩定的各級官僚機構。任何觸動，就有可能打亂這座塔的上下牽繫、左右制約的平衡。所以，即使是不傷筋動骨的小改小革，也會受到求穩懼變的體制維護者的抵制。他們寧可這座金字塔嘩啦啦地一個早晨垮塌，也不肯在垮臺之前，進行最起碼的修整和鞏固。
在中國，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溫和改良，更容易獲得成功，就在於這些因循守舊、冥頑不化、拒新抗變、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聯起手來扼殺改良運動，簡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來，老爺們比豬羊還會馴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外國也如此，當巴士底監獄大門轟然開啟以後，那些貴族、騎士、名媛、命婦，不排著隊向廣場的斷頭臺走去嗎？
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從《明實錄》的太倉存銀數，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據樊樹志《萬曆傳》）
上列表格雄辯地證明，改革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是統治集團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勢必要帶來的社會進步。但歷史上很多志士仁人，還是要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價。往遠看，秦國孝公變法，國家強大了，商鞅卻遭到被車裂的命運；往近看，清末百日維新，喚起民眾覺醒的同時，譚嗣同的腦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運的張居正，他是死後才受到清算的，他活著，卻是誰也扳不倒的超級強人。強到萬曆也要望其顏色。有一次，他給這位皇帝上課，萬曆唸錯了一個字音，讀「勃」如「背」，他大聲吼責：「當讀‘勃’！」嚇得皇帝面如土色，旁邊侍候的臣屬也大吃一驚，心想，張閣老，即使訓斥兒子也不該如此聲嚴色厲呀！所以，他活著一天，威風一天，加之年輕皇帝不得不依賴和不敢不支援的情況之下，滿朝文武，都得聽他的，誰敢說聲不。
我在想，樹敵太多的張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識見，以其在嘉靖、隆慶年間供職翰林院，冷眼旁觀朝野傾軋的無情現實，以其勾結大璫馮保將其前任高拱趕出內閣的卑劣行徑，會對眼前身邊的危機瞭然無知？會不感到實際上被排斥的孤獨？後來，我讀袁小修的文章，這位張居正的同鄉，有一段說法，使我釋疑解惑了：「江陵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以為世界眾生，乃是大菩薩行。故其立朝，於稱譏譭譽，俱所不計，一切福國利民之事，挺然為之。」（《日記》卷五）
看來，那些被強制納稅的地主豪強，被整肅得戰戰兢兢的各級官員，被旁置被冷落對他側目而視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來的反對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著他。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學生，現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鈞，一天天積累起來的逆反心理，這位政治家是感受到的，對其處境像明鏡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會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后有話，萬曆不到三十歲，不令其親政，這位戀權的政治家，實際上也不想真的罷手，於是，視事如舊。
袁中道散文寫得漂亮，煉字如金，一個「挺」字，便將其特立獨行，四面受敵的處境，形容出來。於是，這位騎在虎背上的改革家，顯然，下來是死，不下來也是死，他只有繼續「挺」下去的一條路好走。我想他那時肯定有一種理念在支撐著，他估計不至於馬上與死神見面，只要不死，他就繼續當首輔。只要在這個座位上，一切都可以從長計議。
唉！這也是許多強人，在興頭上，不懂得什麼叫留有餘地，什麼叫急流勇退的悲劇。他忘了，你強大，你厲害，你了不起，但你無法改變上帝。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膽，太心神不寧的改革家，終於邁不過去萬曆十年（1582）這個門檻，二月，病發，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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