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幾位小姐送給賈寶玉一個雅號，叫「無事忙」。
其實天津話也有這個詞。我小時曾聽家裡人管一個親戚就叫無事忙。他沒事幫人去放電影。當時電影院還是用手搖的機器放無聲片，不知怎麼把手伸進了機器中，給軋掉了半個指頭。還有一回上西站附近看芭蘭花，被狗咬破了褲子。那時西站是個很偏僻的地方。近來經過西站已經是車水馬龍，不知還有沒有芭蘭花。我得到印象，「無事忙」是閒得無聊，沒事找事者的稱謂，帶有貶義。
年過花甲之後，我才體會到，人熬到身外無累，心中無事的境界，實在是難得的福分。真到了那一步，成天光躺在床上望天也不是打發日子的好辦法，找點可有可無的事忙忙，也不失養身之道。這裡不包括「發揮餘熱，保持晚節」可敬的老人們。人家那「沒事找事」乾的是正事，不能算可有可無。
我目前雖仍在「幹事」，但距無事不遠，便提前作「無事忙」訓練，釣魚、聽戲、讀晚報。還真有收穫。
二
近讀《今晚報》見一條新聞：蘇寶恆整骨法通過審查。內容說：「蘇氏整骨法在本市久享盛譽，其特色是整骨技術全面，手法簡便。患者痛苦小，醫療費用少，骨折癒合迅速……」
這訊息我看了很高興。也許我不瞭解情況，頭些年我一直為天津蘇氏整骨沒在全國創出名牌感到遺憾。報上沒介紹這位蘇寶恆醫師是否錦衣衛橋蘇家後人。但我估計是也離著不遠。我五歲時進私塾，念過一本《天津雜字》。開頭幾句至今會背：「直隸省，天津衛，督察衙門保安隊。有水局，有火會，急忙快跑消防隊……」後邊雖然大部都忘記，有兩句卻記得：「高臺階，華家門，冰窖衚衕李善人。蘇先生，都知道，錦衣衛橋賣膏藥。」蘇先生大名和華世奎、李善人並列，而且獨佔了一行！可見他在天津人中的聲望地位。
我對蘇氏整骨法的信服，不只來自這本書。小學四年級時我在課堂裡跟同學打鬧，從桌上摔到地下，左肘就變了形，痛得渾身打顫。家人立即坐「膠皮」帶我奔錦衣衛橋。先還為不知道蘇先生門牌犯難，怕找不到。到了錦衣衛橋一看，整個一條衚衕少說得有六家門口都掛著個牌匾，上邊都寫「祖傳整骨」。個個都姓蘇，大字寫著「蘇寓」。
大人們商量：「都是蘇先生，進哪個門呢？」
拉膠皮的老頭說：「進哪個門都一樣，全會接骨。」
我們就進了最近的一家，那位蘇先生年紀不過四十開外，看了看我的胳膊，叫我家人拉住我左手，胳膊彎起，他拿起一條擀麵杖，套進肘內猛往外一拉，我剛叫一聲：「疼」，他說：「好了，你要想哭就哭，千萬別憋著。」說完替我貼上膏藥，拿塊木板給我托起，用圍巾掛在脖子上。再也沒有痛感，我想哭也沒理由了。
本來說好一個月後去再換一貼膏藥，沒等去有個鄰居竟送了一貼膏藥來。說是蘇家後人抽白麵偷出藥來賣，價錢比到家裡買得便宜。膏藥上確實打著蘇家的印，但不是我看的那家。鄰居還是那句話：「哪個蘇家的都一樣，管保靈。」換了貼膏藥果然好了，沒留下任何後遺症，「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多次既觸靈魂又觸肉體，這胳膊都頂住了。所以對蘇先生的功德沒齒不忘。
據天津人說，蘇先生整骨技術的發展，跟混混兒有關係，混混兒們天天惡鬥，傷胳膊斷腿是常事，離不開整骨大夫。傳說有一混混被打斷了腿，敵方暗地花錢買通大夫，給他接骨時作點手腳。腿接上後不能用力，一到打架用力，腿一軟就得跪下。這混混發現出了毛病，就來找蘇先生。蘇先生摸了摸說：「能治，就看你有根沒根。」那混混問：「有根怎樣，無根如何？」蘇先生說：「有根，你搬塊石頭自己把腿砸斷，我給你重接。要沒這點骨頭，就湊合著吧，以後別再耍胳膊根。」那混混二話沒說，把腿放在蘇先生門檻上搬起石頭就把腿又砸斷，連蘇先生家門檻都砸壞了。蘇先生給他重新接上後比原來還能吃勁。為此，混混還給蘇先生重修了門檻。
