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談詩，離不開唐詩，因為那是中國詩歌史不可逾越的巔峰。
同樣，談到唐詩，泛泛地談也好，具體深入地談也好，是離不開李白和杜甫這兩位大詩人的。
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間，一時興起，寫了一本題為《李白與杜甫》的小冊子。他選擇這兩位詩人來大做文章，恰好說明李白和杜甫，代表著盛唐詩歌的極頂狀態，代表著中國這個詩歌王國的最高成就。
要想讀中國詩，必李白、杜甫不可，而要想寫好中國詩，尤非李白、杜甫不可。清人吳偉業說過：「詩之尊李杜……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作為文人，被盛評為泰山、華山那樣巍峨，被美譽為長江、黃河那樣浩瀚，推崇到這等高度，可謂至尊至極了。而且，千年以來的歷史也證實，不論朝代之更迭，不論時光之變遷，其生命活力的永存，其美學價值的常在，成為中華文化的瑰寶，成為中國人的精神財富，大概稱得上真正的不朽了。
時下，不朽這個詞已被用濫用臭，也許因為物質社會的緣故，什麼都可以拿錢買到，花上幾兩銀子，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弄一個不朽的桂冠頭上頂著，招搖過市。所以，當前文壇上，那些聲稱不朽者，已經不朽者，早就不朽者，不朽得一塌糊塗者，已經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真是讓我們既驚訝又痛苦，這就是中國當代文人的沒出息了。文人寫作，無非下列四者：一、為自己寫，得到舒解；二、為情人寫，得到芳心；三、為需要你寫的人寫，得到報酬；四、為一個政治目的去寫，得到補償。沒有一個文人是為五十年後的讀者、一百年後的讀者去做這種無回饋的勞動的。所謂追求不朽，說到底，還是在意當下的口碑，於是，功夫在詩外，文學遂成一些文人的炒作活動。
餘生也晚，民國和清以前的中國文人，怎樣厚顏無恥地營造不朽，已不得而知。但當代的作家、詩人，為了活著能夠瞻仰自己的不朽，忙不迭地給自己立紀念館，開紀念會，出紀念文集，接受紀念者頂禮膜拜。這也是文學界近些年來屢見不鮮的新聞。
在這方面的始作俑者，首推幾位老的、少的，居住在京、津、冀一帶的鄉土作家，他們張羅得最起勁、最積極，也最有成效。可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黃花菜一涼以後，不朽也隨之泡湯。雖然，那些紀念他們的廟宇，形同孤墳寡鬼，還在他們家鄉土地上矗立著，可也終於難逃蛛網結門、香火寂寥、門可羅雀、草蒿滿庭的命運。
求不朽，是我們中國人長期以來，受到孔孟之道的立德、立言、立功的影響所致，活著追求聲名，死後想要不朽，已成為知識分子的一種情結。有點名氣的文人，魂牽夢縈著不朽；沒什麼名氣的文人，也情不自禁著不朽。這不朽。遂成為文壇上很多同志坐臥不寧、寢食不安的心病。
其實，所有的表面文章，所有的轟轟烈烈，結果無不是鏡花水月，過眼煙雲。因為，視眼下中國文學尚未成器的進展狀況，套用一句「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的俗諺，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在可以預期的將來，不可能出現不朽，連沾點邊也沒門。《國語·魯語下》有這樣一句話：「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物質慾望膨脹、精神世界萎縮的社會風氣之下，吃得肥頭大耳，喝得臉紅眼直，美女左擁右抱，鈔票上下其手的當代英雄們，指望他們寫出不朽之作，豈不是在做白日夢？
什麼叫作不朽，重溫一下唐人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中，對於詩人李白的評價，便略知一二了：「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這「千載獨步，唯公一人」的褒譽，歷數新時期文學開始以來，或者再往前推一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可有一位作家、一位詩人，當得起這八個字？
看起來，假不朽者才斤斤於不朽，而真不朽者，倒並不介意不朽。
