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五姑雖從妓院把自己贖身出來，但受不了舊社會的欺壓，跳出火坑又入深井，吸毒成癮，終於「過把癮就死」，棄屍街頭，慘不忍睹。這兩位天才藝人的經歷很可以使人們認識舊社會的殘酷罪惡！
十
當年，從東北角往南拐，也有兩家園子，一家是「國民大戲院」，一家是「中華茶園」。「國民大戲院」我曾去多次，「中華茶園」被一位男性親戚帶著去了一次，回來被大人知道後就遭到了禁止。據說那家園子當時多是南市花街的姑娘在獻藝，唱曲是手段，結識客人才是目的。
「國民大戲院」園子很大，大到我從沒見過它滿座過。一進門照壁上是彩色浮雕的「三陽開泰圖」。很寬大的前廳，池座，樓上還有包廂。總有些座位空著。我最早看周信芳先生的《蕭何月下追韓信》、《掃松下書》就是在這裡。還在這裡看過劉漢臣、白家麟、孫毓昆、袁世海和榮春社科班。不過戲曲界似乎不止一位劉漢臣，一位在上海叫黑社會給害死了，曾在觀眾中引起憤慨。後來在東北又見到一位劉漢臣，這兩人都是唱麒派老生的，我弄不清看的是哪一位。白家麟是唱馬派戲的，這我不會記錯，因為那天是我自己單獨去的。回來後我說：「唱的真像馬連良！」家裡人問我：「馬連良什麼樣你聽過嗎？」我一想，我還真沒聽過馬連良。
「國民戲院」對我最有意義的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話劇是在這裡，看的是徐幸園演的《陳查禮大破黑貓盜》，女主角是解放後演出許多名劇的白珊小姐。因有先入為主，後來看小蘑菇演的陳查禮，雖然他也學著說吐字不清、清濁不分的上海國語，我怎麼也覺得不像陳查禮。
「中華茶園」雖然只去過一次，但是印象深刻，原因是它的演出方式不同。別處聽雜耍都是演員在後臺候場，到誰的節目，先上弦師，絲絃調好，按過電鈴，演員才款款地出場，先用並不比蚊子大的聲音說幾句開場白，直到說「換上學徒我上來，志志誠誠地侍候你」一段什麼什麼。這才能叫觀眾聽見。只有河南墜子，上來拉弦就唱，卻只有腔沒有字，光聽見「嗨呀嗨呀……」這樣嗨半天再停下來交代：「上來呀試試絲絃的高矮，溜一溜嗓音，找找咱那個家鄉味，現在再侍候你這一段×××。」這中華茶園，卻是另副做派，所有演唱的姑娘都坐在臺上，坐一排，還不斷地向臺下熟人飛眼，微笑。年紀大了後才知道這多半是她們職業所需。後來我寫《五分》捧角的那一段，我就用的是這「中華茶園」的規格。
除了這些劇場外，我還瞞著大人，到河北電影院近旁的鳥市去聽過撂地和大棚的表演。在那裡看到天津特有的一種戲，那種戲似乎只有一個劇目，就是完全用天津話演的鬧劇，叫《插杆打王八》，髒話滿臺，淫穢不堪。來過鳥市也才知道，一樣的相聲段子，到這裡就變得庸俗不堪，滿嘴髒字了，跟在園子裡聽的完全不同。比如《解學士》這個段子，園子裡說解縉碰到一個和尚戴著枷鎖被解送時，作的詩是「學法又犯法，出家又帶枷，兩根無情棍，枷著大西瓜」。到了鳥市，「大西瓜」三字卻變成仍然押韻的不堪入耳的三個字。那時雖然年小，也覺得這不符合解學士的身份。為此，以後我就不再去聽那裡的相聲。倒是那裡的評書使我很有興趣。聽過天津特有的一部書，叫《津沽英雄譜》，完全講「混混的故事」。如果還有底本可尋，我建議有關方面不妨尋來作為資料。那裡說的「混混」狀況，比我後來看到的有關文字都要豐富、生動。
