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約在樣板戲紅火前，有過《紅燈照》這樣一齣舞劇，不知為什麼未能流傳下來？可是舞臺上手持紅燈的義和團女戰士，那亮麗英武形象，至今記憶猶新。顯然，編導的創意，是從毛主席詩「不愛紅裝愛武裝」而來，著重表現紅燈照的「颯爽英姿」。最攝人心魄的，莫過於她們纏在頭上的紅色綃巾，飄舞起來，頗似一團烈火，更增添了幾分嫵媚，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腰圍紅帶，頭裹紅帕，是義和團的革命性標誌裝束。據《庚子拳變記日要錄》載，1900年6月13日，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的傍晚，「外匪蜂屯阜城門外，門官不敢放入，而內匪喧譁迎接，老團載瀾飭令開城，當夜即焚燒西城教堂數處」。這一天，是義和團達到鼎盛的日子，也是迅速走向敗亡的日子。如果這些農民知道最終以頭顱和鮮血，不過是維持西太后的統治而已，也許就不那麼急切地要求進城了，而若不進城，不那麼快變質，說不定會是另外一個結局。
那位管城的軍官所以未敢開城，拿今天的話說，因為很多人並沒有按義和團的規定，統一著裝，這說明革命形勢發展得太快，一部分團勇甚至來不及配備紅帕紅帶，或更多的也許本非義和團，只不過隨著進城來看熱鬧的郊縣鄉民，哪裡想到找一塊紅布裹在頭上。
載瀾是滿清宗室中支援義和團的鐵桿分子，最後被充軍到新疆終身監禁。當時他之所以敢讓門官掏鑰匙開門，因為慈禧太后終於下了決心，要依靠義和團了。從這一天起，京城內外，成了紅色頭帕飄揚的世界。
大凡革命潮流狂飆突起的時候，總是一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局面，既有自覺的、真正的、誠心誠意的革命者，也有被裹脅的、隨大流的、起鬨架秧子的，乘機撈一把的革命者，更有實質上的偽革命和反革命的革命者，這都是很正常的現象。所以，用一種標誌性的裝束，以區別於老百姓和敵對陣營，便十分必要。
漢末的張角起義，所以被官方稱之為「黃巾賊」，就因為他們頭披黃布；清末的太平天國，所以被老百姓稱之為「長毛」，就因為他們都留長髮。外國也如此，當然這是比較反面的例子。美國三k党進行殘害黑人的罪惡活動時，也穿起那白色的矇頭白袍；希特勒在慕尼黑小酒吧喝得醉醺醺地要成立納粹黨時，黨員一律穿咖啡式外套，於是也被稱作「褐衫黨」。
這倒是推銷積壓商品的好機會，一百年前，義和團的「或腰紅帶，或蒙紅巾」，肯定會將前門外八大祥店裡的紅布紅綢，搶售一罄。二十年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波瀾壯闊，紅衛兵，兵必一箍；造反派，派必一旗，商店裡的紅布也曾供不應求過的，自然也是這種風氣流傳或影響所及了。中國人之大呼窿，一窩蜂，也真是厲害，有一陣子，泡紅茶菌，商店裡買不到大口瓶罐；有一陣子，注公雞血，菜市場裡連雞毛都不見；全國每天有七千萬人練氣功，這都應該申請上吉尼斯世界紀錄的。
那時，我在一座邊遠的小縣城勞動改造，不但紅布脫銷，因為寫大字報，最後連墨汁、毛筆、紙張也緊俏得不得了，不得不開上大卡車，到省城去採購。凡狂飆突起之日，也必是浪漫主義風行之時，學生可以不上學，工人可以不上班，大串聯可以免費坐火車，只那麼一逛，到哪兒都可以像和尚掛單一樣，吃飯免費，住房免費，這等便宜事，天底下到哪裡去找？這種革命的浪漫，在李自成進北京城後，也曾出現過的，他答應他的戰士進城以後，天天過年，頓頓餃子，於是，整個北京城在剁餡，在擀皮，真正體現「迎闖王，不納糧」的節日般的快樂。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大地上也達到了「人民大眾開心之日」的境界，那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有精神，二有時間，三有公家大把大把的鈔票。一夜之間，紅海洋、語錄歌、樣板戲、紅寶書排山倒海，鋪天蓋地而來，也就不奇怪了。無妨這樣推想，二十世紀初北京城裡的革命氣氛，諒不會比《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後，差到哪裡去。那些頭裹紅帕的義和團和臂纏紅箍的紅衛兵，心情是差不離的，都處於興奮、衝動、手癢癢、神經質的狀態之中，洋溢著幸福感、自豪感、主人公感和重任在肩感。當然，也少不了那種昏頭漲腦，不知所以，類似范進中舉的感覺，因為他們連自己也搞不明白，怎麼突然抖了起來。
由於義和團和紅衛兵一樣，是由無數分散的小單位構成，各有地盤，各自為政，義和團的頭領叫大師兄，紅衛兵的領導叫勤務員，這類莫名其妙的頭銜，註定是誰也不買誰的賬，誰也不會聽誰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成事，看來，還是政治家老謀深算，讓這些造反者鬧，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但不能讓他們成勢，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因此，義和團從頭到尾，是一群無絕對權威，無領袖人物，無組織系統，也無理論綱領的烏合之眾，一盤散沙，果然，紅衛兵下鄉，義和團失敗。
