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的政治家，有附庸風雅的嗜好，那麼，中國的風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興致。張溥為文學家，我記得舊時中學國文課本中，就選有他的《五人墓碑記》，那是一篇相當激昂慷慨的散文。但他更願意附庸政治，要當一個政治活動家。崇禎初年，清除閹黨，昭雪東林，言路放寬，政策鬆動，給了知識分子一點自由，張溥利用這個機會，成立「復社」，議論朝政，針砭時弊，雌黃人物，評斷是非，儼然有點反對黨的味道。
一般來說，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張溥這樣還玩出一點氣候者，最後也以栽跟頭而告終，甚至死了也沒放過他。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需要知識分子出聲的時候，你可以出聲，當他不需要你時，你最好閉緊嘴巴，別討沒趣。歷史上那些掉了腦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以為皇帝多麼愛他，而發出聲音的結果。
張溥把復社的全部希望寄託在這位弟子身上，而吳梅村也被老師的熱忱所推動，一是年輕，二是憂國憂民，三是士大夫要為天下先的精神，很快進入狀況，站在了朝廷中派系鬥爭的第一線。說實在的，他遠不是鬥士，而且也做不來鬥士，可是，成功太快，頭腦膨脹，難免虛火上升；眾人攛掇，高帽戴上，也就衝動行事。少年氣盛的他，一瞬間竟以為自己果然是鬥士了。上書陳詞，面折廷爭，甚至藉著崇禎召對的機會，「進端本澄源之論」，將政敵狠狠告了一狀。據說，他那一番聲情俱茂的廷上陳述，大有文明戲中言論小生的慷慨激昂勁頭，把小他一歲的崇禎帝，聽得入神，為之動容。
知識分子以求自由為己任，自由來了以後，往往得寸進尺，要求獲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可皇帝不是慈善家，這隻手給你自由的時候，另外一隻手也就準備著收回自由。更何況朱由檢是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的人呢！接著，吳梅村從「復社」被猜疑，張溥被檢控，黃道周被貶謫，楊廷麟被外放……風聲鶴唳，山雨欲來之勢，預感到九朝門內，天子腳下，不是他呆的地方。本不是鬥士的他，乾脆當逃兵，撤了。
於是，到南京雞籠山，就國子監司業的那份閒差，雖是冷板凳，但離開了京城的險惡漩渦，至少晚上能睡個安生覺。
他事後一首《送何省齋》五言古詩寫道：「……夜半話掛冠，明日扁舟系。問餘當時年，三十甫過二。採藥尋名山，筋力正強濟。濯足滄浪流，白雲養身世。長放萬里心，拔腳風塵際。」這似乎還有炫耀其覺悟不晚之意，其實，「拔腳」，即北京話的「撒丫子」，撇開「風塵」中的並肩戰友，單獨開溜，好像並不值得光彩的。
我一直在猜想，放他走，應該是崇禎的決策。按朱由檢一向對他的器識，會將他留在京城任用的。但在收拾了好幾個「復社」同黨後，居然沒有對他採取措施，而且，另闢出路，使其擺脫困境。我總感覺到，這種獨獨賜予他的人情味的關照，很可能是1610年出生的朱由檢，對1609年出生的吳梅村，存在著一種同齡人的惺惺相惜的情感。
類似這樣的蒙受「天恩」，已經不止一次令他感恩戴德了。崇禎四年會試，所引發的科場糾紛，是這位年輕皇帝親自排解的。御筆在試卷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詭靡」八個字，認為他的文章很「主旋律」的，這一句「天語褒揚」，定了調子，反對派再也不敢放一個屁。隨後，又賜這個新科榜眼，「馳節還里門」，合巹完婚，那簡直是傾動江南的一場婚禮。九年，被任命為湖廣鄉試主考，那時他僅二十八歲，可見其受信任的程度。十年，被命為東宮講讀，這是要在將來派大用場的儒學之士，才能坐上的位置。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就讀於文華殿，崇禎帝臨現場視學，親自垂問《尚書》大義，講畢，獲賜「龍團月片，甘瓜脆李」。
這所有的一切恩典，是他仕清以後，椎心泣血，悔恨萬分，最不能原諒自己的原因。在中國人心目中，忘恩負義，最被人不齒，在封建社會里，帝王之恩，你也背叛，哪還有什麼人味呢？據民國蔣芷儕《都門識小錄》：「昔吳梅村宮詹，嘗於席上觀伶人演《爛柯山》（即《買臣休妻》），某伶於科白時，大聲對梅村曰：‘姓朱的有甚虧負於你？’梅村為之面赤。」可見時人對他的背主仕清，是尤其憎惡的。朱由檢行事峻急，糾刻猜忌，罰重恩薄，少見情義，對他卻是優渥有加，關愛備至。這一問，真是問到了這個「兩截人」的心痛處。
「兩截人」，當時的流行話，係指明朝的官，薙髮蓄辮，又來為清朝的官的一班人。據清人劉獻庭《廣陽雜記》：「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集虎丘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雲：‘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為之默然。」這則軼聞，便是對「兩截人」的最好註釋。