這傳聞是否屬實，無從考證，但我看病去時，見到錦衣衛橋蘇家確實都是高臺階，高門檻。
三
《今晚報》發了篇文章，探討「過把癮」三字之含義是非。見解深刻，觀點正確，我很信服。用「癮」字常含有貶義，是普通常識。在舊中國若前邊不加定語，只說「癮君子」，誰都明白那是指大煙鬼。
我想接著說的不是正題，是文章中提到的一位名人高五姑。
作者引新鳳霞同志的文章說「高五姑戲唱得很好，後來吸毒成癮，落魄潦倒，晚景可憐」（大意），這大致情形是對的。我沒有看過鳳霞的原文，也不知道高五姑是否唱過戲。但就我所記憶，天津人知道的高五姑可不是因為她唱戲。高五姑的出名是唱「靠山調」。也就是後來王毓寶同志唱的天津時調。30年代高五姑這個名字幾乎成了靠山調的同義語。據老人說，所以叫靠山凋，就因為它是鞋匠們幹活時，靠在山牆上唱的一種小曲。不是專業藝人表演的節目。進戲園子唱靠山調，並且出了名的當時就一個高五姑。
那時候我很小，有個舅舅喜「科技新發明」，弄了個剛上市的音響裝置「礦石耳機子」，屋頂上架了挺高的天線，耳機套在頭上靠著枕頭享受「新潮生活」。裡邊一唱「高五姑」，他馬上把耳機拿下遞給我姥姥以示孝順。我姥姥和我娘都是高五姑的「追星族」，有回正烙著餅，忽然耳機子裡來了高五姑，她們只顧聽靠山調，把餅都烙煳了。
我也跟著大人看過高五姑的演出。地點是官銀號的「天晴茶園」，我的印象高五姑真的個頭挺高，大臉高顴骨，穿一件黑綢旗袍。人高馬大，聲若洪鐘。印象最深的是她不像其他曲藝演員站到臺口上面對觀眾唱，而是站在桌後，一手扶桌，側身而立，儘管昂首高歌卻身不搖膀不動，跟現在那些歌星們的做派正好兩個極端。過後我聽人說，側身而立，身不動膀不搖，是唱「靠山調」的規矩。
人們還說，唱靠山調講究三個字，「悲、脆、媚」。高五姑三個字都佔全了。
高五姑什麼時候消失的我記不清楚，似乎到30年代末就聽不見她的歌聲了。和她一起在天晴茶園見過的名藝人還有喬清秀，花四寶，王佩臣。最先消失的是高五姑，隨後就是花四寶。高五姑消失沒聽見有人議論（也許我年紀小不記得）。花四寶夭折卻聽見不少天津聽眾為之嘆息。據當時人說，花家幾寶，包括花五寶，花小寶，以四寶的歌聲最佳。不知是否屬實。人們總是把失去的東西看得最寶貴，或許帶有懷念的情緒。但花四寶確實是把梅花調改革、發展成今天這模樣的創始人。不信大家聽聽她師父金萬昌的老唱片就知道跟現在咱們聽的梅花大鼓不是一個味。花四寶去世後，她常唱的曲目《杏元和番》、《青樓遺恨》也不再有人唱了，令人更對她懷念。
四
我沒見高五姑唱過戲。但她獻藝的那個天晴茶園卻是兼演戲劇的。不演京劇評劇，在雜耍之後只演「文明戲」。
天晴茶園在東北角正興德西邊，挨著天津電影院，樓下似乎是個小商場，緊靠著它是家綢緞莊。七七事變後改名叫大觀樓了。我真正記憶清楚的是它改名大觀樓後的情形，因為那時我已比較記事。我所以記得它旁邊挨著一家綢緞莊就因為我總在進園子前，看見有個胖子坐在櫃檯外椅子上喝茶，過了會兒那胖子就出現在臺上陪著小蘑菇說相聲。
