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者，都系活剝。但要使受刑者痛苦萬分而不死，劊子手還真得有點精於解剖的專業經驗不可。否則，皮未剝下，被刑者死在先，行刑者也就完蛋。魯迅先生不禁感慨，中國古代，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剝皮而不立斃，凌遲而不斷氣，磔刑而不露痕，宮閉而不送命，其「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這句感慨的背後，不知有多少人慘死刀下，不知有多少次臨場經驗，才有了這種屠夫合乎現代科學的精到。這一切，只能說明在封建社會里，統治者（包括想成為統治者的流寇）之殘忍，之兇惡，之殺人如麻，之把人不當人待罷了。
於是，魯迅先生結論曰：「明初，永樂皇帝剝了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這（指孫可望）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其實，明代用此刑，非始於朱棣，據明史專家吳晗考證，要說「剝皮揎草」幹得最起勁的，那個懷有無賴頑劣之心的小和尚，才是創朱明一代酷刑之先鋒。這小和尚，倘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必為東糾西糾海淀糾，鐵桿紅衛兵，文攻武衛，專政隊長之類人物，而為害一方。
他的虐殺狂，登極以後，變本加厲，更是大開殺戒。歷史上的開國之君，坐穩江山，如何處理與他在槍林彈雨中共同戰鬥、生死與共、稱兄道弟、親密無間、一齊革命的同志，是個很棘手的難題。宋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哥兒們從此就養尊處優，閉門謝客，別給我添麻煩，是上策。漢代的劉邦，留其願留者，如蕭何，去其願去者，如張良，像韓信這樣難剃的頭，乾脆送上斷頭臺，是中策。而朱元璋不分青紅皂白，不論親疏遠近，統統一網打盡，寸草不留，恐怕就是下策了。殺功臣之狠之毒之不留情之不念舊交者，莫過於朱元璋。當然，他不是最初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不過，像他這樣，連兒女親家如李善長、藍玉都不放過，而且還「剝皮揎草」，其惡可知。
李善長跟他一起淮右舉事，是他的大總管，定都南京後，敘功封王，他定下來，李的功勞最大，置於諸將之上。他說李是他的蕭何，無李就不能有今天的大明王朝。但最後，告李與別人串通起來謀反，於是，滿門抄斬。別人無法理解這罪狀能夠成立，一位御史冒死上疏，說李已經位極人臣，應有盡有，無法再有，即使幫別人推翻了朱，他還能得到更多嗎？朱元璋一貫對上書者不客氣，稍忤天意，那下場就是人頭落地。李善長被殺才一年，就敢提出來平反的要求，人們都替這位御史捏把汗。朱元璋這一次一反常態，沒有大發雷霆，但也不給落實政策。看來，凡具「盜賊之性」者，錯了也不認錯，哪怕百分之九十九都錯了，他咬住那百分之一，說他永遠正確。
而藍玉，南征北戰，東討西伐，將元軍主力，消滅殆盡，餘部都驅逐到大漠以北，是立下汗馬功勞的元帥。但元帥又如何，也以圖謀不軌定讞，下場比李更慘，給剝了皮，揎上草，傳示全國。這很有一點類似「文革」期間，小將們把走資派押在大卡車上游街的做法。如果哪位紅衛兵，通過時光隧道，回到洪武年間，把戴高帽、掛木牌、坐噴氣式的比剝皮省事的高招，傳授給朱皇帝，肯定會龍顏大悅的。據吳晗《明代特務統治》引歐陽直《蜀亂》：「初，獻（編案：張獻忠）賊入蜀王府，見端禮門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裝，人皮質，頭與手足俱肉身。據內監雲，明初涼國公藍玉，蜀妃父也，為太祖疑忌，坐以謀反，剝其皮，傳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證明朱元璋對剝藍玉的皮，是一點悔意也不存在的。
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李善長案等等，牽連之廣，上至朝廷，下至農舍，總計約十萬人之多，掉了腦袋，真是殺得天昏地暗，神州變色。惟一例外的，前案，朱元璋怕他女兒當寡婦，赦了他女婿和外孫三人，不在滿門抄斬之列；後案，看來嫁給他兒子的藍玉女兒，也幸而未被連坐，這總算讓我們看到這位皇帝未泯的一點可憐人性。