即使在開元、天寶年間，這兩位詩人，正如日中天似的創造文學史之不朽之際，蜚聲宇內，揚名海外，甚至連唐玄宗也買詩人的賬，偶爾「愛卿長，愛卿短」的很是給足面子的。但無論李白，無論杜甫，都不曾向李隆基開口，要求在家鄉蓋個李青蓮文學館，或者杜子美文學館。雖然，如今成都市區裡，有間清幽雅潔的杜甫草堂，我估計，十有八九，是後人附會的。
他們沒有想到這一點。也許想到了這一點，不過，可能覺得很沒勁，很無聊，便隨它去了。朽，或者不朽，那是後人的事，而且是很遠很遠以後的後人的事，用得著操心嗎？不朽者，自會不朽，非不朽者，即使給自己作品每個字，都鍍上一層金箔，待到時光消磨掉最後的色彩，還不是成為一堆文學垃圾。
所以，目前形形色色的不朽，不過是跳梁醜劇的表演罷了。這其中，小鬧鬧者，鬧在文壇，屬於氣血兩虛，心浮氣躁；大鬧鬧者，鬧在社會，則是歇斯底里，近乎癲狂；而那些上了年紀的老鬧鬧者，鬧到大學裡去，已經朽木不可雕也，還求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的不朽，則絕對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行為了。
真正的不朽，對真正的天才而言，大概是用不著去鬧，天上自會掉餡兒餅的。
回到郭老那部大作的本題上來，我們通常並稱李杜，其實這兩位詩人，除了不朽這個共同點外，李是李，杜是杜，渾不是一回事。
李白（701—762），號青蓮居士。綿州昌隆人，祖籍隴西成紀，一說其祖先為西域碎葉人。「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天才早熟。24歲出蜀，仗劍行吟，遍遊天下。42歲，由道士吳筠薦，至長安，玄宗用為供奉翰林。後受宦官排擠，遣金放還。安史之亂時，入永王李璘幕。因爭奪帝位，兄弟鬩於牆，永王叛亂，為肅宗所敗。李白因站錯了隊，被定罪流放夜郎，中途遇赦。61歲，代宗朝平反，往依當塗縣令李陽冰，62歲卒。也有一說，因精神失常，泛舟江中，躍水而亡。
杜甫（712—770），字子美。鞏縣（今河南鞏義）人，祖籍襄陽。「七齡思即壯，開口吟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少壯成名。35歲以前，遊歷江淮齊魯，後入長安，應科舉考試，不得售，潦倒十年，徜徉江湖。44歲，安史之亂中被亂軍裹挾，後脫身至靈武，肅宗授以左拾遺。後被貶，棄官入蜀，入四川節度使嚴武幕，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嚴武死後，無所傍依，遂東下夔州。59歲，再經湖北入湖南，因貧病交加，死於耒陽湘江舟中。另有一說，由於飢餓，過量食牛肉暴斃。
總而言之，李白、杜甫的差別在於前者的公關面多為宮廷權貴、名流高士，看他的詩，一派富貴氣象，盛唐雄風；後者的接觸面，基本上都是社會底層、草根人物，他寫的詩，多為民間疾苦，沉痛呻吟。從貴族世家走出來的李白，是一個抱著宏圖大志，力求飛黃騰達，永遠不安於位，永遠力爭上游的強者。而出身寒微的杜甫，仕途蹭蹬，發達無望，長期處於不得意的狀態下，是一個欲振作無力、常發奮屢挫折的弱者。
因此，這兩位詩人沿著自己的軌跡，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李是理想主義者，杜是悲觀主義者。李是永遠的樂天派，杜是艱難的謀生人。李敢於說大話，敢於冒風險，是某種程度上的自大狂，投機政治，不計後果，終於為押牌不準，而付出一生。杜謹小慎微，步步為營，其實是一個入仕無門、落拓窮困的潦倒者，儘管忠忱唐室，尾追玄宗肅宗，疲於奔命，隊倒是站對了，可得到的這個八品之官，微末到極點，官餉也吃不成，到底貶謫遷徙，在蹉跎中走完了人生旅程。
因此，這兩位詩人，雖併名為李杜，卻有著鮮明的不同。
看他們的創作狀態：一個天馬行空；一個腳踏實地。
看他們的精神面貌：一個神采飛揚；一個愁眉苦臉。
看他們的寫詩主旨：一個提倡浪漫主義；一個主張現實精神。
看他們的情感寄託：一個陶醉醇酒婦人；一個在意妻兒老小。
看他們的人生抱負：一個夢想「為君談笑靜胡沙」，期望異常之高；一個只能「日暮聊為《梁父吟》」，慾念相當之低。
看他們的心路歷程：一個是「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一旦得意，自我感覺立刻良好得不得了；一個是「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顛沛流離，心情始終是相當鬱悶和自卑。