大觀樓可能是「上邊」最大的一個雜耍園子吧，許多曲藝名家我都是在這裡先見到的。喬清秀、王佩臣、小蘑菇、趙佩茹、侯寶林、小彩舞、閆秋霞、小嵐雲，包括劉寶全、白雲鵬都曾在這裡獻藝。我印象最深的是石慧如。那時她年紀不大，可能還沒出師或是剛出師，穿著樸素，不施脂粉，舉動很端莊文雅甚至有點拘謹。每次她唱完（也許是上臺之前）總在一位中年婦女陪同下，坐在一個固定的包廂中聽別人演唱。我們的包廂正好與她相鄰。大人聽段子我就好奇看她，覺得既神秘又欽佩。在那裡我還學會了一句王佩臣的唱：「一個人兒喲，手託著香腮牙咬著下嘴唇喲……」我學得最熟的是數來寶，至今未忘，後來當了新四軍文工團員時，在一次聯歡的晚會上，我表演偷來的這段數來寶，很引來些掌聲，甚至被領導懷疑是天才。解放後那段數來寶不大演了。現在回想起來，其中有些詞句是頗有民俗和歷史價值的。比如「理髮館，螺祖留，五縷青絲掛門頭，客人進去把茶喝，然後就把領子窩。男剃前，女剃後，僧道兩門剃左右……」在這裡還見過兩位演員，當時也很受歡迎。一個是唱太平歌詞的秦佩賢，一個是唱單絃的王某人（忘了他的名字）。但沒等抗戰勝利這兩位演員就貧病交加去世了。我記得秦佩賢，倒不只因為他唱太平歌詞，而是因為觀眾給他起了個極有趣的綽號，叫「老哏」。有天我乘電車從東北角去梨棧，秦佩賢在東門臉上了車。穿一身綢長衫，一雙緞子面納了萬字的夫子履，手中拿把摺扇。現在想來大概是為了趕場沒換行頭。他一上車便被乘客們認出來，許多人齊聲高喊：「老哏，來一段！」他連連點頭，臉上笑得很苦，到下一站趕緊下車了。沒等電車開走便又坐上輛三輪繼續趕路。車上有位上了年紀的人便說：「作藝的，不容易，大家給留點面子嘛，叫人家在車上待不下去，這損了點不是！」我當時也是跟著叫了的。聽了老人這句話真的感到慚愧。
那時觀眾愛給演員起外號。有的外號起得非常精彩，甚至可以說極有天才。如侯寶林的外號是「么雞」。就是麻將牌中的一條。這張牌本沒具體、標準的形象。可是一叫出來，誰都覺得跟侯寶林確實相似；馬三立的外號叫「牙籤」，也算得極為貼切。觀眾給演員們起外號，並不都帶輕視性質，常常反是喜愛某個演員的表現。
五
大觀樓的文明戲也給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可不知為什麼我連一個演員的名字也沒記住。只記得兩個演員的外形和外號，一個叫「元宵」，一個叫「搓板」，前者頭剃得總很亮，後者是扁平身條。
文明戲的演員其演技功夫都是不錯的。他們多演連臺本戲。如《乾隆下江南》、《蒸骨三驗》、《張汶祥刺馬》、《血淚碑》、《新茶花》。看文明戲我得到個意外的收穫。上世紀50年代進文學研究（講習）所學習，學戲劇史時，讀歐陽予倩先生寫的文章。他談到當年他從日本回國後，在上海搞話劇運動和演出文明戲，裡邊談到文明戲的劇目，我的同學甚至許多老師都是隻知其名，沒見過演出也沒看過劇本，我卻看過。原來當時天津演的文明戲，不少劇目竟是繼承的歐陽老和他同代人的作品。比如那出《新茶花》，在歐陽老回憶文章中是很著力寫過一筆的。
我知道天津有些專家，在研究天津戲劇史上很有貢獻。不知當年的文明戲是否也列入了課題。
六
「無事忙雜記」一開篇，提到一位親戚幫人放電影，軋掉了半個手指頭。此事所以不忘，是因為我沾了他愛好電影的光，我最早看的兩次電影，都是他帶我去的。
頭一次去的那個影院，就是他付出過鮮血代價的地方。叫什麼影院，在哪條街上，我都說不上來，只知道在三義莊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裡是「德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敗了，中國參加了戰勝國一邊，戰後就收回租界。那地方改叫「特一區」。若稱全名是「天津特別市特別第一區」。因叫著挺拗嘴，所以反而記住沒忘。在我記憶中，天津的租界中最窮、最不像租界的地方就是這個德租界，怪不得被中國收了回來。