去鳥市多半是到河北電影院看電影。可能是當時電影業生意不佳吧，河北電影院常在電影放映前加演京劇或曲藝。在那裡唱京劇的老生主角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李宗義。不過那時李宗義還沒下海（這裡是用「下海」一詞的原意，並非現在說的做生意），據說河北電影院的老闆是李宗義先生的胞兄，給他提供上臺實踐的機會也。
小孩子去鳥市、三不管是犯忌的，我一直沒當眾交代過。今天是頭一次坦白。
十一
雜記談到鳥市，意思沒盡，再補充幾句。
當年天津撂地演出的場地，除鳥市、三不管外還有多少處我不知道，我只去過兩三處。一是河北新車站（就是現在的北站）附近的新大路。在新大路中段靠左側，有一片空場，「七七事變」前那裡也有賣藝的。我在那裡看過變戲法和武功，還記得藝人把一對鐵球吞進肚內，然後張開嘴一邊流涎水，一邊託著小笸籮要錢的恐怖景象；另一處是謙德莊。隨姥姥等幾個老太太到那裡聽梆子，有個唱老生的小孩，一唱起來，胸口便一起一伏，留下印象很深。那上戲院的收費辦法也是我在別處沒見過的。它不零打錢，也不賣門票。進了門交下一份錢就坐下聽戲。聽完前邊的幾齣墊戲，臺上換守舊，場面打長錘，這時便有人起坐離場。剩下不走的再交一回錢，留下來看大軸。我跟著去了兩次，兩次的大軸都是《鍘判官》。
我對鳥市說髒話（行話叫使臭活）的相聲不欣賞，並無意否認鳥市在相聲發展過程中起的作用。「七七事變」前後，在「雜八地」以演出相聲出名的小茶館有兩個。一個叫「聯興茶社」，在三不管；另一個叫「聲遠」，就在鳥市。我就是在「聲遠」聽的相聲。別看這場地破爛，趣味低俗，卻出臺過名演員。就我所知，那時在「聯興」表演的就有現在的相聲大師馬三立，還有趙佩茹、劉寶瑞、李潔塵等，而「聲遠」有郭榮起、班德貴。距「聲遠」不遠，還有個「三友茶社」，比「聲遠」要體面點，不單表演相聲，還有別的曲藝，並有坤角登場。唱太平歌詞的吉評三、荷花女父女和吉的徒弟秦佩賢，都在那裡表演過。
在撂地演出的地方，唱大鼓、太平歌詞和說相聲場地形式不同。唱大鼓和太平歌詞的場子有小舞臺，觀眾坐在臺下，演員候場在幕後。說相聲沒有舞臺，四面放條凳，三面坐觀眾，一面坐候場的演員。大家平起平坐，誰表演誰就站到中心空地上來，所以可以直接和觀眾交流，甚至說到坎節上，演員可以拉著觀眾的袖子問：「您聖明，您來評評理，我說他不是玩意他說他是玩意兒，我說他是玩意他又說他不是玩意兒，他到底是不是玩意？」現場抓哏，內行稱之為「現掛」！頗有效果。
我說撂地演出的相聲格調低，不是指演員，而是指演出形式。同一個演員一進園子演出，常常與撂地時判若兩人，有的還特別斯文大氣。如馬三立、劉寶瑞、郭榮起、趙佩茹，不僅表演水平高，颱風也文雅瀟灑，可見在那些地方使臭活是為迎合低層次觀眾的口味，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出於自願。
我在鳥市受益較大的是聽評書。聽過《沽上英雄譜》（上次誤寫作《津沽英雄譜》，在此改正）、《雍正劍俠圖》、《濟公傳》。因為引起了興趣，後來在陳家溝子又聽了《聊齋》。在小樹林還聽過一種特別的評書「講報紙」。說書人就拿著張「庸報」，講當天發表的新聞，連讀帶講，加上自己的評論。當時天津正在日寇魔掌統治之下，在讀完報上的太平洋戰爭訊息後，說書人放下報紙分析說：別看報上講小日本獲得大捷，其實在太平洋早叫美國兵打得不認識北了！什麼叫「塞班島全體玉碎」？就是全軍覆沒，一個活的沒剩下！那邊一敗，在中國也就待不長遠。於是，講起中國抗日作戰的形勢，既講中央軍在正面的動向，也講八路軍打游擊戰的故事。雖多是小道訊息，但都是替抗日軍說話，仇視日本侵略軍的。其時，外邊就有偽警察巡邏，他卻講得眉飛色舞，全無恐懼，聽的人也全場叫好。講完一段收過錢後，則說：「天天講打日本，這日本也不是一天兩天打得完的，眼前的事也得談談，今天報上說天津有些街道要改名字，我介紹一下怎麼個改法吧，於是念道：‘市政府下令，從明天起以下街道改為新名……」’這裡說的市政府又是漢奸市府，他也照樣用鄭重的口氣念他們的佈告。