商鞅論囚，渭水盡赤，這位殘忍的懲罰狂，製造的恐怖場面，令人心驚。秦時的渭水，不像現在這樣受到水土流失的威脅，弄得西安食水都困難。渭水流域，一直到唐代，從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還可證明那時的森林植被好，水源涵養好，一派江水，莽莽蒼蒼。試想，這位在批林批孔紅過一陣的法家，得殺掉多少人，才能將滾滾的江水染紅？但一念及朱皇帝動不動誅九族，常常是一村一鄉，一姓一族地殺到雞犬不留的地步，放眼望去，惟見十室九空，人煙斷絕，白骨累累，鬼影幢幢，那場面之駭人，商鞅又瞠乎其後了。
所以，明代諸帝，無賴兒郎，也還懂得為尊者諱的道理，對開國老祖的殘忍，往往避而不談，若無其事似的；即使偶爾涉及到，也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最不知趣者，莫過於海瑞了。儘管他是位清官，儘管他一生操守正直，行節可嘉，儘管他死後了無分文，甚至葬資也賴他人支給；但同時代的文壇巨匠王世貞評價海瑞，說他「不怕死，不愛錢，不結黨，是其所長；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是其所短」，倒也給這位迂執近腐的海剛峰先生，畫了個像。
晚年，重新起用，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海剛峰起南總憲，到任後，忽設二大紅板凳，雲欲笞御史不法者，一時震駭，以為未有怪事。」這位相當於廉政公署的特派員，覺得按在板凳上打屁股，還不足阻嚇犯罪行為，於是，竟然不識時務地給萬曆皇帝上疏，要求「復國初剝皮囊草之制」，也就是把朱洪武那一套酷刑再搬出來。
接張居正任宰輔的申時行，是個極世故的官僚，重新起用不為張居正喜歡的海瑞，不過是俯順輿情而已。看到他的這份上疏時，肯定哭笑不得：「這個海剛峰啊！」可能勸過他，「老兄臺，你已經是年過古稀的老爺子，你就省省吧！不要哪壺不開提哪壺了！」他聽不進去，正襟危坐，作大任在肩、剛正不阿狀。
凡是性格殘忍的人，多自以為是，好剛愎自用，這位懲罰主義者到底送呈大內。果然，時情大譁，御史立刻就劾海瑞「導上法外淫刑」。幸好，朱翊鈞那天心情不錯，只是怪罪「瑞偶失言」，未予處分，「仍留供職」。並且為他殘忍的老祖宗開脫：「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謂古有之，而不可行於今者，此類是也。」（以上均見《萬曆野獲編》）
不管後代皇帝怎樣曲意迴護，朱元璋的殘忍，是無法抹煞的。從他生命不息、殺人不止的一生，可以判斷，他是一個人格上有缺陷，心理上有毛病，智商上有思維障礙，心靈上受到過嚴重傷害的病人，否則，無以解釋他無休止地將老百姓，也將官員，更將知識分子，死去活來地折騰的原因了。總而言之，這種求得病態心理發洩的患者，手中多一份權力，人民便多遭難一分。由於他們熱衷於通過施虐、報復，來獲得精神上的滿足，這也是中國曆來刑外之刑氾濫，法外之法猖獗的根源。
一部二十四史，凡手握權力的中國人，把人不當人的殘忍，比比皆是，多到連歷史學者也索性懶得記載。秦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於長平，一句話，四十萬人被殘忍地活埋，楚項羽坑秦降卒二十萬於咸陽，也是一句話，二十萬人被殘忍地砍掉腦袋。到了朱皇帝，殺人的計量單位仍以萬計，但總量在減少。到了清代，魯迅先生說：「清朝有滅族，有凌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雖然文字獄，死了不少人，殺人的計量單位就以千計了。到了民國，就以《紀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紀念》為例，統治者一次性的屠殺，就下降到百位和十位計了。
這種量的減少趨勢，不是表明統治者舉起屠刀時手軟了，而是人類的普遍覺醒的結果，也說明了歷史必然在不斷文明進步的總規律，時代愈遠，黑暗愈重；時代漸近，光明漸多。不過，朱皇帝的殘忍，雖是一頁古老的歷史，但也能使我們懂得流動在中國人血管中的殘忍基因，並不因為進入文明社會，就會消失殆盡，有機會，有可能，估計還會沉渣泛起的。
謂予不信，回頭看一看「文革十年」，還不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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