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且介亭雜文》一書中，魯迅先生寫過一篇《病後雜談》，其中談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剝皮揎草」。即是將一個活人的皮，生生地剝下來，然後塞上草。想象一下那行刑的場面，肯定是慘不忍睹。在歷史上，大概只有一些極兇殘的暴君、酷吏，以及殺人如毛的流寇、盜賊，才下得了這種毒手。然而，在明代，從朱元璋開始，有好幾任皇帝，都曾正式地採用過這種野蠻刑法。堂堂大國的統治者，到了如此失卻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見。所以，魯迅先生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與曹聚仁先生的通訊）
將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稱之無賴，倒也恰如其分。老實說，政治家不無賴者也少，非無賴還不足以成大事咧！指望他們誠篤、敦厚、善良、質樸，無異緣木求魚。朱元璋登基以後，據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引野史《草木子》載：「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警心。」把元代血淋淋活剝人皮的刑法，繼承下來，進行他的恐怖統治，其嗜殺成性的惡本質，就非一般的市井無賴的行為了。
所以，趙翼認為：「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這「盜賊之性」，才是擊中了朱元璋的要害。盜賊，就是武裝了的無賴，其特性就是無所不為地破壞，就是無時無刻地疑懼，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要達到目的。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無產者，來自不務正業的社會底層，在壓迫下生長，對社會充滿了仇恨，這種毀滅破壞的慾望，格外過敏的敵意，狡詐多變的性格，不怕採用最卑劣手段的惡毒行為，表現得更為突出，這就是歷史上的朱元璋。
所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認為的安全底線時，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慮、最乾淨利落又最省事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一個字，殺。從歷史上看，不光這位朱皇帝，凡文化素質鄙陋，文明程度低下的統治者，其人性中的惡本質，往往無法自控，要殺人，要大殺人，要讓劊子手儘量延長被殺者的死亡過程，在無限痛苦中一點一滴地耗盡最後的生命，其慘無比。說白了，「盜賊之性」，也就是反文明的獸性。文明多一點，獸性少一點；而文明少一點，或者失掉了最起碼的文明，社會便墮入黑暗與血腥之中，人命甚至比螻蟻都不如。
這種統治者的殘忍，是中國人世世代代受難的根源。
劉邦和朱元璋，都是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也都是流氓無產者，大凡開國之君，要沒有一點痞子風格，流氓精神，也難以立國。朱元璋落魄到廟裡當小和尚，雖然不好好唸經，偷雞摸狗，明搶暗盜，但劃一個赤貧階級，當無疑問，不貧他會偷嗎？劉邦倒是不偷，還能在基層政權裡當差，拿工資，而且他老爹在鄉下有點田地，富農成分總是有的。這兩人的受教育狀況，史傳無記。但劉邦能「試為吏，為泗水亭長」，經得起一試，說明他多少識得幾個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會在衣錦還鄉時，對眾鄉親吼起「大風起兮雲飛揚」那樣的順口溜了。也怪，中國的皇帝都會寫詩，連那位沒當上正式皇帝的黃巢，也有一首「我花開後百花殺」的《菊花詩》。比之劉邦，或者黃巢，朱元璋不免慚愧，借用毛主席的詞形容，自覺要「稍遜風騷」，「略輸文采」一些了。
雖然，劉邦、朱元璋都具有一種工農幹部對於識文斷字的人，那種偏執的拒絕心態。劉邦還拿過儒生的帽子當尿壺使用，存心要噁心知識分子一下，這是報他當年「廷中吏無所不狎侮」的一箭之仇，但是，尿撒了，氣出了，也就拉倒了，然而朱元璋不，這就是三代貧農所表現出來的階級感情了。既記仇，又記恨，睚眥必報，打江山時殺，坐江山時更殺，砍頭太快，不過癮，還要「剝皮揎草」，慢慢消遣。
魯迅先生曰「明則無賴兒郎」，說得一點不錯，朱元璋的兒子朱棣，更為歹毒，不但奪了他侄子的江山，還將忠於他侄子的臣屬如方孝孺，如鐵弦，如景清，「剝皮揎草」。當事人弄死不算，家屬也不放過，一併加以收拾。古之株連，可比今之株連，厲害得多。鄙人當右派二十二年，不幸牽連妻兒老小，但也不過賜以「右派家屬」名分，準敵人，不完全是敵人，不讓抬起頭來堂堂正正做人罷了。而碰上明代的無賴兒郎，像大學者方孝孺等人坐罪後，永樂竟然硃筆批示，將他們的妻女，都送到軍營裡去，讓士兵輪姦，要她們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這種皇帝，居然如此下作，算是他媽的什麼玩意？