「明亡後，清廷召誘天下之士，同徵周廷瓏、姚思孝等皆堅執不赴，又有李灝以絕食自戕相抗，梅村一時腸軟，忍志赴召。」清人入關後，武力征服的同時，也進行文化征服，在中國歷史上，所有想成大事而文化低下的異族統治者，無不籠絡和倚重漢族知識分子，以鞏固和加強其政權。滿清政權用徵召的辦法網羅文士，從多爾袞、多鐸起，到福臨親政後，是一以貫之的政策。江左三才子的錢謙益、龔鼎孳早就成了「兩截人」，吳梅村焉能例外？
有人認為劉獻庭所記軼聞，為杜撰之詞，其實謬矣。儘管虎丘會餞時，吳梅村尚未赴召，但他的被召，和他的必然要應召，已成定局之事。因為他既不堅示拒絕，又不盡力隱匿，而且還作秀，做大秀，不是明擺著在等著清廷來徵召嗎？因此，某個人打油一首，給這位在大會上出足風頭的吳學士，開個玩笑，有什麼不可能的呢？「寄語」二字，多少帶有一點勸誡，閣下，已經是一半清朝一半明瞭，你還執意要去做兩朝天子一朝臣嗎？
應該看到，第一，清廷對這樣一個大文人，漢族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早晚要控制在自己手中，不會放任不管，聽其自由的。第二，那些已經為清廷效力的前朝官吏，也要拉他下水，豈能容他成為名節孤貞之士，萬世流芳？雖然，他可以找到一百個理由，為自己的變節推卸責任，但是，遲至順治九年、順治十年，滿清當局才將焦距對準他，我認為，很大程度是他個人拼命造勢的結果。
明亡十年，吳梅村足跡遍江南，說明也並未閒著，說明他也是生怕世人將他忘卻。文人之不甘寂寞，本是通病，過去如此，現在也還是如此。這也是越有名氣的大師級的文人，所以要在主席臺前排就坐，露出那張核桃臉，笑容可掬的緣故。
當年，在崇禎朝的黨爭中，吳梅村雖然有點虎頭蛇尾，「拔腳風塵際」，但政壇之爭，說到底，是權力之爭，張溥讓他上了這一課，積極的方面使他懂得了政治的險惡，消極的方面也讓這個年輕人感受到權力的誘惑。在握有權杖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學的美酒，又算得了什麼？這也是他在大清王朝鼎革之後，終於不願老死牖下的原因。何況身邊有一個密友兼親家陳之遴，這樣「兩截人」的樣板在。「怎麼活不是活？」這也是所有弱者在選擇下下策時，給自己的合理解釋。
上次崇禎六年的虎丘大會，不到三十歲的吳梅村，是以「聯捷會元、鼎甲」和「翰林院編修」身份出現的，不過是風流儒雅的青年才俊，充其量是眾望所歸的明日之星。而這次順治十年的虎丘之會，他不同了，四十多歲的吳梅村，已是一位眾星捧月的精神領袖，一位舉足輕重的文壇重鎮。這次「和合之局」，實際為錢謙益所發起，所策劃，其目的，是為了凝聚漢族知識分子，精誠團結，不起內訌，使異族統治者從中漁利。可這種在統治者眼皮子底下聚眾集會，應該說與體弱多病的他，那怯事畏難的習性相背的，但吳梅村挺身而出，擔綱主演，勇於任事，我覺得其中不無他個人的利益考量在內，因為，他終於等到一次向當局顯示其實力的機會，值得一試。
果然，他成為與會數千文士共推的宗主，清廷馬上下徵召令，剋日進京。
結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付出變節的代價，付出叛主背恩的代價，付出數十年聲名的代價，付出在知識分子中樹立的高風亮節的代價，得到的是冷遇，是漠視，是猜疑，是不信任，是區區不足道的一名編纂，小小學官而已。早知如此，不若不降。
可你也不想想，一位歸順得太晚的文人，還能指望坐穩江山的順治，為你開歡迎會麼？於是，在京三年期間，風雲譎變，如鳥驚弓，大案迭興，惟恐牽連，舊病復發，沉痾難愈，親友遠離，處境淒涼，日子過得誠如其言，「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他細細算了算賬，什麼也沒有得到的同時，他這個人，這個人的一生，這個人的未來，都成了零。這場不是賭博的賭博，這場不是投機的投機，真是輸得夠慘。
文人，有什麼辦法？能夠不存任何幻想，決絕地挺直了腰桿站立者，又能有幾多？
前途維艱，後路淒涼，草間偷活，沉吟不斷。從此，吳梅村一直生活在懺悔中，直到他的《臨終詩》：「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還兀自悔恨不已。一直到死神來臨的那一瞬間，他對他的背叛，他的失節，也始終不肯自諒，長嘆「浮生所欠只一死」，「竟一錢不值何須說」，闔上了眼睛。
據《清史稿》：吳偉業「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死後殮以僧裝，葬我鄧尉靈巖之側，墳前立一圓石，題日詩人吳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銘。’聞其言者皆悲之」。
懺悔，是一種崇高感情，是一個大寫的人，對自己，對世界，對歷史所體現出的負責感情。今天，重新溫習吳偉業這段史實，我想，還是很具有現實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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