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得比同齡人都短命，王世貞六十四歲，耿定向七十二歲，李贄七十五歲。
張居正的死亡，早有預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齒」，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權力，沉迷女色，慾望之強烈，後者甚至要超過前者，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萬曆年間，淫風大熾，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世紀末的氣氛。享受，佚樂，奢侈，腐化，縱情，放誕，靡費，荒淫，是普遍風氣。一方面，張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許多倍，永不饜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我記不得是基辛格，還是別的外國政治家講的，權力具有壯陽的作用。或許如此，張居正手中權力愈大，其性飢渴愈甚，但年歲不饒人，不得不求助於藥物維持其效能力，得以肆意淫慾。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篇》稱，張「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專取以劑藥」，由於「餌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據說，這是名將戚繼光為拍他的馬屁，貢獻他一種叫膃肭臍（海狗腎）的媚藥所致，服藥以後，熱發遍體，即使數九天氣，也戴不住帽子。因此，萬曆年間，首輔不戴，百官豈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內，光頭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
此公對於漂亮女子，從來是不拒絕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員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會笑納的了。明代官員，工資雖是中國曆代最低，但貪汙程度，也是中國曆代最劇。張居正觀賞之餘，愛不釋手，同時，又搖著腦袋，有一點不滿足感，巡撫忙問：「大人還有什麼吩咐？」張居正說：「若得真人如斯，可謂兩姝並美了！」果然，這位巡撫還當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僅形似，而且色藝雙絕，送到相府，成為首輔的床第新寵。
據說，萬曆不再是小孩子，進入青春期後，得知他的首輔府裡，美女雲集，佳麗環繞，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師，這把年紀，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餘，也嘆息自家雖為九五之尊，卻得不到更多的實踐機會，甚乏豔福。所以，我一直認為，萬曆在張居正死後，立刻翻臉，從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內。這種隱忍下來的怨恨，一旦得到宣洩，那絕對是可怕的報復。
平心而論，張居正的死，難免要被後人詬病，根據《萬曆野獲篇》，應該是縱慾過度，藥物中毒。王世貞的診斷，也認為死於女色，死於壯陽藥：「得之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洩之，其下成痔……」王世貞求官碰過他的釘子，心存嫌隙，絕對可能；也曾著文譏訕過他，為了巴結馮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稱自己為「門生」，斯文掃地，一至於此，也太丟人了點。不過，對張居正病情的敘述，應該是可信的。因為前者關乎人格，後者只是風流，在淫佚成風的明末社會里，王世貞沒有必要栽他這個贓。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壽終正寢，備極哀榮。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屍骨未寒，奪其官階。十二年四月，杯土未乾，又籍其家。最為慘毒的，因為抄不出萬曆所想象的那麼多金銀財寶，令圍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連勒索，刑訊逼供，家人有餓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煙瘴地面，充軍發配。
張居正這個家破人亡的最後結果，並不比商鞅或者譚嗣同更好一些。
在這場清算運動中，最起勁的，最積極的，最沒完沒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聽任他進行改革，並坐享其改革成果的萬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張居正的同時，矯枉過正，將初見成效的改革大計，也否定了。
這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竟沒有估計到，你過去鉗制他的壓力愈大，他後來反彈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裡收拾才怪！《實錄》說張「威權震主，禍蔭驂乘」，海瑞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都有為他惋惜之意，認為他這樣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應該懂得最起碼的機變韜晦之道。人走茶涼，當是不可避免，但死無葬身之地，險幾拋屍棄骨，就得怪張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強，而太藐視別人的弱。
強人會弱，弱人會強，這也是大多數強人得意時常常失算的一點。
張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萬曆，這個精神忭急，性格偏執，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質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壞事，卻絕對能做壞。諸葛亮比他幸運，雖然阿斗同樣不成器，但後主懦弱，始終不敢對相父說不。張居正輔佐的朱翊鈞，卻是一個翻臉不認賬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還用怕你？再說，馮保給外放了，太后也交權了。一拍御案，統統都是張居正的錯，又能奈我何？
魯迅與曹聚仁的通訊中，感慨過「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也論述過「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這就是說，「聖賢豪傑」與無恥、無賴、無所不用其極的「盜賊之性」，同在一個人的身上，是可能的。
