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說到這位司馬炎時，也是很肯定此人早期的輝煌，也是江東張翰為之憧憬、為之希冀的：「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緯，增吏俸，崇寬弘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系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勗、荀、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即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愍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群小之翕訾；是以強宗妒後互亂，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
但晉之亡，並非如王夫之所說的近小人，遠君子，而是司馬炎逃脫不了其家族阿爾茨海默氏症的基因病變。說來也怪，整個晉朝，所有姓司馬的帝王、貴裔、宗室，都是按這樣的「前明後暗」兩極變化的邏輯行事，司馬家族的通病，就是「明」期一過，立刻昏「暗」，而且迅速逆轉，來不及地走向反面。或始終白痴，或逐漸白痴，或急速白痴。王夫之所說：「惠帝，必不可為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其實就是這個道理。司馬衷白痴，其他司馬什麼的，未必不白痴，換誰都不靈，都存在著阿爾茨海默氏症的基因。所以，司馬炎死後，25年工夫，西晉王朝覆滅。
正史和稗史演義都說，司馬家的老祖宗司馬懿，曾經裝瘋，裝得十分成功，騙過了好多人。《三國演義》一百零六回，「司馬懿詐病賺曹爽」，描寫他能夠使所有人都相信他瘋的細節，恐怕此人的心智精神方面，還確是有點病態。從這位老家長一生，殘忍到麻木，狠絕到死硬，將屍體堆成「京觀」的為殺人而殺人，所看到的理智絕對喪失，下意識支配一切的惡行表現，看來，潛伏在這個家族基因中的痴呆症困擾，誰都無法逃避。
「前明」和「後暗」，只是基因處於沉潛期和騷躁期的差別。司馬炎之胡作非為，倒行逆施，荒腔走板，神志紊亂，到不可理喻的地步，說明其家族沒落基因，提前發作罷了。弱智，並不可怕，歷史常常開這樣的玩笑，將一群弱智的人，集合在一起，那就要釀成災難，這就是西元291年（元康元年）至西元306年（光熙元年）的「八王之亂」。那些精神扭曲、心智變異的司馬家族成員，被推向極致以後，手裡有刀，有槍，有生殺大權，健全的人性，越來越少，嗜血的獸性，越來越多，其結果便可想而知了。一場持續16年的瘋人院式的癲狂，司馬家這班近乎白痴的弱智子弟，終於將西晉王朝徹底埋葬。
於是，他決意離開。洛陽的流水席再好，也比不上家鄉的美味可口。
現在，已無法知悉張翰何時來到北都，又是何時離開這座城市的具體年份和日期了。若按《晉書》所說：「齊王冏闢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政。」那麼，鱸蓴之思的張翰，應該是西元301年至302年之間，司馬冏尚未徹底完蛋前，回到江東去的。齊王執政後，一直得不到安排的張翰，有了轉機，為了籠絡江東人士，司馬冏給他一個東曹掾的職務，相當於大秘。秩四百石，地位不高，但在別人眼裡，起點很高，因為是領導貼身人員。《晉書》稱：「冏於是輔政，居攸（其父）故宮，置掾屬四十人。」被司馬冏看中，納為自己四十嫡系成員之一，前途肯定不可限量。然而，回江東的決心已定，別說區區四百石，兩千石也不在話下，拍拍屁股，打算走人了。
據《晉書》：走之前的張翰，與在洛的江東領軍人物，也是他的酒友顧榮，把盞敘別。「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裡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張翰所思念的吳中三味，都是一般般的家常菜餚，然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久而久之，家鄉風味的味，就不僅僅是味覺了，而是家園之戀和鄉土之情的混合體，甚至是精神上的一種寄託和象徵。正如陸機兄弟最早來到洛陽時，拜訪侍中王濟，這位駙馬爺指著面前幾斛羊奶製成的乳酪，問他，你們江東可有與此媲美的食物嗎？陸機就回答他：「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用白話來說，江南千里湖裡的蓴菜，做出羹來，即使不加作料，也是鮮美無比的。菰菜，即茭白，炒個肉絲什麼的，清香鮮嫩；蓴羹，就是用水生植物蓴菜幼葉做成的湯，柔滑可口；鱸魚膾，我估計即今之蘇、杭菜餚中的滑熘三白。據說，松江產的鱸魚四鰓，與他地產的二鰓不同，肉質細膩肥美。
但是，千里洛陽，來，固不容易，去，也不容易，司馬冏卻是一個不能得罪之人，在「八王之亂」這場狗咬狗一嘴毛的廝殺中，他最投機，也最毒辣，絕對不是一個好餅子。先是鼓動司馬倫，廢了惠帝皇后賈南風，將她送進金墉城幽禁，廢了就廢了吧，關了就關了吧，不，司馬冏到底給她一盞金屑酒，鴆死了她。後又裹脅司馬穎、司馬顒，又將這個得意的司馬倫推翻在地，然後，老戲重演，同樣將他送入金墉城，同樣也是一盞金屑酒，鴆死了他。