我對這位藝人敢在敵人眼皮底下說抗日救國，實在佩服，但沒記住他的名字。後來從一份小報上看到，說有個專門說報紙新聞的藝人叫「瞎話楊」，我不知是不是他。不過報紙上對這位藝人卻是批評多於肯定。說他要捧誰就捧上天，要罵誰就罵入地。不知我見到的那位是不是他，如果是，我覺得對這位先生不可完全否定。那年頭敢公開說抗日的話是不容易的。
我聽得最入迷的是《聊齋》。當新四軍時停了幾年，進城後又接著聽。當了右派接受勞動改造，只要還在家中住，勞動歸來都先上天橋去聽幾段書。小時在天津聽的是陳士和，他說書時後邊掛上個小黑板，碰到有典故的地方，回身在黑板寫下那幾個字，然後講解。聽了真長學問。解放後到了北京，我聽存字輩的老藝人黃存周和王全洲。黃存周為人謙和，有文士風。表演風格輕聲細語，從容細膩，溫文爾雅，韻味深長。其用語之精闢，描述之傳神，使我在寫小說時受益匪淺。
北京說《聊齋》有名的當然是趙英波，可惜我沒趕上。但聽到過他一些故事。當年藝人們都有門戶之見，而且怕別人偷藝。據說，有一回陳士和由天津回到了北京，特意上茶館聽趙英波說書。趙正在表演，一見陳進來，笑著點點頭，說完一段就給觀眾作個揖說：「對不起各位，來了個朋友，好久沒見了，我得盡個地主之誼，今天向您請個假，就說到這兒吧……」隨後下臺，拉著陳士和道辛苦，問寒暖，要請陳去吃飯，陳士和只得婉謝而去。
此係傳聞，並沒經過考證。
十二
正想沿著東北角官銀號尋找兒時的記憶，不知不覺已到年根底下，一元復始，永珍更新，笑語歡聲，送舊迎新。年三十這天晚上，想到鐘聲一響本人再填表年齡一項就要寫「63歲」，一事無成兩鬢斑白，多少有點淡淡的愁緒，於是就想到中國人有些老風俗還是滿講道理的。小時候天津人過年有個規矩，平時吃飯、飲酒，都是小的敬老的，老人不動筷小輩不能動。唯獨年三十午夜這頓餃子，小孩和年輕人有特權，讓孩子動筷或是先喝一口甜酒大人們再動。因為過年對孩子來說是長了一歲，對上年紀的說則是少了一歲！應當祝賀的是孩子們。這頗有點唯物主義的味道。以前聽大人講「小孩過年大人過關」只理解為大人要為籌錢操心。現在自己也作了老人，才明白其含義不止於此，還有心理因素。
對小孩來說，正月是名副其實的「狂歡節」。當然一進臘月門就高興，但還是醞釀階段，精神雖然自由了，經濟上還不富裕。「三十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扭一扭者拜年之謂也。給大人拜年，頭都不白磕，扭一圈下來兜裡就有了乾貨，這才有享受狂歡節的條件。
我拿到錢後去的唯一地方是娘娘宮。破五之前別處的買賣都不開門，而娘娘宮的廟市則正在熱鬧高潮。
聽大人說，在清末之際宮南宮北兩條大街曾是天津最繁華的地方。但到我出生後已經有了法、日租界和東北角等商業區，宮南宮北平日就相當冷清了。平時那裡似乎只有兩種作坊兼店鋪在活動。一是「洗娃娃」的，一是「畫大紙」的，修復後的娘娘宮和「文化街」我去過。不敢說不好或是不對。只能說跟我記憶不一樣。因為沒有了這兩種當時最主要的行業，就沒有了「原湯原味」感覺。不過我鄭重宣告：決不主張恢復它。我還沒有這麼落後保守。
也許年輕的天津人已不明白這兩種作坊是作什麼的，我多少作點解釋。