第一次看的影片是《火燒紅蓮寺》，電影既是無聲的，中間就要打字幕。打字幕卻不用幻燈機，也不朝正面牆上固定地方打。而是把寫好墨筆字的玻璃板放在個大手電筒前邊，由一個人舉著朝頭頂天花板上照。並且沒有準地方。上句話打在左前方屋頂，下句話就許打到後腦勺那邊去。這對打電筒的人雖然方便，看電影的就辛苦了。所以看電影的人一邊眼睛盯著銀幕，一邊還要搖頭晃腦，看滿房頂上的字幕。雖然對增進健康大有益處，對欣賞藝術卻不大方便。好在那時的觀眾多是初接觸電影，以為看電影就得是這個樣子，倒沒見有人提出抗議。我年紀小，不被劇情吸引，倒對這變魔術似的字幕很感興趣。雖然認不得寫的是些什麼，只見斗大的字滿屋頂亂飛，滿影院的人都跟著搖頭晃腦，既感到好奇又覺得好玩，簡直樂不可支。
第二次則是他和他的兩個朋友帶我去一家大影院看《姊妹花》。他們是胡蝶的崇拜者，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追星族」。每有胡蝶的片子上演，他們都結伴去看，回來後還要議論一整天。這很有點新潮派的味道，因之遭到他父親申斥，並禁止他再去看胡蝶的電影。他便拿我作掩護，說是帶我上街玩，其實與他的朋友們會合後，就去了電影院。這電影雖然也是無聲的，但字幕卻不滿天飛，而是固定打在銀幕旁的牆壁上，既沒了看屋頂上飛字的樂趣，我對那哭哭啼啼的電影又覺得無聊，便吵著要回家，為了不讓我搗亂，他給我個特權：「想吃什麼給你買什麼。」條件如此寬厚，我再不愛看電影也不堅持回家了。現在回想起來才明白，我一生總犯錯誤，大概因為從那時起便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
讀者或許不明白，在電影院裡怎能「想吃什麼買什麼」呢？這得作點註解。那時電影院裡是有女招待的。女招待除去在你面前的椅背上掛個鐵絲彎的茶杯架，為你供應茶水外，還隨時用盤子端了糖果之類來叫賣。多是較高檔的食品。自有了那許諾之後，她們一來我就要買，我一買她們來得更勤。最後那親戚只好跟女士商量：「我包圓得了，您把它包好我散場時帶走，您就別來零碎踹了，照這樣我電影看不踏實，孩子的肚子也受不住。」
那位女士倒也合作。扭身走開，過了會兒把一包用繩捆好的糖果送了過來，並對我那親戚說：「我不要價了，這算是賣剩下的貨底，您看著給。」那親戚合計了一下，掏出幾張票子送上去。女招待點了點，居然送回兩張來說：「用不了這麼多，那兩包糖豆算我送孩子的。交個朋友嘛。」
那時天津人有句順口溜：
「女招待，真不壞，要五毛給一塊。」孩子們心中，女招待全是些魔鬼般的壞人。這次親眼見到女招待，得到的印象卻與那順口溜不同。覺得她們也是很通情達理，並且對小孩滿友好的人。從此我便不再對女招待存有恐怖之感。年紀大些後，讀了劉雲若先生的《舊巷斜陽》，對那階層人才有了些真正的瞭解，便對這些人同情多於反感。
到今天為止，劉雲若先生的著作，還是我看到過的唯一以女招待為主角，並且以同情眼光看待描寫她們的作品。
七
上次談到劉雲若先生的《舊巷斜陽》。多年來人們要我談走上文學道路的經過，我都避重就輕，只說在戰爭時期寫快板，解放後進文學講習所進修，認真學習十八、十九世紀西方批判現實文學和五四以來新文學等等。這也是實話，但避開了最初引起我文學興趣的作品和作家的名字，不是怕露醜，是怕無意中犯了忌。前些年對通俗文學是另眼相看的。
