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寶座，莫過於否定他賴以安身立命的綱常倫理了。嵇康在給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口號，司馬昭一看，這不是動搖朕的根本大計嘛，當然是要把他幹掉的了。所以，沒有馬上殺他，不過看時機，找藉口罷了。
魯迅說：「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按：應是司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是司馬炎）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在司馬昭的眼中，凡與曹魏王朝有聯絡的人，都是他不能掉以輕心的敵對勢力。何況嵇康的太太，還是曹操的曾孫女長樂亭主呢！這門婚姻的結合，使一個貧家出身的文人，娶了一位公主，已無可知悉細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位金枝玉葉，看中嵇康並嫁給他，還使他得到一箇中散大夫的閒差，很大程度上，由於嵇康是當時大家公認的美男子。
古代作家有許多風流倜儻的人物，現在，作家能稱得上美男子者，幾乎沒有，而歪瓜裂棗，獐頭鼠目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後來人愧對先輩。史稱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晉時的骨尺約合二十三至二十四釐米計算，嵇康該是一米八幾的高個子，「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長樂亭主能不為之傾心麼？何況那是一個持性解放觀念的社會，她的曾祖父曹操，在平袁紹的繁冗戰事中，還不忘找個三陪女呢！
另外，魏晉時期的嵇康，頗具現代人的健康觀念，好運動，喜鍛鍊，常健身，他擅長的專案，日「鍛」，也就是打鐵。「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這個經常掄鐵錘的詩人，肯定肌肉發達，體魄健全，比之當今那些貼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風掉淚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氣得多。「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像這樣一位真有學問的文人，不是時下那些糠心大蘿蔔式作家，動不動弄出學問淺薄的笑話來，令人喪氣。加之保持身體健美，一位運動健將式的未婚夫，對亭主來講，打著燈籠難尋，自然是一抓住就不會撒手的了。
魏晉時的女人，在性愛觀點上，持相當開放的態度，擲果潘安，偷香韓壽，就是最好的例證。更不要說放浪成性的賈南風了，連法國那位帷薄不修的路易十六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也望塵莫及的。因此，長樂亭主以千金之軀，嫁給這位健美先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但嵇康選擇娶這個老婆，倒有可能是從他與掌權者對立的感情出發，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選擇。試想，他的朋友阮籍為擺脫司馬氏與之結親的要求，乾脆大醉兩月不醒，讓對方找不到機會開口。而他卻與司馬氏的政敵通婚，顯然是有意的挑戰。
他難道會不記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兒金鄉公主，最後不也是被司馬懿殺掉的教訓嗎？嵇康就是嵇康，他卻偏要這樣行事，這正是他的性格悲劇了。
雖然，他寫過文章，他很明白，他應該超脫。「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實際上，他說得到，卻辦不到，至少並未完全實行這個正確主張。
他也找到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病根所在，因為他有兩點連自己都認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這是他給山巨源的絕交信中說的，說明他對自己的性格瞭如指掌，但由於他對世俗社會、官僚體制、庸俗作風、無聊風氣的不習慣，對司馬氏統治的不認同，這毛病便根深蒂固，改不掉了。如果說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禍的原因，後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禍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聰明一些，雖然他對司馬昭，不會比嵇康更感興趣，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寫文章時，竭力隱而不顯，猶如當代新潮評論家佶屈聱牙的高論，說了半天，連他自己也不知夢囈了些什麼一樣，儘量不讓司馬昭抓住他的把柄。而且，不得已時，阮步兵也會給大將軍寫一篇祝壽文，唱一曲happybirthdaytoyou應付差使的；到了實在勉為其難，不願太被御用，而推託不了時，索性佯狂一陣，喝得爛醉，躺在當壚的老闆娘旁邊，作出拍a片樣子的親密狀。這樣一來，司馬昭也就只好沒脾氣。
但嵇康做不到，這是他那悲劇性格所決定的。他對這個阮籍羨慕得要死，也非常想學習他，對山濤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史稱嵇康「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是個「不可強」、「不可化」的人物，這就是俗話說的：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了，一個梗慣了脖子的人，要他時不時地低下頭來，那是很痛苦的事情。他想學，學不來，只好認輸：「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結果，他希望「無措乎是非」，但「是非」卻找上門來，非把他攪進「是非」中去。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個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瓏，四處討好，也就自然不善於保護自己。
現在只有看著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終點。最痛苦的悲劇，就在於知道其為悲劇，還要悲劇下去，能不為悲劇的主人公一慟乎！
嵇康雖然被司馬昭引以為患，但忙於篡奪曹魏政權的大將軍，不可能全神關注這位皇室駙馬，在他全盤的政治角鬥中，嵇康終究是個小角色。如果在中國歷史上，統治者周圍，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麼知識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過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機會靠近統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假如此人特別想吃蘸血饅頭的話，首選物件，必是作家同行無疑。