過去天津人（不是所有的，是我們家那樣的）有點迷信。青年人婚後無子，很少上醫院去檢查、吃藥，而是到廟裡「拴娃娃」，最靈的是上蜂窩，可是蜂窩路遠交通不便。老孃娘就提供方便，天后宮也供應娃娃。到廟裡上幾炷香，給老道定例的手續費，用紅頭繩拴上個小泥人抱回家來當作兒子，初拴來只有巴掌那麼大，光屁股戴著紅兜兜。抱回家放在炕頭一角，吃飯時也盛一碗放在他面前。這娃娃每年要抱去「洗一回」。把原來的打爛，再加上新泥重新塑好，比原來增大一點。衣服也隨著變化一些。由兜兜而開襠褲，由開襠褲而童裝，再大了還可穿袍子馬褂，年輕夫妻生了孩子後這娃娃也不能馬上送回，一般總要等孩子長夠五六歲甚至十一二歲才送回廟中。生下來頭生子得算作老二，尊稱這娃娃為哥哥。我就有個娃娃哥哥。所以我二弟從小就被當作小三。習慣以後，雖然長成人了，家裡人還有時叫他小三。結果「文化大革命」中就帶來苦惱。紅衛兵小將們理直氣壯地懷疑：他明明叫小三，怎麼填表只填一個哥哥，是不是另一個跑到臺灣去了？
「畫大紙」就是畫神像。天津人管年三十供的「全神」稱作「大紙」，「大紙」確實也很大，總有幾百位神仙。因為過年時家家要「請」，需要量極大。作坊裡平時天天要畫，到年底才能滿足市場需要。而且他們也不只畫全神一種。以前天津人信「胡、黃、白、柳、灰」五大家。他們也供應這些，這就不限於過年才「請」了，所以作坊都帶著門市。「五大家」是指五家大仙系列。胡是狐狸，黃是黃鼠狼，白是刺蝟，柳是蛇，灰是老鼠。他們之中有多年修煉得到正果的就成了仙或成了精。是仙則求其保佑，是精則怕其作祟。天津人小心謹慎，不管是仙是精以不得罪為上，便把他們的畫像請回家供起來。好在他們有了道行後不再是原來面貌，並且全都「投降」了清政府。所以這些仙家的畫像一身滿洲官服，頭戴頂子翎子，胸前掛朝珠。
這兩種行業平日門市沒多少人的。所以宮北街很冷清。但一進臘月就不同了。攤位還沒擺就見牆上地下貼著壓著都是紅紙條，上寫「××××年在此」！×××者攤販也，有賣春聯的，有賣年畫的，有賣燈燭的，有賣吊錢窗花的。攤沒擺先佔下地方。一臨近小年兒，攤位便漸漸多起來。到年根和正月，則兩側路邊緊挨緊靠，一個攤連著一個攤，再沒有空隙。
拿了壓歲錢和紅包，別處關門，唯有此處熱鬧，而賣的東西又正是小孩喜歡的玩意，我當然就往這兒跑。
十三
男孩子們到娘娘宮頭一個目標是大殿前擺攤的「劉海牌薨葫蘆」。北京人叫「空竹」。薨葫蘆分單響和雙響，也就有一面有輪和兩面有輪之分，只有太小的孩子才玩雙響的。一上小學就都玩單響的了。不過這劉海牌的掌櫃卻玩雙響。這對葫蘆特別大，直徑不小於車輪，漆成紅色。每到過年出攤他就在自己的攤前抖這對大葫蘆，抖的工具不再是兩條棍拴著一根線繩了，而是一條一寸寬的皮帶。兩手一抖發出嗡嗡巨響，成為最好的招牌和廣告。賣薨葫蘆的有多家，除劉海外，「合和二仙」也很出名，其他雜牌就不大有人歡迎了。劉海牌攤位的位置也好，就在大殿前邊。凡來進香的必在他攤前經過。那時候天津人講究大年初一到娘娘宮「搶頭香」，也就是前半夜就趕到娘娘宮，在院裡等候，一交子時，午夜十二點整道士一撞鐘，趕快進殿搶著上頭一炷香。為此娘娘宮前的攤位是徹夜營業的。
我曾猜想這燒頭香必定十分困難，那麼多人搶著上香，香爐前能擠開幾個人呢？後來我隨大人去燒過頭香，才知道這裡也有竅門。原來道士們為使善男信女高興而來滿意而歸，採取了個靈活手段，在老孃娘面前設了幾個大香爐，不必像平日燒香那樣一根根插上，只要點燃後扔進大香爐就算功德圓滿。所以鐘聲一響，我實際看到的是香火投擲比賽。香爐口很大，離著幾步遠往裡扔不愁扔不進去。而且那鐘磬之聲不絕於耳，差個三分兩分都在頭香之內，冠軍是並不限於只有一名的。
