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非正常死亡的文人名單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屈原。
可有史以來，文人能夠享受到將其忌辰列為全國性節日，全民為之年年紀念，獲此殊榮者，只有屈原。
中國老百姓對於文人的敬重，以此為最，這也說明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根深蒂固，之歷史久遠。也許某一個朝代，某一段歲月，滅絕文化的沙塵暴會颳得烏天黑日，萬馬俱喑，然而，值得我們為之額手稱慶的，中國文化生命力之頑強，世所罕見，史所罕見。即使書焚盡，儒坑盡，即使「四舊」皆除盡，然而，雲消霧散，霽天空闊，春風潤澤，萬物復甦，依舊是朗朗乾坤，文化中華。到了端陽這天，高懸艾葉，遍灑雄黃，龍舟競渡，米粽飄香。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這是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的第一句。所謂「楚之同姓」，因為他和楚王一樣，原先都姓羋。這個稀見字讀mǐ，字典上的解釋為「羊的叫聲」和「姓氏」。羋姓，熊氏，後來改為昭、屈、景三姓，為楚國三大族。管理這三姓事務的官，就是三閭大夫。屈原被免掉左徒以後，一直到死，擔任著這個類似清朝宗人府的長官。第一，絕對的閒差；第二，絕對的清水衙門。這使出身於貴族門第、擔任過政府要職、操作過國家大事的屈原有點鬱悶。
文人分兩種，一種得意，一種不得意。得意者，怕鬱悶；不得意者，也就無所謂鬱悶了。屈原相當得意過，所以感到相當鬱悶。
其實，「左徒」，不過是諫議國政的高官而已，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但屈原的實際權力還要更大一點，國事、外交一身挑，能起到左右楚懷王的作用。那時，楚國的都城在郢（今湖北荊州），城不大，人不多，前呼後擁的屈原，出現在街頭，這個既風流又瀟灑、領導時代潮流的明星人物，很引人矚目。何況他是一個如蘭似芷、潔身自好的男子漢呢！連楚懷王都十分欣賞他的風度和氣派。
後來，詩人碰上了小人，最大的小人就是這個楚懷王了，不幸也就隨之而來，左徒免了，去做三閭大夫，失落是當然的。任何人，再有涵養，再有胸懷，都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降職遭遇，比降職更糟的是冷落。昨天還門庭若市，今天就門可羅雀。屈原是詩人，詩人的感情本來要比常人豐富，那澎湃的、洋溢的、氾濫的、洶湧的感情，更是不可抑制，唯其難以忍受這種雲泥之分的冷熱、天淵之別的跌宕，感到受不了，是可想而知的事，寫出不朽之作《離騷》，抒發滿腔悲憤，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馬遷說：「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太史公本人也是經歷過由沸點到冰點的人生體驗，對於碧落黃泉式的命運安排有過極深刻的體會，一個「怨」字，正好說到了點子上。
屈平（約前340—前278），字原。雖然，他在《離騷》中稱自己「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但是，數千年來，公眾習慣稱作屈原。他是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最早的祖先為有熊氏，從北方遷徙到楚地。《史記》稱他「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任」，說明中國文人，像屈原這樣在朝當官的，並非他一人。應該看到，三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能夠稱得上文人者，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朝的。我們都很熟悉的唐宋八大家，無一不具官員身份。也許所任的官職，可能有大，大如王安石，為當朝參知政事，後又拜相，可能有小，小如蘇洵，任文安縣主簿職，正科級幹部。無論如何，有個官家的差使乾乾，得到一份吃穿不愁的俸祿，對於文人來說，還是挺有誘惑力的。正因如此，悲劇也就來了，這就註定中國文人無法養成獨立生存的能力。
中國古代文人，無論在朝的，在野的，都明白屈原得到「王甚任之」這四個字的斤兩。何謂任？第一，責任之任也；第二，任務之任也；第三，信任之任也；第四，也是最能體現這四個字的含金量者，落到實處的任命之任也。反之，若多一個「不」字，「王不甚任之」，就意味著老坐冷板凳，受他人排擠。再反之，如果，「王不待見」，甚至憎你恨你，那你就等著吧，好則掃地出門，充軍發配，壞則開刀問斬，腦袋搬家。
詩人屈原，正好親身經歷過從「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到「王不待見」的三階段，最後，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投汨羅江了。