所以，朱元璋、朱棣之流，「盜賊之性」不改，不過是做了皇帝的流寇而已。他們用挖空心思的酷刑，施之於他所要鎮壓的臣民時，與流寇在一路屠殺的過程中，不顧一切地無惡不作，那心理狀態應當沒有什麼不同。
於是，我想起《孟子》中這位亞聖與弟子告子關於性本善的辯論，告子認為：「性無善無不善也。」又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他的說法，我認為很有道理。因為，人處在一個大環境中，周圍什麼樣，大致決定了這個人會是什麼樣。君子多則良性互動，善善相因；小人多則惡狗當道，惡性迴圈。歷史證明，當人性惡膨脹氾濫到不可抑制的地步，全社會的惡行就匯聚成一股可怕的濁流，禍水所至，人心中的殘忍，兇暴，惡毒，乖戾，變態，失常，狂悖，瘋癲……諸端的惡，就會沖決而出。
斯其時也，比賽著誰更惡，誰更歹毒，誰更不是東西，誰更王八蛋，誰更吃人不吐骨頭，便成為每個人的價值取向。十年浩劫，就是一例，昨天還在課堂裡的中學生，今天就成了打紅了眼的紅衛兵。有的女孩子，用皮帶抽人抽成了癮，成了虐待狂，一天不抽，便沒精打采。有的男孩子，折磨他們的老師，往耳朵裡灌墨水，往頭皮上扎大頭針，其招之損之狠，令人髮指。更甭提「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簡稱）那些小太歲了，私設牢房，刑訊逼供，賽似惡鬼投胎，凶神再世，誰落在他們手中，不死也脫層皮。所以，一聲令下，本應天真爛漫的十幾歲的少年，本應讀書上進的二十歲的青年，本應創業奮鬥的三十歲左右的工人農民，都投身到誰更能製造別人痛苦的大比賽中。
類似「十年文革」這樣一次性的惡發作，在歷史上倒不是什麼罕事。但波及面之廣闊，參加者之眾多，倒真是史無前例。像前面提到過的寫《菊花詩》的黃巢，把大唐天下差不多走遍，也比不上「文革」之席捲中華大地，真當得起「波瀾壯闊」四字，很難設想，怎麼在全國範圍內，一下子都歇斯底里地沸騰起來？這也許正如告子所言，人性這東西，可善，也可不善；倡善，則得善，倡不善，則必惡。何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層層加碼，其惡的程度也就愈來愈甚。朱皇帝的殘忍，也是來自元末明初戰亂中國民的普遍殘忍。所以，「文革」中某些偏遠地區，發生造反派食人肉的惡性事件，正是這種從上到下，貫之以惡，必然走向極致的結果。這類由文明世界退回到矇昧部落，成為食人生番的某些敗類，雖極個別，也實在是對人類進步的莫大諷刺。
從元人陶宗儀著的《南村輟耕錄》中一則人食人記錄，也可略知朱元璋殘忍之端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日‘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天下兵甲方殷」，「淮右之軍嗜食人」，這大環境，這大背景，使得本來具有無賴精神、盜賊之性的朱元璋，放開手來殺人。連人食人，都不以為奇，那麼「剝皮揎草」，他壓根兒不會覺得野蠻的。根據魯迅先生的文章，我們知道「剝皮揎草」，有孫可望的官府式與張獻忠的流寇式之區別。張獻忠式為，「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而且，「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孫可望式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及斷至手足，轉前胸……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
張獻忠為流寇，殺人無算，由於他是農民起義，屬於毛主席所說「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之列，只要歸入革命範疇，即使人性喪失，亂殺無辜，也就成了革命行徑了。在這種缺乏最起碼的實事求是精神，而形成的「一俊遮百醜」的絕對化的思維方式下，通常都不譴責這些「動力」們，塗炭生靈，赤地千里，造成歷史大倒退的那些罪行。與張獻忠並列的李自成，竟然成為小說中精通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揮員，大談軍民魚水情深之道，這種很認真的滑稽，也就不以為奇了。
孫可望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早先是土匪，後隨張獻忠為流寇，還是張的義子和部將，殺人無算，其殘酷是可想而知。不過，他後來成了南明小朝廷的保護神，被永曆帝封為秦王，但「盜賊之性」不改，「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為御史李如月參奏彈劾。永曆帝一看，那還得了，為討好這位軍爺，先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孫還不依不饒，於是，「剝皮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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