大殿中除去正面端坐的老孃娘，最受人歡迎的是左側前方面南而坐的一尊塑像。此像不作鳳冠霞帔、錦衣繡裙裝束，而是白色髮髻上戴個農村老太太戴的黑帽箍，穿藍色大襟棉襖，挽腰棉褲，扎著黑腿帶，一雙纏足小腳穿著繡了花的布鞋。是位童顏鶴髮，滿面慈祥的天津老太太。她座前還有條白眼白嘴的小黑驢。這尊像為全國獨一份，很可能全世界也是唯一。人稱王三奶奶，據說就是我們天津人，篤信老孃娘，在一次進香時當場昇天，據道士言已成正果。來燒香的誰也落不下給王三奶奶進一炷香。一來是感到親切，二來從她身上老太太們也看到自己的希望。
除去王三奶奶，我愛看是靠北牆有幾間殿裡邊存放著出皇會老孃娘乘的輦和全副執事。比娶媳的執事大而美觀。平時殿門關著，過年時則開啟供人參觀。那時一進山門靠南邊有幾間東房，住著一家道人，那道人常來作義務講解，人們也給些香火錢。近年去天津曾參觀新整修過的娘娘宮，才知道王三奶奶和皇輦都不在了。除去買薨葫蘆，孩子們另一個目標就是買燈。娘娘宮前燈的品種不光多，而且好。有一種用秫秸為骨扎的大燈，有魚、有荷花等造型，最為美觀，極富民間藝術品位。但那時也有新潮一族，我的一位親戚就是。認為這種燈太土，偏要為我買一種玻璃絲燈。把玻璃拔成細絲代替紙和玻璃做成燈罩，內側貼上人物花草畫片，很玲瓏美觀。這多是提燈。牆上掛得多是走馬燈。走馬燈貼上人物、馬，甚至汽車等圖形，點上蠟後熱氣催動輪子一轉，就有一群剪影轉著奔跑。還有一種是那燈作成個小舞臺，上面有各種戲出場面，用馬尾和裡邊的輪子連線起來，輪子一轉，這些人物就反覆作出舉手、點頭、揮刀、牽馬等動作。煞是有趣。只是這種燈極易損壞。有次我買了一隻，碰上颳風，拿在手中被風颳斷了馬尾，回家後那些人物都不會動，非常懊喪。小孩提燈遊行並不等到十五，年三十晚上就開始了。天一黑不用人招呼，衚衕中的小孩子自動組合一隊，越走裹的人越多，打著燈圍衚衕轉。一邊轉一邊唱：「打燈籠玩，抱小孩兒，金魚柺子大花籃……」一遍遍唱，一圈圈走，直到大人來招呼回家送神吃餃子才不心甘情願地離去。破五之前，不再做新飯。每頓飯都熱現成的饅頭和菜吃，婦女們有了更多自由時間，她們大半都玩牌，先是梭胡，隨時代發展變為麻將。這些，孩子都不能摻和。唯獨玩升官圖時，孩子可以參加。升官圖是一張印好的圖表，上邊有各種官銜。有一隻挺大的骰子，呈四稜形，每面寫一字，四面「德、才、功、章」，什麼意思我不懂，怎麼玩法也忘了。倒覺得這一類培養孩子賭博興趣的遊戲還是忘了的好。
十四
有朋友建議「你的無事忙雜記，也寫點現在的事，別老翻舊皇曆」。遵囑照辦。最近去了一趟臺灣，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吃上，就談談吃的感受。
中國人愛吃，會吃，是祖傳的。不受地域差別影響，也不受政治觀念干擾。在臺灣吃了十天。那些大宴會都沒留下多少印象，在街上吃了幾樣東西倒值得一提。
一是吃了一塊「棺材板」！在臺南逛夜市，老遠就看到一條巨大的燈光廣告「棺材板」。我心想：誰家辦喪事也不會到夜市上來買棺材吧？幹嘛做這麼大的廣告！就湊上前去觀看。原以為會看到金絲楠或是陰沉木，卻看到是麵包做的「棺材」。把麵包淨切成長方塊，用油炸硬，中間挖空裝餡，上邊再蓋一塊也是麵包做的「棺材蓋兒」。這名字和形狀都透著新鮮，我馬上買了一口（棺材論口不論塊）。送入嘴內倒也好吃。這才承認那位起名字的人有學問。要不是這個名字，我絕不會買它。