現在可以坦白：我出身既低微，文學趣味也不高雅，最先使我入迷的小說之一是「社會言情」小說，是劉雲若先生的作品《舊巷斜陽》。
我第一次成本大套讀小說，是《水滸》，上小學時坐在圖書館看的。那是個教會學校，有個小圖書館，供學生課外閱讀，但不外借。那裡有一套「萬有文庫」版的《水滸》，薄薄的小本，每本大概只有兩三回。我從頭一本讀起，就入了迷，一連幾個月下了課就進圖書館，直到打鈴關門才走。我家也有人讀小說，但讀的是上海出版的鴛鴦蝴蝶派，不分行不分段也沒有標點，半文不白我讀不懂。《水滸傳》引起我興趣後，我便省下零用錢上街上租書。家裡人常去大觀樓聽雜耍，就在大觀樓附近，正興德和四遠香（也許是五昌百貨店）邊上有個老頭擺攤租書。收下幾毛錢押金就可以任意選租，還書時按天算租金，一天不過兩大子兒，一個燒餅錢。我趁聽戲時租過一回後，從此上了癮，一本本租了下去。那老頭出租的書多種多樣，既有武俠、言情，也有《薛仁貴徵東》、《海公大紅袍》。最奇怪的是還有一本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封面上畫的是兩把錘子撞擊出向四面噴散的火花。可恨我自小粗枝大葉，光看了封面不往裡翻，誤以為講鋼鐵冶煉的書，就把它扔回書架上去了。參加革命後才知道這是錯過了一次受革命教育的機會，使我革命覺悟晚了好幾年。
各類書我瀏覽一番後，覺著讀劉雲若的書最過癮，就專租他的書。
劉先生的小說難免也有低俗成分，但我敢保證，吸引我的絕不是粉色的東西。他還沒有現在某些作品那麼赤裸裸寫性，即使有我也沒到懂人事的年紀。吸引我的是他筆下小市民階層的生活場景，人生百態。他寫妓女（甚至有傳說他是藏身在「班子裡」寫小說的），寫女招待，但著力點不在色情而在愛情和人情。他筆下的大亨、幫閒、窮文人、小市民，頗有性格與時代特色。當時人們把他的「言情小說」前邊冠以「社會」二字作定語，我覺得有道理。前兩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做了件好事，出了一套「現代通俗小說研究資料」，裡邊收了他的作品。可惜沒找到《舊巷斜陽》的舊本，只按連載時發的《恨不相逢未嫁時》印書，但那小說在《銀錢畫報》並沒連載完，內容比《舊巷斜陽》少了許多，原來這本書的封面畫得也有味兒，是一個長辮子女人挎著個包袱走在一條窄衚衕中。他的《小揚州志》寫得也不錯。《恨不相逢未嫁時》當時曾由上海拍成電影，演出時頗上座。書中寫女招待璞玉和他的殘疾丈夫相依為命，她為養活他才去當女招待，不料被一個熟客人偷偷愛上。她雖對那人也有好感，但為了忠於丈夫而把感情深深壓在心底，極力對那人冷淡；那人知道內情後便退避璞玉不再來這家餐廳用飯，但仍暗中愛著璞玉。後來實在受不了單相思折磨，決定離開天津遠去四川。臨走前向璞玉告別，兩人才都暴露了真情，但發乎情止於理，為了盡一個妻子的責任，璞玉決定捨棄愛情，仍與丈夫廝守，不料此事被丈夫發現了。丈夫為了表達對妻子感謝，決心犧牲自己，不再作拖累。趁璞玉不在家時，用手摸著牆不辭而別了……
這故事在今天也還是會打動人心，激發良知的。
我的讀書習慣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當然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審美趣味的演變，後來讀的多是純文學名家的作品，但起步是從這裡起的。如今從實招來，可以提供一個例證：文學欣賞水平是會不斷提高，隨著水平提高閱讀檔次也會變化。這批人提高了又會有一批新讀者接班，通俗文學也不必擔心沒有市場。