楚懷王羋槐，也叫熊槐，是個昏君。中國出過二百多個皇帝，其中一大半屬於昏君，熊槐則是其中最自以為是、最亂作主張、最不知深淺、最自取滅亡的一個。昏君的最大特點，都患有一種叫作選擇性耳聾的大頭病。君子想要陛下聽的，他聽不進，裝瘋賣傻，置若罔聞；小人想要陛下聽的，他聽得進，句句入耳，如聞綸音。這種病的臨床症狀表現為：只聽甜言蜜語，不聽直言讜論；只聽順心的話，不聽逆耳之言。如果熊槐和他兒子熊橫，也就是屈原碰上的楚懷王和楚頃襄王，智商提高一點，頭腦清醒一點，屈原在跳江前也許會躑躅一下，楚國還有救嗎？楚國還能救嗎？一想起他老姐女嬃那句絕望的話，本來，聽蝲蝲蛄叫喚，你還不種地了呢！可現在，楚國都沒有了，老弟啊，你還種個什麼啊？於是，走上自沉之路。
戰國後期，群雄紛爭，七國之中，秦和楚，地盤大，人口多，都是具有相當實力，而且擁有領袖野心的大國。秦國東進，要一統天下，楚國北上，也未嘗不想一統天下。
但是，秦為一流強國，楚為二流強國，二流當然贏不過一流。然而，二流加三流加四流，肯定大於一流。「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八個字，乃當時的大形勢。屈原的政治主張，說來也很簡單，對內變法圖強，對外聯合抗秦。經他反覆奔走，多次說服，終於將齊、燕、趙、韓、魏五國首腦集聚於楚國京城郢都，結成反秦聯盟，楚懷王被推為盟主。江陵這個城市，現在也不大，那時就更不大，滿街都是來自各國的貴賓和他們的侍衛、隨從，因為沒有實行普通話這一說，作為這個聯盟秘書長的屈原，必須精通各地方言，安排吃住，組織觀摩，準備禮品，送往迎來。
春秋戰國時期，誰要能夠一呼百應，糾合諸侯，歃血為盟，誰就是無上榮光的諸侯共主，最為人企羨。熊槐得到了空前的虛榮，馬上覺得堪與祖先楚莊王媲美，高興得掛不住汁，臉上五官挪位，更加賞識和重用屈原，自不用說，言聽計從，百依百順，弄得他老婆鄭袖，好一個吃醋。此時的郢都，最快活、最得意的人，莫過於屈原，文人快活得意的標誌，就是不再用功，不再寫作，即或提起筆來，也是遊戲筆墨。我記不得是否為老托爾斯泰的名言：一個在賭場得意的人，他在情場必然是要失意的。政治上進步，文學上退步，是自古以來文人難以治癒的痼疾。我在文壇廝混這多年，頗見識一些朋友，自從仕途上一路順風以後，他們的文學人生，也就迅速進入了更年期。也許還會寫，都屬無用功。這就是《離騷》中所寫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時令不饒人，花期不再來，除非發生奇蹟，上帝託夢，才能讓他回覆文學青春。
當上諸侯共主的楚懷王，遂將國家交給屈原全權處理，入則議國事，出則會諸侯，忙得一塌糊塗，那些日子裡，他一句詩也寫不出來了，作為博導的他，連學生宋玉、唐勒、景差所交的作業，也抽不出工夫批改。中國的文人在政治上得意的時候，文學就會出現短板。相反，在文學上成功的時候，政治就會失聰，這是中國文人很難兩全的弊端，也是我們在文學史上常常讀到的案例，文學大成功，政治大失敗，因而丟了腦袋，送了性命，屈原就是首例。他在「王甚任之」的時候，作為文人所特有超乎常人的品質，如獨到的觀察角度，如敏銳的感知反應，如提前的預知能力，如應激的防範措施，統統置諸腦後。他不知道他在替楚懷王釋出旨令增強國力時，他的敵人在摩拳擦掌；他不知道他在為抗秦聯盟的加緊團結而努力時，他的反對派在磨刀霍霍。這個世界上，有益蟲，就有害蟲；有家畜，就有野獸；有君子，就有小人；有愛國志士，就有漢奸走狗。通常情況下，地球上生物鏈的構成，維持在一比一的平衡狀態，而在詩人屈原的左右，老天爺好像特別眷顧他，一比三，這就是愛打小報告的上官大夫靳尚，專搞小動作的公子子蘭，最貪小便宜的王后鄭袖，結成一個反屈原的鐵三角聯盟。
屈原不聾不瞎，自然瞭解鐵三角在他背後搞的一些名堂，但是，詩人的最大疏忽，是對那個昏君耳朵根子軟的選擇性耳聾毫不戒備。屈原作為楚國的特命全權大使，遊說除秦以外的五國，也是縱橫捭闔、得心應手、運籌帷幄、決策千里的高段級謀士，但應對這個充滿邪惡的鐵三角，卻無能為力、乏善可陳。既未採取任何防範措施，也未實施有效反擊。頂多感嘆兩聲，「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那可真是一點用都不頂的感慨。
詩人宣洩感情的手段，當然就是作詩，其實到了正面衝突的時候，比詩歌更有力的是拳頭。可完美主義者屈原，理想主義者屈原，不是該出手時就出手，而是吟詩作賦，這就註定他難逃失敗的命運。他不會妥協認輸，不會向黑惡勢力低頭，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也不會採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進行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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