再一項是我嚼了顆檳榔！大陸有些省份也嚼檳榔，從聽評書中知道過去北京、天津的老人也嚼檳榔。不過我沒嘗過。到臺灣後發現賣檳榔的店鋪和攤點比賣香菸的還多。店鋪起的名字非常動人：「美麗島」、「桃花塢」、「夢中桃園」。檳榔包裝也很精緻。很漂亮的盒子，盒上印著彩畫商標。在櫥窗中層有樣品，像棗那麼大，碧綠光鮮。中間割開一條縫，裡邊夾著一片鮮綠的葉子，葉子中還包有白色奶漿似的石灰糊。特別在華西街這類的夜市上，十分奪目。我問陪我去的二嬸，檳榔什麼味？她說她來臺灣幾十年從來沒敢嘗過。我內弟算是新潮人物，竟也不知其味。於是我決定「瀟灑嚼一回」！我到一個攤前說：「買一顆。」人家搖頭，說沒這麼賣過。我內弟說：「他是從大陸來的，你賣一顆好了。」那人笑笑說：「大陸來的好吧，交個朋友，這一顆算十元好了。」我一算，合人民幣三塊三角三。小心拿到手中觀看了一會兒就放進嘴內。內弟忙拿出相機給我拍照，並指導說：「把身子斜起來。嚼檳榔的人沒有直直挺立的，帽子也不好戴得太正了……」我這才知道我在扮演天津人稱作「無賴優」的角色。拍完照，他又問我什麼味道。我說：「苦中帶酸，酸中帶澀。倒是還能接受。」他看了我一會兒問：「咦，那些汁水呢？」我說：「當然嚥進肚裡了」，大家聽了大笑，紛紛說：「糟糕！那紅水是要吐出來的呀。吃進去怎麼得了？你沒見這一地紅水像血似的，那就是嚼檳榔人吐的！你不會吃出病來吧？」我在大陸好容易養成的不隨地吐痰的習慣，沒想到在這裡卻起了副作用。這時想吐也吐不出來了。回家後照了一下鏡子，只見口唇通紅，用天津人老話說「像吃了死孩子肉」。雖沒生什麼病，卻回想起來有點後怕。
還有兩樣有特色的東西，則是在臺北一家著名的「北京小吃店」吃的。一個叫「山楂糕」，看起來跟北京的山楂糕相似，只是顏色偏黑。放進嘴裡卻是絕沒一點山楂味。一問原來臺灣不產山楂，原料用了代用品（可能是草莓）；另一種是底下墊一張銀色鋁箔，上放一顆圓形白色麵糰，麵糰頂上插著一顆紅棗。整體看來很像清朝的官帽。我問：「這是什麼？」服務小姐笑容可掬地說：「這是北京特產，名叫艾窩窩……」既然連形似也沒有，我就沒敢去嘗。吃完朋友們還問：「你看這裡哪種東西最像北京的？」我說：「最像的是桌椅、宮燈和牆上字畫。現在北京講時髦的人家，已把這些東西清除掉，換成了沙發、組合櫃。你們千萬儲存好，說不定有一天北京人要知道祖輩用的傢俱什麼樣，得到臺灣來看！」
我說這話是有感而發。因為在臺灣我還吃過一回山東大鍋餅。小時在天津大街隨時可以買到鍋餅，是跑船的、拉車的、扛大個兒的最歡迎的食品。嗆面，直徑超過二尺，厚度不少於二寸。經擱經放，吃了頂時候，但做起來很費工。要往和好的面裡揣三分之一以上乾麵。用手揣不動，必須在牆上開個洞，支一根槓子，人坐在槓子另一頭用屁股壓，邊壓面邊移動腳步。這東西沒多少利潤，費力不掙錢。大躍進時便不斷「技術革新」，張師傅今天一斤面出二斤鍋餅，李師傅明天一斤面就出三斤。你胡弄他他不胡弄你？出產率高了，味道卻變了。後來乾脆就沒人做了。臺灣的鍋餅都是大陸去的山東老兵做的。老兵們沒文化，退伍後幹別的沒本事，幹這個有專長，又不怕賣力氣。在臺灣的北方人很多，要吃個家鄉味還非買他的不可。他們不敢改變祖傳的做法。人家一樣的花錢為什麼不吃麵包呢？不就吃的是這個家鄉味兒嗎？
十五
從臺灣回來後，寫了幾篇文章，都談到臺灣的「吃」。我家女主人說：「你就知道吃！」
為了消除這個誤會。我改個題目，這回說「喝」。
臺灣有黃酒也有白酒。黃酒毫不客氣的就叫「花雕」，白酒最著名的是「金門高粱」。臺灣喝黃酒依南方慣例，酒盅裡放一顆話梅。話梅鹹酸，遮住了酒味兒。入鄉隨俗，頭幾天我就沒喝出臺灣的花雕與紹興花雕有什麼差別。後來熟了，就不再那麼客氣，請侍應小姐不要往我杯裡放話梅。這一來露了真相。那酒實在不能與紹興花雕、加飯相比，淡而不醇，虛有其表。