不幸的是，司馬昭極其信任的高階謀士鍾會，不是一個好東西，跳出來要算計嵇康，對司馬昭來說，是件正中下懷的事情。現在，已經無法瞭解，究竟是鍾會心領神會大將軍的旨意，故意製造事端；還是由於嵇康根本不甩他，銜恨在心，予以報復。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總之，不怕賊偷，就怕賊算，從他後來與鄧艾一塊兒徵蜀，整死鄧艾接著又背叛作亂，是個貨真價實的小人，當無疑問。碰上了這樣的無賴文人，對嵇康來說，等於敲了喪鐘。
鍾會年紀與嵇康相仿，只差一歲，算是同齡人。不過，一是高幹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鍾會也玩玩文學，以為消遣，這是有點權勢的官員，或有點金錢的老闆，最易患的一種流行病。這種病的名稱，就叫「附庸風雅」。或題兩筆孬字，或寫兩篇歪詩，或倩人代庖著書立說，或槍手擬作空掛虛名，直到今天還是屢見不鮮的。鍾會雖是洛陽貴公子之一，其父鍾繇位至三公，其兄鍾毓官至將軍，但貴族門第，並不能使其在文學上，與貧民出身的嵇康，處於同一等量級上。因此，他有些嫉妒，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動力。假如，鍾會寫出來的作品差強人意，也許眼紅得不那麼厲害；但是，他寫得不怎麼樣，又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怎麼樣，心頭的妒火便會熊熊燃燒。
於是，就有了《世說新語》所載的兩次交鋒，第一次較量：「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趕緊追出門來，拉住鍾會的手：老弟，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寫序？寫評論？開研討會我去捧場？那麼自我感覺甚好的鍾會，得到這樣的首肯，也就天下太平了。嵇康顯然不會這樣做的，一個如此圓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會拾起鍾會的《四本論》，扔在打鐵的紅爐裡，付之一炬。
第二次較量：鍾會約了文壇上的一干朋友，又來登門趨訪。嵇康卻是有意惹他了，這可是犯下了致命錯誤。現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鍾會，是討厭他這個人呢，還是對他政治上背魏附晉表示唾棄，還是對他上一次行徑甚為反感。當這些「賢俊之士」到達嵇康府上，「康方於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這當然是很尷尬的場面，但鍾會可不是一個膿包，而非膿包的小人，往往更為可怕。臨走時，他撂下來的這兩句話，可謂擲地有聲，然後，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後如何態度，依我度測，中散大夫對這威脅性的答話，恐怕笑不大起來。也許爽然若失，把鐵錘扔在一旁，覺得沒勁吧？那位拉風箱的向秀，肯定也怔怔發呆了，如此低水平地，沒風度地羞辱對手，又能頂個屁用？
唉！這就是文人意氣，不諳世事的悲哀了，只圖出一口惡氣而後快，卻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對一個一下子整不死的小人，絕對不能夠輕易動手的。何況這種脫口秀式的挑釁，只不過激怒對方而已。「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後果，便是鍾會跑去向司馬昭說：「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沒有說出口的一個字，便是「殺」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報告檢舉某某，而聽者正好也要收拾某某，那這個可憐蟲就必倒大黴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呂安，「以事繫獄，辭相證引」，把他牽連進去，鍾會就公開跳出來大張撻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他的結論，透露出小人的蛇蠍之心：「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其實，也正是司馬昭的想法，不過利用鍾會的嘴罷了。「於是錄康閉獄」。
現在看起來，嵇康第一個要不得，是曹黨嫡系，在政治上站錯了隊；第二個要不得，是個公開與司馬政權唱反調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個要不得，或許是最關鍵的，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文字獄史，通常都是小人發難，然後皇帝才舉起屠刀的。但對於惑亂其間、羅織罪名、告密揭發、出賣靈魂的小人，常常略而不提，所以，這類慣用同行的鮮血、染紅自己頂子的文人，才會絡繹不絕地繁殖孳生吧！
接著，便是嵇康最後的絕命鏡頭了：
一，「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世說新語》）
二，「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世說新語》注引王隱《晉書》）
三，「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晉書》）
四，「臨死，而兄弟親族鹹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嘆曰：‘《太平引》於今絕也！’」（《世說新語》注引《文士傳》）
讀到以上的四則記載，不禁愕然於古人比之後人，有多得多的慷慨、膽識、豪氣和壯烈，竟有好幾千罷課的太學生，居然跟隨著囚車向法場行進，而且打出標語口號，反對司馬昭殺害嵇康，要求停止行刑，讓嵇康到太學去作他們的導師。現在已很難臆測魏晉時太學生們遊行示威的方式是什麼樣子的。可以設想，這是洛陽城裡從未有過的，一個萬人空巷，全城出動，非常悲壯，氣氛肅穆的場面。否則，司馬昭不會產生後悔的意念；他的後悔大概也是懾於這種民眾的壓力吧！
更教人激動的是，嵇康被捕後，一些具有社會影響的知識分子，不畏高壓，挺身而出，以與這位作家一塊兒受罪的勇氣，走進牢房。這支湧向大牢的隊伍，完全不把小人的報復、統治者的鎮壓放在眼裡，於是，想起近人鄧拓先生的詩：「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這才是中國文化的脊樑。歷史上是有許多缺鈣的知識分子，但絕不可能是全部。
日影西斜，行刑在即，圍著法場的幾千人，沉默無聲，傾聽嵇康彈奏他的人生絕響。這裡不是放著花籃的音樂廳，而是血跡狼藉的行刑場，等待演奏者的不是掌聲和鮮花，而將是一把磨得飛快的屠刀。但他，這位中散大夫，正因為他不悔，所以，也就無懼，才能在死亡的陰影中，神色安然地撫撥琴絃，彈完《廣陵散》的最後一個音符，從容就義。
嵇中散之死，不但在中國文學史，即在世界文學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類似他的那種「非湯武而薄周孔」的一生追求革新的進取精神，「剛腸疾惡」，「遇事便發」的始終直麵人生的創作激情，甚至對今天作家們的為人為文，也是有其可資借鑑之處的。
正因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寫出的這個不朽，才具有永遠的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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