我懷疑明代諸帝的這種無賴基因，是不是從開國皇帝朱元璋承襲下來的？一上臺還透著幾分英明，幾分正確，但都堅持不多時日，便一百八十度地走向倒行逆施的反面。這個埋葬在定陵裡的據說腿有點短的傢伙，也逃脫不掉明代皇帝的通病。
你活著的時候，他忌憚你，一口一聲「張老先生」，循規蹈矩，知書識理，你以為替大明王朝，輔佐出一位中興之主。事實不然，你一旦閉上眼睛，你樹了無數的敵，就要跟你算賬，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為青年，今天的無賴帝王。
無賴行徑，成為一個統治者的主流，治國就是一場胡作非為的遊戲。
張居正死的當年，朱翊鈞自毀長城，將薊鎮總兵官戚繼光調往廣東。張居正死的次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崛起關外。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一個政權，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敗卻常常是轉瞬間事。特別是他搞掉張居正後的數十年間，瘋狂搜括，拼命聚斂，以致民亂迭起，蔓延全國，成不可收拾之勢。
明亡禍根，緣起多端，但總結起來，無非，一內亂，二外患。這一切，都始自於朱翊鈞這個無賴。歷史是無法假設的，若以上表所顯示的國家財政收入進展態勢，如果張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萬曆的感情用事而廢，不因繼其任者避事趨時而停頓；蕭規曹從，堅持改革，明王朝的氣數，不至於那麼快就完蛋的。
因為中國為農業大國，農業為國之命脈，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農業的生產週期短，以年計，只要有休養生息、恤民安農的政策，有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年景，用不了數年工夫，國家就會富足起來。更可貴的，是中國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漢民族綿亙五千年的最大支撐力，哪怕命懸一絲，稍有紓解，立能生聚出復興的活力。也只不過經張居正十年努力，太倉存帑積至四百萬兩，國庫之充盈，國力之雄厚，為明歷朝之最。《明史》說：「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這當然是張居正的改革奇蹟，也是中國人一旦有了正確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煥發的結果。
據陳登原《國史舊聞》，載林潞（此人約與方苞同時）的《江陵救時之相論》，竭力讚許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輔，戶口阨塞，山川形勢，人民強弱，一一條列，一旦柄國，輔十齡天子，措意邊防，綢繆牖戶。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歿，蓋猶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從太倉銀庫歲入銀兩統計，也確實證實，即使在其死後，張居正的改革，還讓朱翊鈞當了多年太平天子：
（據樊樹志《萬曆傳》）
朱翊鈞統治的四十八年間，張居正輔佐的前十年，有聲有色。此後的三十八年，這位皇帝漸漸與其祖父嘉靖一樣頹唐庸惰，無所作為，「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以至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每況愈下，直到不可救藥。（據《明史》）
神宗以後，敗亡加劇，光宗在位一年，色癆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換五十相，明末的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萬曆死後第二十五年，大明王朝也就國將不國了。他的孫子朱由檢，被逼到景山上，那棵在「文革」期間鋸斷的歪脖樹，見證了朱明王朝的終結。
所以，《明史》對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結論：「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其實，明代的亡國之兆，張居正一死，就出現了。
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強人，因為事實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個，以君臨天下的態勢，沒有同志，沒有智囊，沒有襄助，沒有可依賴的班子，沒有可使用的人馬，甚至沒有一個得心應手的秘書，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個中國搗騰一個夠，實現了他所釐定的改革宏圖。這種孜孜不息，挺然為之，披荊斬棘，殺出一條生路來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後人欽敬的。
但是，封建社會已經到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沒落晚期，不論什麼樣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墜的物體，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轉，這也是舊中國徒勞的改良主義者，最後逃脫不了失敗的根本原因。
不過，就張居正的改革而言，其傑出的歷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時，他的驕奢淫逸，恣情聲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後來人對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庫總目》收其《張太嶽集》，提要評論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獨掌國柄，後人譭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其威福自擅之罪，兩俱不能相掩。」
對這樣一位複雜的歷史人物，這樣一位生前享盡榮華，死後慘遭清算的改革者，個人的是和非，還可以千古議論下去，張居正在歷史上給我們的啟示，便是這種對於改革的認知，這是他的永遠的價值所在。
從張居正的實踐中，我們知道，中國需要改革，如大旱之望雲霓，中國可以改革，如春風之德蕙草。舊時的中國是這樣，新興的中國更是這樣。
改革，中國的希望，這就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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