金門高粱不加小配料，一喝就嚐出像以前北京賣的四十度散裝白酒，比二鍋頭差著一個等級。但它包裝可比大陸的「五糧液」還講究，價錢也貴。宴會上不備，多是朋友把自己的珍藏帶來供大家享用。我坦率地對朋友說：「臺灣的酒實在不如大陸的。」他們也承認，他們說初開放兩岸來往時，大陸的名酒在臺灣曾紅極一時，佔領了好大市場。隨後假冒偽劣大陸酒擁了進來，把臺灣人喝怕了。臺灣酒家乾脆做起「臺灣大麴」、「臺灣茅臺」來，公開宣告這是臺灣造的，味道近似，但絕不作假，喝著放心。大陸酒叫自己人把名聲搞壞了。真李逵敗在了假李逵的斧下。
說完酒再說茶。數年前我在香港，一位朋友請我喝臺灣「凍頂烏龍」，一口下去濃香滿口，覺得比在大陸喝的烏龍強得多（因為我沒喝過大陸產的上等烏龍）。從此凡有親友從臺灣來，我都請他們給我帶「凍頂」。喝多了才知道並不是所有叫「凍頂烏龍」的茶都那麼好。雖然包裝都是第一流的。瓷瓶、鐵筒、陶罐，外邊再加一個金色帶凸花浮雕的硬盒子。但品位有高下之分，要看店名和牌子。有了這個經驗，這次到臺灣買茶和喝茶就沒有露怯。
烏龍是可以作功夫茶喝的，臺灣的功夫茶具相當講究。且不說其陶器瓷器的茶具造型之精美，只說兩樣新發明就很值得一提。一是在功夫茶具中增添了一套「聞杯」，喝茶像喝白蘭地一樣，飲用之前先把它倒進聞杯中，端到鼻前嗅其香，然後再倒進飲杯中慢慢品味；二是他們發明了一種金屬茶具，其性質類似咖啡壺，茶葉放在膽裡邊，衝入開水後會自動攪勻，倒出來的只有茶汁而不會帶出葉片。不過兩樣我都沒買，頭一種連盤壺大小十幾個杯子，重量不小，又易碰壞，猶豫再三沒有買；後一種雖然科學，但失去了品茶的韻味，連猶豫都沒猶豫。
還有一件發明使我意外高興。我有老年人常有的小恙，時時離不開茶水。在大陸旅行時隨身總帶個罐頭瓶改裝的大茶杯，裡邊裝滿濃茶。雖不保溫，總有的喝。去臺灣不好把我這套裝置帶著，很為這事發了點愁。到臺灣才知道，人家早有創造（大概臺灣患這毛病的人也不少），發明了易拉罐茶水。既有烏龍，也有香片，與罐裝「橙汁」、「可樂」一個模樣，而且放在一個自動售貨櫃內，隔著玻璃任你挑選，放進硬幣後，在你想要的罐下一按電鈕，就落下一罐來。妙的是雖在一個櫃內，落出的橙汁、可樂冰涼，而茶水卻滾熱！從臺北到臺南，直到佛光山佛教聖地，一路都有熱茶喝。只是要預備條手帕墊著，不然會燙手。
大陸應向臺灣學習這一手，讓大家早日放下罐頭瓶。
十六
有朋友建議說：你寫「無事忙」別光憶舊，也摻雜點現在的事情。
我坦白地說句心裡話，一開始寫這雜記，我就沒打算多寫現在的事兒，只想寫過去和外國的事。一是隻想為讀者提供點茶餘飯後的閒情趣話，當作消遣，不想談太嚴肅的話題；二是以和為貴，談現在的事容易得罪人，弄不好會惹麻煩。因為有些我看著高興的事，別人也許挺堵心。
比如說，今天讀到《今晚報》上黃桂元先生一篇文章，我就打心裡高興。題目是「冷清的回潮」，從這篇文章我知道上海在花大力氣重排「樣板戲」，後遭到了觀眾的冷漠。從這裡我看到中國的希望！