通俗不等於低階和庸俗，只要讀讀張恨水、劉雲若、宮白羽先生的作品（更不用提金庸、梁羽生先生的作品），就得承認，他們的文化修養、知識水平和生活觀察力，絕不在某些純文學作家之下！我們現在的通俗文學水平有待提高，但不是提成純文學。這是兩個門類，各有其標準。
我贊成對讀者要有引導，相信壞的文學作品將教壞一代人。我也認為文學作品門類的多樣化是雙百方針包含的一項內容。我對「二為」、「雙百」，絕對由衷地擁護！
八
我家在天津大概住過三個地方：日租界、法租界、河北；姥姥家似乎長期住在當時的特一區。看大觀樓雜耍是住在河北時期，所以對當時以東北角官銀號為中心的一帶記憶清楚。去年《戲劇電影報》登了篇文章談小楊月樓父女在天津演出，文章說楊氏父女很長一段時間「在大觀樓公演」，引起我的疑問。我不敢說人家不對，只能說與我的記憶相左。因為恰是在看大觀樓的雜耍和文明戲同時，我們也看楊氏父女和郭玉昆的戲，地點是在大觀樓往西、北大關東邊的華北戲院。
楊氏父女在那戲院唱戲大概從三十年代末唱到四十年代初，這中間只有一次我看過小楊月樓傍一老生在「國民戲院」唱《坐樓殺惜》，此外他的戲我都是在華北看的。華北園子不大，但上座率很好，最大的優點是小孩上後臺看新鮮他們不阻攔。我第一次進戲院後臺，看他們扮戲，換行頭，給祖師爺作揖，就是華北。那天是小楊月樓和楊菊蘋父女的《人面桃花》，我對後臺放著的矮牆、院門佈景片和幾棵假桃樹有興趣，因此印象極深。
他們的戲碼與別的劇團不同。《狄青徵西》、《花木蘭》、《李十娘》都是獨有的。在《花木蘭》中小楊月樓耍特號大刀已是少見，在《李十娘》中翻三張桌在花旦行中更是絕活。另外郭玉昆的猴戲也自成一派（實際是南派，楊先生的花旦戲也是南派）。《五百年後孫悟空》，除去李少春、李萬春有時來唱幾天外，天津的劇團似乎只有郭玉昆上這個戲。《狄青徵西》中郭玉昆戴著面具開打，小楊月樓穿著西式長裙跳「西洋舞」，都叫人挺開眼。記憶最深是楊氏父女唱的《人面桃花》。與別人唱的不同處是裡邊增了個角色「桃花童子」，由郭玉昆的徒弟小郭玉昆扮演，這小孩年紀不會比我大，一上來就翻幾十個小翻，一個高提緊接起旋子，然後盤腿打坐雙手合十。至於他跟劇情有什麼關係當時也沒注意，現在更說不清。當然最叫絕的還是小楊月樓的崔護。崔護第二次上臺，來到門前連叫三聲：「裡面有人麼？」三次叫法都不同，第一次是輕輕的，含笑問道：「裡面有人麼？」裡邊不應，有點慌了，用扇子敲著門很快的叫了聲「裡邊」，叫完一頓，高聲喊了個「有」字，感到聲音太大莽撞了，又壓低聲音說出「人麼」。兩字。仍無反應，真的急了，放開嗓子，一字一字清清楚楚，說完「裡邊」兩字後，用婉轉的聲音問道：「有人麼？」把「麼」拖得很長，邊發音邊側著耳朵聽門裡的動靜，感情表現層次分明，有起有落，每到這裡都換來全場掌聲。後來我又看了多家演的《人面桃花》，幾乎所有小生都直咕籠統，放連珠炮般問：「裡邊有人麼，裡邊有人麼？」毫無意味。
天津人去看楊氏父女的戲，還有一層原因，是聽說他們1938年在長春唱戲時，偽滿洲國某「大臣」（有人指明說就是張景惠），派人送信，要強迫納楊菊蘋為妾。楊氏父女當面把來人頂了回去，連夜捨棄行頭，化裝逃進關內來到天津。天津人很尊重他們的骨氣。大概就在天津那段時間裡，郭玉昆和楊菊蘋結成夫妻。後來他們去了武漢，從此就定居在那裡，我只在臺上看過楊菊蘋唱戲，到後臺偷看過她化妝，從未接觸過。我有些朋友和他們夫妻有交往，據說楊菊蘋是個賢妻良母，不光戲唱得好，還做得一手好菜，不光會做中國菜，還會日本料理。