紅衛兵至少可以有機會到天安門接受紅司令的檢閱，義和團始終不被西太后看重，她從來也不想作為他們的精神領袖。雖然13日准許他們進城，承認為合法組織，但24小時後又變了卦，下令嚴懲不貸，解散義和團，15日火速調鎮壓義和團的干將李鴻章、袁世凱入衛。而且，就在義和團戰士攻打交民巷，血肉橫飛，屍積街巷之際，慈禧還派人以她的名義，往各使館裡送餑餑、香糕、驢打滾、沙其瑪呢！
那些橫屍在交民巷的戰士們，要是知道西太后向列強表白：「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此意當為各國所諒。」同時信誓旦旦地說：「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也許會後悔自己沒有必要為這個腐敗透頂的政權，無謂地犧牲生命了吧？
而當真正的戰士衝鋒陷陣的時刻，那些進城的義和團，再無早先樸素的本質，由於人員的補充擴大，進城以後，已蛻化成一支良莠不齊的無政府狀態的隊伍。面對花花世界，紅頭帕下的農民本質暴露無遺，追求金錢的滿足，追求性慾的滿足，是大部分農民革命家進城以前的夢，他為什麼要拼命打進城來，就是要實現這個左手抱金罐，右手抱美人的夢想。毛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黨的幹部，要警惕糖衣炮彈的進攻。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很多情況下，炮彈並未發射，我們的幹部就來不及地撲上去了。
百分之百由農民組成的義和團，進入北京，也就加速了他們的敗亡過程。
因為一個早先的單個的農民，若從阜城門往裡走，那神態必然是畏縮的，心情是膽怯的，臉色是茫然的，手腳是無措的。護著褡褳裡的乾糧和掖在褲腰帶的幾塊錢，絕對是既害怕城市，更害怕城裡人。而城裡人也毫不客氣地嘲笑他們，奚落他們，管他們叫鄉巴佬，土包子。因此，這位老鄉怕走不到白塔寺，腿就軟了。若是再過來一輛躲閃不及的奧迪轎車，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那司機踩了煞車，準會探出頭來呵斥他：「你活夠了，你這個土老帽，土老鱉，想找死啊！」
農民對於城市，有一種本能的敵意；農民對於體現文明的知識分子，也有一種先天的戒備和敬畏的心理。但6月13日以後，義和團手上有權，身上有刀，有了予取予奪的自由，城裡人要仰他的鼻息，知識分子要看他的眼色，不再是那個呆頭呆腦的農民了。對不起，潛藏的惡本質，便會爆發出來，從施暴中獲得宣洩的痛快，便是那幾天裡北京城裡混亂的根源。
試想一下，駐守到裡九城、外七城、皇城各門、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門的義和團，未必全是赤心忠膽的革命者，隨便頂一塊紅布混跡其中者，搶掠偷盜想發革命洋財者，蛻化變質成為政府奸細者，用搶來的銀子去逛前門外八大胡同者，肯定大有人在。
君不見「文革」初期，群眾組織，風起雲湧，每一派都革命，每一派都有權抄家，我認識的一位學者，一天能見好幾撥子前來抄家，常常是破門而入，還未及對話，就開始翻箱倒櫃。此公向我喟嘆曰：「真假美猴王，狸貓換太子，每人都戴著紅箍，穿戴得像紅孩兒一樣，聲嚴色厲，拳腳交加，我有膽敢問一聲是真是假嗎？」因此，個別紅衛兵的順手牽羊，公報私仇，將抄沒的東西拿回家，以陰暗心理進行殘酷折磨，是不足為奇的。有泡沫經濟，有泡沫文化，自然，也會有泡沫革命，義和團運動和紅衛兵運動，大概屬於這類，因此，兩者之間，頗有很多的共同點。
進城以後的義和團，那些宵小之徒，無良之輩，可算得其所哉，趁火打劫，渾水摸魚，發國難財，欺壓良民，在統治者的縱容和鼓勵下，成為政府許可的行為，於是，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也就很正常了。
歷史上可以找出無數例證，農民造反當了皇帝以後，知識分子便是他首要的打擊物件，臭老九為紅衛兵首選的打擊物件，恐怕歷史的因緣在此。要是農民造反當不上皇帝，便會不遺餘力毀壞城市，消滅文明，拿得走的拿，拿不走的就一把火燒了；紅衛兵在掃蕩「四舊」時，也曾用過放火一策，不過比之歷史上的縱火者，就小兒科了。在放火的「英雄」中，項羽是一個，阿房宮是他燒掉的；董卓是一個，洛陽呆不住了，就把它統統燒光；侯景是一個，反正我什麼也帶不走，就把建康燒得什麼也不剩；李自成撤出北京，未嘗不想燒，可惜吳三桂放清軍入關，沒能如願。
總之，放火，是農民革命家的拿手好戲，義和團在北京幹得最有聲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一是攻打交民巷，二是將首善之區，變成一片火海。
據一些史料，抄錄數條於下（其中有許多對義和團的偏見，如稱為匪等等，事實也不免有誇大其詞之處，但也約略可以獲知當時一些情況）：
6月13日——
「海岱門教堂被焚。」（《庚子拳變記日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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