看他們的終結追求：一個仰面朝天，努力攀登，心比天高，「揄揚九重萬乘主」，是要入閣拜相，問鼎當朝的；一個眼睛向下，紮根泥土，辛勤耕耘，「語不驚人死不休」，除了詩之外，他幾乎再無其他了。
李白與杜甫，嚴格說，是不甚搭界的。
宋人李綱《杜工部集序》稱：「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此。」杜甫是一位心繫社稷，悲憫蒼生，於顛沛流離中，始終憂國憂民的詩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飲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極寫李白的恣縱狂放、肆無忌憚的浪漫精神來看，「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則是一位充滿自信，解放個性，於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詩人。
因此，無論為文，為詩，為歌，更重要的是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兩條道上的火車，很難走到一起。
然而，西元744年至745年，這兩位詩人的執行軌道，有過短暫的交接。
天寶三載（744），李白與杜甫初次相遇，相識，相交往，時在東都洛陽。前兩年，李白應朝廷徵召入京，初到長安，即與賀知章相見，頗受推重，以賀的名望，復薦之於帝，身價倍增。玄宗「降輦步迎，如見綺皓」，授為待詔翰林，擬以擢用。這位文學明星，頓成政治明星，一時間，「王公大人恤顏色，金印紫綬來相趨」，我們這位大詩人，「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還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樂乎，開心得也不亦樂乎。我替來到京城闖蕩的杜甫想，少不了類似今天那些文學青年、新秀作家，來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學名流、評論大腕、出版巨頭、編輯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樣，自然要想辦法拜李白這個碼頭。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僅僅當一個哄皇帝開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鬧情緒，皇帝只要他作詩，不要他干政，詩人激動之餘，打了辭職報告，要求返回山林。那時的杜甫，說來也頗狼狽，科舉未成，為宦不得，像在北京廝混的北漂一族，在長安、洛陽，以他的詩名，以他的才情，以他河南人那種樸質，或干謁權貴，或謀事衙門，或打雜蹭飯，或販藥求生。因此，類似科學院院士或社科院學部委員的李白，放下身段，能和杜甫來往，某種程度上說，是抬舉他，杜甫很當回事，自然可以理解，李白不那麼當回事，似乎也可理解。
儘管李對於杜，不怎麼把這個小他十歲的年輕詩人，太放在心上。但是，《新唐書·杜甫傳》稱：「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這種狀況，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這位待詔翰林的情緒。一般來說，文學強者對相對弱於他的對手，比較能夠胸懷寬闊，而對勢均力敵，存在著絕對年齡優勢的對手，通常保持著一種警懼心態，也許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來，但在心靈深處，這種戒備態勢是會存在著的。對於李白與杜甫的關係，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持兩人「相知甚深」的看法的論者頗多。這些皮相之言，似有未可盡信之處。
因為，文人與文人相處，不會比狼與狼相處更融洽，我指的是心靈深處的，那些最隱藏的特別較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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