京戲演員多半飲茶成癮，湖北本是出茶的地方，出的多是綠茶。京劇界要喝花茶。新鳳霞同志說，他們每到北京，或是有便人來，總要到王府井的一家茶莊買些茶葉，帶回去。
九
發了幾篇無事忙雜記，竟有朋友打電話來給以鼓勵和指正。使我在感激之餘也有些意外，沒想到這類消閒文章還有人看，並看得滿認真。朋友們指出的不足是說我對「時調」談得太簡單。對金萬昌的估價也不足。我接受這個批評。為此略作補充。
我說「靠山調」就是後來王毓寶唱的「時調」，這是從簡而言。在「靠山調」出現之前天津就有過「鴛鴦調」，「靠山調」之後又有所謂「膠皮調」，就是拉洋車工人們在等座時坐在車上哼出來的一種小調。拉洋車的並不都是天津人，所以這種小調把外省尤其是山東、河北的音調帶了進來。這些後來都糅進了「時調」之中。這些小調的原形，多半言辭淫穢，曲調粗野，只有妓女們在「同樂茶園」那樣為拉客而設的落子館裡唱。天津人乾脆就叫它「窯調」！這種東西是上不了檯盤的。我上次文章中說有一種「天津獨有的」劇種，專唱「插杆打王八」，就是這種東西的變種，在鳥市、三不管等地演出。下流淫穢，不堪入耳。
後來經有些文人重填歌詞，整頓調式，比較乾淨入耳了，這才進了正式的雜耍園子。第一個進園子唱的高五姑也是妓女出身，掙錢贖身之後，便以唱「靠山調」為業。所以她最拿手的段子就是「嘆青樓」！高五姑之前還有一人在園子裡唱過「靠山調」，是趙寶翠。她是京韻大王劉寶全的師妹。本功唱的是京韻大鼓，只偶插一段「靠山調」作為噱頭，不是拿這當正式活兒。高五姑稍後，有一位秦翠紅外號「棒子麵」的女藝人也以專唱時調紅了起來，秦唱的調子就不只限於「靠山調」，更吸收增加了別的小調，人們習慣稱她唱的為「時調」。但她唱了沒幾年便被一有錢人收去作妾，脫離了舞臺。「時調」中包括「靠山調」，但「靠山調」不就是「時調」。對其細情我說不清。這方面的專家是姚惜雲先生。只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說「高五姑時調唱得好」。曾被大人批駁說：「‘靠山調’跟‘時調’不是一回事！」
說到「梅花調」，我倒有過一點了解的機會。我和曹寶祿、尹福來等先生來往較久，在一塊喝酒也在一塊遛早。社會上多知道他們是唱單絃的名角，其實他倆唱梅花都是高手。五十年代有一次在文聯會上，尹福來唱了一段「梅花調」、「黑驢段」，博得全堂彩，唱完有一位學者（好像是吳曉鈴先生）就說：「您唱得這麼好的梅花，何苦去唱什麼單絃呀！」
據他們告訴我，所謂京韻大鼓，早年叫津音大鼓，其實是天津產的，而梅花大鼓才是北京的土產，跟八角鼓一樣，是八旗子弟的創造。原只在堂會上折唱，後來八旗人子弟生活無著，有人以唱此為主，才成單獨的節目。但調式呆板，金萬昌請劉寶全指導，並得力於弦師韓永祿、蘇啟元的幫助，對它進行了改革。初步形成現在的這種樣式。花四寶幼年從師邱玉山學的金派，後來又拜師盧成科，盧依據她的發音特點，幫她又作較大改革創新，使梅花調充分發揮出委婉纏綿細膩低迴的特色。人們把這種新調子稱作「花派」或「盧派」。不幸的是在舊社會的惡劣環境中，這位幾十年難出一個的天才演員沒活到三十歲就含恨去世了。所以當時天津人為她的去世極表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