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後，總有一位不請自來的客人，在我家後院的角落裡，煢然存活。那雖沒有什麼氣力，但相當專注的啁鳴，常常堅持到真正冬天的來臨。每當我在呼嘯的寒風裡，貼著玻璃窗，傾聽這隻蛐蛐的聲音時，對於生命力的不絕於縷，總使我有所觸動，總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的名句：「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
詩人的這句詩，很酸楚，很淒涼，每吟，心必為之動，尤其對有過「草間偷活」體驗的我來說，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吳梅村應該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說的這個「苦」，並不是他自稱的「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種無時無刻的懺悔中，一種至死也不能自諒的懺悔中，對於靈魂那永無休止的自審自譴的「苦」。
中國人，通常不怎麼懺悔，中國文人，則尤其缺乏懺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遠一點的，有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近一點的，有盧梭的《懺悔錄》，而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歷程中，幾乎找不到一本類似的著作。中國文人甚至不如中國皇帝，他們在混不下去的時候，還不得已而為之，下罪己詔。吳梅村的恩主崇禎，就涕泗滂沱地幹過這樁事。但是，有些中國文人，錯了也不認錯，不但不認錯，還賴賬，還推諉，還狡辯，還倒打一耙。所以，吳梅村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極其少見的，具有懺悔意識的文人，值得我們後人尊敬。
早先，文壇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這般蛆蟲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腳的排行榜。但在士子們的口碑上，是按錢謙益一、吳偉業二、龔鼎孳三這樣的次序排列，逐漸形成公論。不過，若就純文學的意義而言，吳和錢，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梅村當國亡時已退閒林下，其仕於我朝也，因薦而起，既不同於降表僉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沒身不忘，則心與跡尚皆可諒。」要是從道德角度衡量，那麼，鼎革之際的表現，吳勝於錢，更勝於龔，是毫無疑義的。
文學史所以將他們統而論之，因為生逢末世，命運蹭蹬，遭遇不濟，坎坷半生的命運，大致相同。但具體到每個人，狀況又不盡類似。錢是一個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渦，龔是一個市儈氣的文人，熱衷投機轉蓬，吳則是一個更純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膽小怕事，體弱多病，努力躲開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過他。這倒也不光吳梅村個人的悲劇，而是中國文人幾乎躲不掉的共同厄運。皇帝老子要是跟你過不去的話，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這條船上，想不成落湯雞也難。時代要跟你彆扭的話，如托爾斯泰所言，在鹽水裡煮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沒有可能。不過，錢謙益自尋是非，龔鼎孳自討沒趣，吳梅村在劫難逃，明白這點差別，也就理解他這什麼「沉吟不斷，草間偷活」了。
他懺悔是真誠的，但他「沉吟不斷」，更多是在訴苦，訴他那個「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的苦，這裡面就有很多文人的誇飾了。
從古至今，中國文人無不喜歡誇飾，往自己臉上貼金，光榮要貼，成功要貼，到了當代，被運動，要貼，受迫害，要貼，甚至連恥辱也要拿出來往臉上貼。吳梅村也屬於賣苦一族，在遺書裡，告訴兒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個，說得可憐兮兮。他這一輩子，憂患連連，危機重重，提心吊膽，擔驚受怕，過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實，但絕不是徹頭徹尾的倒霉蛋。
他應該沒有這麼大的忘性，他剛走出他的家鄉太倉，那幾年間，可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為世人矚目。他的連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講學東宮，也使得滿朝文武驚詫，藝苑杏林豔羨。毋庸諱言，吳偉業曾經很陶醉於那相當風光，相當體面，相當得意，相當快活的滿足中的。
我始終認為，上帝雖然吝嗇，但對每個人的安排，基本上（當然不是百分之百）還是要保持賬面上借方與貸方的大體平衡。一個太快活的幸運兒，不見得永遠一帆風順；同樣，一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傢伙，未必就會被上帝拋棄。君不見福利彩票開獎，立馬成為百萬富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絕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所以，吳梅村雖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歲起，開始發跡，上帝真開眼，讓他著實地火了一把，比進城民工中頭彩還來勁呢！
