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物世界裡，弱肉強食，物競天擇。而在人類社會里，除此之外，更有陰謀暗算、挑撥離間、欺騙誘惑、阿諛奉承等統稱為卑鄙的行徑。中國知識分子最了不起的品質，就是清高，然而，害了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做不成大事的，也是這個清高。凡清高者，不能降尊紆貴，不能營私逐利，不能藏汙納垢，不能低階趣味，因之賤不可為，俗不可為，濁不可為，惡不可為……當鐵三角一心一意以除掉他為快時，主張孤高、主張潔淨、主張純真、主張正直的他，也只能毫無作為，毫不作為，唯有以詩明志，以詩感言：「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苟餘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對詩人的書生氣，真有夫復何言之感。
屈原之所以還能沉得住氣，因為他對這個楚懷王抱有信心，「王甚任之」這四個字，給了他勇氣和力量。
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記述詩人由「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的過程，只是極其簡單的兩行字。為什麼如此草草，因為他很氣憤，靳尚編造謊言，太低階，挑撥手段，太拙劣，而熊槐信之不疑，太離譜，斷然處置，太幼稚。大臣混賬，國王更混賬，太史公大概覺得不值得為這一對混賬多費文墨，故而一筆帶過。「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於是，屈原降為三閭大夫，開始鬱悶。
話說回來，鬱悶對詩人來講，並非壞事，不正好是創作衝動的最好契機嗎？尤其進了這個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門，連創作假也不用請，還不筆走龍蛇、神馳八極，作你的詩賦。然而，屈原卻寫不出一行字，整日憂心忡忡。連他老姐女嬃也勸他，你不要再對他們抱有什麼指望了。屈原說，老姐啊老姐，我是覺得楚國快要完蛋了，才坐立不安的呀！其實，那時的楚國離滅亡還遠，但詩人先知先覺的神經，已經預感到禍祟將臨，災難即至，似乎危機就在眼前。中國文人也許確如人所形容：百無一用乃書生。其實，最掛牽大地山河的，是文人，最惦記祖國母親的，是文人。歷朝歷代，當父老鄉親，陷於水深火熱，當同胞兄弟，淪為刀俎魚肉，站出來投筆從戎、救亡奮鬥、為國為民、殺身成仁的文人，不知有幾多。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多少大師、學者，多少名流、教授，多少作家、詩人，乃至多少文學青年，走向延安重慶，奔赴抗日前線。中國文人對於祖國的熱愛，對於土地的眷戀，從屈原開始，從來就是歷史的主流。
果然，詩人不幸而言中，秦國的謀士張儀，出現在郢都的迎賓館，楚國從此江河日下，國將不國。
懷王十五年（前314），熊槐再一次出現嚴重的選擇性耳聾，竟然不聽諫阻，糊塗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相信張儀的鬼話。「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齊楚聯盟」是屈原多年來苦心經營的政治規劃，也是常保楚地安泰的國策，秦國之所以千方百計地加以離間，正因為一加一等於二，甚至大於二，令其望而生畏。正因為二比一，強秦不敢輕舉妄動。《史記》寫道：「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
結果，熊槐被秦國打得灰頭土臉，原來被屈原做了工作，成為其盟友的國家，也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一番。「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現在弄不清楚是熊槐覺悟到齊楚聯盟的重要性，指派屈原使齊呢？還是心急如焚的屈原說服熊槐，由他出使齊國恢復聯盟呢？秦國很在意楚國的這個動向，馬上表示，將所侵佔的漢中地還給楚國，表示友好。「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張儀，是何許人也？他和蘇秦，乃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的兩張名嘴，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凡戰國時期所有大大小小的戰爭，無不經由這兩張嘴的挑撥、調唆、忽悠、攛掇而打得不亦樂乎的。他倆而後，中國再無一張嘴具有如此大的法力，所向披靡，無往不勝。