不打招呼，說走就走，司馬冏對不聽調教、不識抬舉的江東張翰，應該是不會寬恕的。現在，弄不懂這個絕對混賬、絕對壞蛋的司馬冏，為什麼高抬貴手，放他一馬，甚至連追殺的念頭也沒有。唯一的可能，就是司馬家族的遺傳基因在起作用，此人急速地弱智與白痴化，已經不可救藥，無暇顧及一切。據《晉書》，此時的司馬冏，正忙於「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於酒色，不入朝見」。司馬炎那海量美女的後宮，現在都歸他享用了，光清點驗收這筆遺產，就夠他張羅的了。肯定有人給他打過報告，任何社會，在統治者的耳根下，這種密告是少不了的。「主公，那個愛喝酒的江東張翰正在僱船。」「僱船幹嗎？」「要回江南。」「回江南幹嗎？」「說是想吃他的家鄉特產。」司馬冏哈哈一笑，「既不是持刀弄槍去造反，也不是舞文弄墨來搗亂，一個文人，為一張嘴，由他去吧！」
本來，張翰好飲，有「江東步兵」的雅稱，他總不能學習前輩阮籍，裝瘋賣傻，醉上一百天，推掉司馬家的婚事那樣，藉此離開洛陽吧？於是，在一個秋風清冽的日子裡，他想到家鄉三味，便放出空氣，「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裡以要名爵乎！」於是，他回到了江東，得到了自由。
張翰此行，頗得後人譽揚，但譽揚的側重點不一。
一是贊他捨得名利的放達。李白在《行路難之三》這首詩中，這樣大加褒美：「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著重其放達情性、看淡名利的一面。唐代詩人白居易，一輩子在朝為官，一輩子不很得意，因為他在乎那幾百石薪俸，做不出這份割捨，也就做不到張翰那樣說走就走，也用詩句表達他的衷心敬佩：「秋風一箸鱸魚鱠，張翰搖頭喚不回。」不但羨慕張翰所得到的這份自由，而且佩服他敢「搖頭」說不，敢「喚」而「不回」的勇氣。
二是贊他識時務，知進退。《世說新語》對張翰此行的記載，則強調其識時知趣、明哲保身的一面。「張季鷹闢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裡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
但是，無論是適意曠達、淡泊名利也好，還是識時知世、抽身而退也好，其實，張翰告別洛陽，在更深層次上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南北文化隔閡所造成的。二百年後，北魏楊衒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其中所寫的五世紀末、六世紀初的南北朝期間，在北人和南人、中原人和江左人之間，心理和精神上的感覺差異，文化和物質上的認知鴻溝，還是相當嚴重分歧著的：「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蟄，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群。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蕞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
張季鷹來到洛陽，釘子沒少碰，冷臉沒少看，只要一齣迎賓館大門，一張嘴，甚至那些賣胡餅的，制乳酪的，炸油尖麻糖的，做焦餶餔的小市民，也瞧不上滿口吳語的他。自恃天子腳下之人，有撇嘴的，有搖頭的，那叫一個勢利。尤其講河洛官話的高門華族，操華夏正音的世家縉紳，就更不把來自蠻夷之域的亡國之民放在眼裡。從語音到飲食，從風俗習慣到日常起居，從文化品位到玄儒學派的分歧，從政治見解到治國理念的不同，南北士大夫間存在著嚴重的牴觸情緒。
司馬炎雖然下令將江左名士陸機、陸雲、顧榮、周處等，敦聘到洛陽來，但是，如何安排？如何使用？如何讓這班南方精英分子，融入北方壁壘分明的門閥體系之中？如何讓那些人五人六的、自視不凡的中原人士，接受他們，禮敬他們，從而和衷共濟，同襄國是？還未來得及做進一步籌劃，晉武帝就撒手西去。這位在軍事上實現了版圖統一的司馬炎，即使天假以時，多活上幾年，要在政治上實現人心的統一，在文化上實現精神的統一，那是談何容易的事。
張翰開了這個頭以後，接下來，顧榮、戴淵、紀瞻、賀循，也相繼還鄉。說其放達也可，說其見機也行，但根本上是這種南北之分、之爭、之隔閡、之距離，一時間內很難看到盡頭，才藉機回返江東。從那以後，自魏晉南北朝起，一直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一直到五四，甚至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文化史上這種由於地域差別，而造成的壓迫與反壓迫，都曾或隱或顯地存在過。
若從這樣大背景上看鱸蓴之思，大概也就是這條歷史長河中一朵文學浪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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