舊時中國的「士」，十年寒窗，囊螢刺股，大都懷有高第入仕，衣緋著紫，文章翹楚，領袖群倫，連做夢也忘不了的雙重心結。時至二十一世紀，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謀一身黃馬褂，同時又想執文壇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可魚和熊掌，兩者兼而得之，豈是那麼容易的事嗎？
在中國，考中狀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難考得狀元。吳敬梓、金聖嘆、曹雪芹、蒲松齡，恰恰都是科場上的名落孫山者。這其中，二律背反，勢難兩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難免生澀凝滯，腦袋裡裝滿了論、表、詔、誥、判、策之類應試製藝，詩詞歌賦的絕妙靈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腦袋熱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別指望他寫出好作品的原因。以今譬古，能憑真本事，贏得科舉，而且又憑真才華，成為大師者，肯定少而又少，只有吳偉業，是這樣一個佼佼者。
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晚號梅村，又號鹿樵生，江蘇太倉人。
他出身於書香門第，長大於儒雅環境，聰穎早慧，好學不倦，尤其拜在名師張溥門下，文章大進，學業完善，筆墨嫻熟，得心應手。所以，1631年（崇禎三年），他到南京應鄉試，中舉，名列第十二。次年進京，參加會試，得第一。接著殿試，皇帝親點，為一甲二名進士，即「榜眼」，這一個成功過程，讓人看得眼花繚亂，叫好鼓掌都來不及，所以他老是賣苦，是沒有道理的。
接下來，授翰林院編修。隨後，崇禎出面，賜假回里，洞房花燭，真是如其宗師所褒譽的，「大登科後小登科」，「天下好事皆歸子」了。吳也很得意，得意難免忘形，他評價自己為：「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如同時下有些作家同行，將自己列入諾貝爾文學獎種子選手一樣，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後來的懺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誇飾的遭際之「苦」。滿清入關，改朝換代，攻城略地的屠殺，鐵騎踐踏的血腥，文化鉗制的強暴，予取予奪的恐懼，是每個老百姓都難逃脫的痛苦，非獨吳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我認為，在他的潛意識中，有一種努力為自己辯白的慾望，表現出來，便是喋喋不休的訴苦。
後來人常常不理解，人稱吳太史的這樣一位文學大師，睿智學者，聰明透頂的人，為什麼不能像顧炎武、黃宗羲那樣埋名隱居，堅拒不就？為什麼不能像陳子龍、夏完淳那樣寧死不降，捨身成仁？最不濟，也可以學王夫之那樣，作《惜發賦》，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裡潛心讀書。
說說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當相當的難了。
直到我當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國知識分子中間，強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這樣高標準地要求吳梅村，但他願意跪下來求生，而不想站著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吳梅村的日本學者安積信，就十分為這位大師惋惜：「第梅村受知於莊烈帝，南宮首策，蓮燭賜婚，不十年累遷至宮詹學士，負海內重名久矣。當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時，不能與陳臥子、黃蘊生諸賢致命遂志，又不能與顧亭林、紀伯紫諸子自放山林之間，委蛇伏遊，遂事二朝，是則不若尚書（王阮亭）之峻整，隨園之清高遠矣。向使梅村能取義成仁，或隱身巖穴間，其節概文章，皆足以為後學標準，而天下所推為一代冠冕者，亦將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豈不尤可惜哉？」（見清人方浚師所著《蕉軒隨錄》）
安積信先生不瞭解中國文人向來崇奉「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哲學，與他們日本國動不動切腹自殺的武士道精神，是毫無共同點的。且不論切腹這舉動本身的正確與否，但對死亡毫無畏懼的堅強，與但求苟且偷生的軟弱，是存在著天壤之別的。
吳梅村性格軟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吳梅村身體脆弱，可虛榮之念更強。但文學大師的聲名，復社宗主的威權，領袖群倫的慾念，一代良知的眾望，都是他對自己的目標期許，是捨不得放棄的，正是這些浮華，他既不能「取義成仁」，更不能「隱身巖穴」，怎麼辦，只有成為「忍死偷生廿載餘」的「兩截人」的一條路可走。
吳梅村的故事講到這裡，對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響的兩個人，就該出場了。
一位是他的老師張溥，一位是他的親家陳之遴，前者使他捲入了明崇禎朝的黨爭，後者使他接受了清順治朝的徵召。這雖是兩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吳梅村個人而言，四十多歲時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歲時介入黨爭的必然結果。
作者「李國文」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