張儀「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這就是為什麼屈原總是輸給張儀的緣故了，因為文學家玩政治，哪能玩得過真正的政治家呢？據說，張儀初到郢都，觀察到「王甚任之」的屈原，便對鄭袖說：南後啊，您真是天下第一、世間無二的美人，然而，您知道嗎，齊國通過屈左徒，正準備獻給懷王陛下一打或者兩打，不一定有您漂亮但一定比您年輕的姑娘，以示兩國通好呢！可想而知，熊槐儘管非常賞識屈原，但哪禁得起鐵三角的聯合攻勢。略施小計的張儀，就把詩人擺平了。
懷王二十四年（前305），秦楚簽訂「黃棘之盟」，本來與齊為盟，轉而向秦靠攏，基本國策的改變，屈原當然是要竭力反對的。楚國的有識之士，也認為這是不平等條約，如果說過去的齊楚聯盟是兄弟關係，那麼現在的秦楚聯盟則絕對是主從關係，這不是賣國嗎？一時輿論大譁。楚懷王也好，鐵三角也好，都覺得將屈原留在郢都，礙手礙腳，於是將他流放到漢北。
在封建社會里，處置異議文人，無非殺、關、管三道。殺，即殺頭；關，即坐牢；管，即流放。關是要供給人犯吃喝的，管則是限定在一定區域之內，允許自由行動，吃喝政府不管，是生是死，全看流放者的命大還是福薄了。也許因為流放，從經濟角度看，省錢，從管理角度看，省事，所以，中國的清朝，俄國的沙皇，都熱衷於將異議文人流放到人煙稀少、荒涼偏僻之地。清朝為烏蘇里江，沙皇為西伯利亞，那都是不死也得脫層皮的地獄絕境，文人發配到了那兒，基本上很難活著回來。
屈原比較走運，六年以後，懷王三十年（前299），他從漢北迴到郢都。讓所有他的朋友、他的敵人驚訝的，他還是他，還是那個毫不顧惜自己的安危，敢於犯顏直諫的詩人，雖然他早就不再是「左徒」，官職讓楚懷王免去多年，但一日「左徒」，終身諫諍。第一，他忠君；第二，他愛國。有話不說，有言不發，那不是屈原的性格。大家這才明白，漢北的流放，不是挫折了他，而是鍛鍊了他。他請求面見熊槐，對這位正興沖沖要赴秦王「武關之會」的懷王，提出諫阻的意見。秦國乃背信棄義之國，武關乃權謀苟且之會，陛下已經上過當，為什麼不接受教訓，還要自投羅網呢？《史記》載：「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身死而天下笑」，就是這位極糊塗、極白痴、極混賬、極愚蠢的昏君下場。
懷王死，其子熊橫繼位，是為頃襄王。六年（前293），秦將白起揚言討伐楚國，熊橫計窮，無奈，只有向殺父之國告饒。屈原寫詩反對再度向秦求和，並表明他儘管受到迫害打擊，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眷戀楚國，心繫懷王，不忘欲返的忠誠感情，至死不渝。他提醒頃襄王熊橫，王考所以落得屍橫外國的結果，是由於「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楚國的老百姓也認為，如果不是子蘭的催促，如果聽信屈原的勸阻，懷王不會死在異國他鄉，這對令尹子蘭構成很大壓力。於是，這個壞蛋唆使另一個壞蛋，也就是靳尚，在頃襄王面前讒害屈原，鐵三角再次發揮作用，置屈原於死地而不復，更何況熊橫與他老子熊槐，可謂一丘之貉，於是，一紙詔令，永遠流放，不得再進國門，從此，屈原再也沒有回到郢都，他老姐女嬃天天倚門等待，直到淚盡，直到老邁，也未能盼到她弟弟歸來。
如果說，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對楚懷王的完全絕望，那麼，他的第二次流放，則是對楚國的完全絕望。
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將白起攻破楚都，滿城都是兵馬俑般的梟悍秦兵，楚國臣民哪見過這等陣仗，只有拱手降服。次年，訊息傳到流放途中的屈原耳邊，這位愛國詩人終於捨不得離開故土，也不願意他心愛的故國滅亡在他眼前，悲憤交加，自沉汨羅，以死殉國。
司馬遷在這篇列傳的最後，這樣寫道：「太史公曰：‘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同死生，輕去就」，就是中國文人對於生養自己的土地，那一份眷顧之情，也是中國文人對於撫育自己的祖國，那一份熱愛之心。此情，此心，便是中國文人的精神所在，也是我們至今每年的端午節，都要向愛國詩人屈原，肅然致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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