數年前我和幾位政協委員、文化名人一起開記者招待會，在會上我用厭惡的口吻談到樣板戲，遭到一位朋友有節制的反駁，一時成為香港報紙上熱點新聞，也接到過國內讀者的匿名信。匿名信的題目就是：「我們就喜歡樣板戲，樣板戲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說「樣板戲就是好」的人，自有他的道理，不過並不明說。有的從「樣板戲」得到過好處，有的可以引起對當年輝煌戰果的快樂回憶。君不見一些時候以來，報紙頻頻介紹十年浩劫中叱吒風雲者的訊息嗎？因演李玉和當上文化部負責人的先生仍受歡迎；因交白卷而當上革委會領導的先生甚為得意；林彪的得意干將現在生活怎樣？「井岡山」、「紅三司」的司令們近況如何？都有人關心。甚至連某位操過生殺之權的人翻案文章也有發表的地方。儘管中央對「文化大革命」作過歷史性的結論，「史無前例」的頭面人物，不管是刑滿釋放還是監外就醫，仍被一些人視為明星。
關於樣板戲，許多人寫過很有見解、很有說服力的文章，如著名的老一代學者王元化，如雜文家舒展，作家劉紹棠。最令人感動的是親自參加樣板戲寫作的汪曾祺，以過來人的身份，以客觀冷靜的態度揭露了江旗手以什麼原則，用何等手法，迫令文藝工作者炮製那些玩意兒，也說了其動機和目的。
我沒有那麼多理論，我之所以反對樣板戲是因為當年造反派每到夜間用鞭子抽我的時候，怕我的叫聲被別人聽見，就用擴音器放《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所以我一聽見樣板戲音樂就渾身打哆嗦。去年在北京的一個聯歡會上，本來大家都玩得很高興，忽然宣佈某位表演藝術家要清唱樣板戲。剛聽了兩句我就往廁所跑，因為胸中作嘔，難以忍受，在我心目中，樣板戲代表的是一個充滿罪惡的時代。那是中國人的恥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場劫難。「樣板戲」是那個時代的象徵，抄家、批鬥、迫害無辜的日子過去僅僅十多年，中國人就那麼健忘嗎？今天許多令人遺憾的現象，就是那時播下的種子。一場「除四舊」除斷了多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道德素質？
有人覺得我一聽「樣板戲」就哆嗦很可笑，懷疑我太脆弱。不幸這種事也有先例。我國翻譯過一篇蘇聯小說（可能是波列伏依寫的），題目叫作《名曲》。寫一個蘇聯學者一聽見放貝多芬某支名曲的唱片，就大發雷霆。人們都笑他不懂音樂，後來才知道在希特勒侵蘇時，他被法西斯俘虜。每當他受刑時，就聽見蓋世太保放這支樂曲。「不管這首曲子多麼優美，他都聯想到法西斯的刑具……」人們為了尊重他，再不當他的面放這支曲子。
希特勒當年並沒把這樂曲定為「樣板」，專為他的暴行服務。這隻能算作個別事件。那八齣戲在當年可是被定為「偉大旗手親自培育」的「樣板」的，「樣板團」的「樣板服」都被全國效仿，各地在「學唱樣板戲」時，唱錯了是要按「破壞樣板戲」罪名治罪的。今天聽到那「三突出」的豪言壯語，引起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痛苦回憶的人，怕不是個別的吧。在全國人民致力於經濟建設的今天，唱這些東西對促進團結、穩定到底有多少好處？
傳統戲劇、高雅藝術上座率低令我難過。但聽到上海唱樣板戲遭到冷落，我是由衷高興。老一輩革命家領導我們撥亂反正，才有了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成績得來不易。若連這都否定了，中國還有什麼希望！
上海人冷淡樣板戲，不愧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地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