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曹操派邯鄲淳去看望曹植，據《三國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之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從這裡，我們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無拘無束的自由。這和司馬遷《報任安書》裡那種對於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態，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諂媚依附的神情相比，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羈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於譙作》中「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和曹植的詩《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可以看到他們的宴遊燕集，豪飲小酌，鬥雞胡舞，高談暢嘯的快樂情景。《文心雕龍》曰：「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這類沙龍式文人聚會活動時的自由競爭，各馳所長，平等精神，批評空氣，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狀態。尤其在黨錮之禍將大批知識分子無情鎮壓，人人膽戰心驚，惟恐連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狀態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實際是給中國文學注入一股活流。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生成的一群作家。他們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並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成為中國非正統文人的一種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陸機、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
然而，文學發展的每一步，總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價。因為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範圍以外，被視作離經叛道，逾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還有一個，被曹操送到採石場去勞動改造的，那就是劉楨。再有一個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至於文學新秀禰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曹操作為文學家，寫詩是一把好手，作為政治家，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將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於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以孔子後代的號召力，一時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他的府邸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敗類，寫了封告密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禰衡跌蕩於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裡，只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是從別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閒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敏悟，起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出謀劃策，捲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鬥爭之中，而且許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就看曹操對付那個自視甚高的劉楨，就可知道文學家永遠不是政治家的對手。他把劉楨送去勞改的理由，就在於這位文學家崇尚「通脫」到了過頭的地步，也是不怎麼安生，越出了文學的範圍，才惹禍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請他的這些文學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幾位。當時，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語也隨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聞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來想一睹芳容，也許正是劉楨的主意。
《三國志》裴注引《文士傳》中講述了這段插曲，說道：「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鹹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就因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脫」和不在乎，對不起，關進勞改營去採石了。
過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幀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引《文士傳》）
看來，這篇即席吟誦的「琢石賦」，把文學家的曹操打動了，當場把他釋放。看來，這該是最早的大牆文學了。張賢亮和從維熙兩位先生，常為自己是否大牆文學之父之叔爭論不休，其實，大牆文學之祖，這位劉楨先生倒是當仁不讓的。
被政治家這樣耍了一下以後，從此，這位文學家還敢堅持建安文人所倡導的「通脫」嗎？所以，文學家想搞些什麼名堂，都以適可而止為佳，太自以為是了，罔顧一切，便有物極必反的報應。假如這反饋是一把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大多數凡人，是不大容易瀟灑得起來的。於是，不但不「通脫」，甚至拘謹過分了。曹丕在劉楨死後，與吳質的一封信裡評說到他：「公斡有逸氣，但未遒（強勁）耳！」看來，在採石場勞改了一陣，不但為人，連文章也收斂了不少，所以魏文帝才有「未遒」之嘆吧？
因此，以後聽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淺的年輕人，不問具體環境，具體條件，動不動指責一些作家，為什麼懦弱，為什麼不說真話，為什麼不頂著槍口上，為什麼不殺身成仁？看似義正詞嚴，擲地有聲，其實不過是站在幹岸上，說風涼話而已。且不說鼓吹別人去當烈士，那居心之險惡，而自己碰上這樣狀況，是否也說到做到，是大可懷疑的。因為這多年來，我很看到一些銀樣鑞槍頭的同行，嘴上說得不知多麼激昂慷慨，事到臨頭，骨頭比醋燜魚還要酥軟，兩腳開溜得比兔子還快者，非止一位。但願這些說大話的勇者，能夠真正的無畏無懼，文壇也許更有希望一點。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來祭刀的，應該算是禰衡，西元198年就讓黃祖殺了，208年孔融棄市，楊修是218年，被曹操以軍法處死的。在這前一年，也就是217年，許都流行了一場瘟疫，徐斡、陳琳、應瑒、劉楨都未能逃脫，相繼去世。王粲隨曹操徵吳，也在這一年死在路上。220年，曹操死，226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於是建安文學便畫了句號。
數千年過去，如今談起建安文人，這些名字還是常掛在嘴上的，「融四歲，能讓梨」，連小學生都知道的。至於談到建安文學，在非專業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曹丕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詩》（雖然不能證明是他的作品），還能在普通人的記憶之中，佔一席之地。而像出類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華出眾的禰衡，他們的作品，當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現代人知悉。至於徐、陳、應、劉，他們寫的東西，大半失傳，如今，只不過是文學史中的一個符號而已。
所以，懂得這一點，也許最後連符號還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該多好啊！文學界裡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必欲當祖師爺，要眾人膜拜；名聲響一點的，定要領袖群倫，一言九鼎才過癮；位置高一點的，就成了容不下別人的把頭，稱霸排他；資格老一點的，便來不及地給自己建紀念館，開研究會，樹碑立傳，立地成佛。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於看不大透，才折騰個沒完沒了。
但繼而一想，袞袞諸公的心有旁騖，不在文學上爭一短長，而忙於文學外的建樹，很大程度由於創作力的衰退，已如閹雞，無振翅一鳴之雄風，才在這些地方尋找自我。如果不讓他幹這個，又能做些什麼呢？世界本是舞臺，沒這些膀大腰粗的、迎風掉淚的、顧影自憐的、譁眾取寵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場的話，也就不熱鬧了。
於是，作為一名觀眾，不妨莞爾一笑，且看諸公如何把戲演下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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