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鶯飛草長的三月，站在黃鶴樓上的我，忽然想起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的詩句，對於「煙花三月下揚州」的意境非常推崇。於是忽發奇想，能否僱一條船，帶上弦歌與美酒，從胭脂色的波浪上，遇埠則歇，對月而歌，半醉半醒地航行到揚州去呢？朋友也想體驗一下唐人的閒情，自告奮勇地去尋找客船。帆船找不到，覓得一隻機動的畫舫也好。數日後，朋友沮喪地告訴我，偌大長江，找不到任何一隻帆船與畫舫。再者，揚州不在長江邊上，即使僱到船隻，也到不了瘦西湖邊上那一片令李白痴迷的城廓。我這才意識到，千年前的優雅與浪漫，早已是沉湮的古典了。
這一種迷惘，我曾寫進《煙花三月下揚州》那篇散文中。雖然失望一直在心中發酵，但也存著疑惑，為何古人可以從長江進入揚州呢？我記得瓜洲古渡是運河與長江的介面。如今，瓜洲的二三星火，也沉入了歷史的蒼茫嗎？
還有一次，大約是兩年前吧，我訪問河南永城縣境內的華佗村，這裡距亳州只有二十多公里，是漢丞相蕭何的封地。村裡一位老人告訴我，村中央曾是揚州通往洛陽的運河故道。農家砌房，經常從地下挖出一些殘舵和鐵錨，當然，也有一些斷桅與朽腐的船板。老人讓我看到了一個鏽蝕的鐵錨，我撫摸它，象撫摸一段戛然而止的歷史。從村裡走出來，無論是東望揚州還是西眺洛陽，我看不到浮在波浪上的舟檣。一望無際的青紗帳，不再允許一盞桅燈或者一朵漁火在這裡作片刻的盤桓。
數年間，因各種機緣，我或者走在京杭大運河已經乾涸的河床上，或者在它尚在流淌的河段上看夕陽下的浪影。淤塞與疏浚，開鑿與廢棄，輝煌與衰落，保護與開發，似乎它永遠都有著訴說不盡的憂傷，展示不盡的畫卷。站在杭州的拱宸橋上，我希望看到從煙波深處搖來的烏蓬船；在無錫城中的清名橋上，我披著煙雨濛濛的春雨，思忖著，為何腳下的流水，再也不能流到幽燕之地，在通州燃燈佛舍利塔的身旁，聽一聽京韻大鼓，洗一洗北國的胭脂呢？
崛起於歷史，必示寂於歷史。寒山寺夜半的禪鍾依舊，但客船不再；揚州仍不缺三月的煙花，但迎送遊子的布帆，早已消失在水遠山重的前朝。
難道，那一條流動著繁華與錦繡的人造的動脈，只能在屢遭蟲蛀的線裝書中尋找嗎？
二
如果在歷史的版圖上尋找中國古代文明最偉大的標識，則應該首推長城與運河。它們一個傲然矗立，一個悄然流淌；一個橫貫東西，一個牽引南北；一個伴著鐵馬金戈，一個浸於槳聲燈影。一個靜態的陽剛，一個動感的陰柔。比擬於人，它們應該是一對夫妻。一個冷峻，一個燦爛；一個征伐，一個孕育。相伴而生啊千年廝守，在它們的結合中，誕生了一個又一個強大的王朝。
但是，在今天，在世人的文明譜系裡，長城卻是要比運河的名氣響亮得多。長城上的雉堞與磚堡，至今仍讓世界迷戀；而運河裡的船隊與波浪，似乎已經退出人們的視線。
作為中國人對生活的一種表達方式，運河早於長城。在西元前的五世紀，當人類虔誠的心智尚處於神話的年代，一個諸侯國的國君在他統治的疆土的北方，決定挖掘一條河渠以運輸戰爭的糧草。這個國君叫夫差，這條河渠叫邗溝。六年前，我到揚州，專程造訪邗溝。多麼瘦弱的一條水溝啊，在水脈旺盛的揚州，它顯得過於寒磣。它現在的樣子，不要說運送糧草，就是採蓮船也無法通過。但我知道，這不是歷史的原貌。西元前486年就已經通行的人工河，應該是一條動脈而不會是一條毛細血管。兩千多年曆史的變遷，我們早已習慣了滄桑之後的陌生感。被截斷或者淤塞的輝煌，只能讓我們親近古人理想的碎片。
河流死去的顯著特徵便是消失了槳聲帆影。這有點像沙漠上的胡楊，它保留了生長的姿態，但再也不能用綠色哺育大地。幸虧運河並沒有完全死去，還沒有變成僅僅只是供人景仰的舍利。
儘管邗溝衰敗，但運河的歷史畢竟從它開始。自夫差之後，多少代帝王都在進行著開掘運河的接力賽。到1293年，在一位統治中國的蒙古皇帝的手上，自杭州到北京的運河才全線貫通。運河前後修築的時間大約1800年，它的總長度也大約是1800公里。時間的長度就是運河的長度。這不是巧合，這是中國呈現給人類的奇蹟。
說來奇怪，一條京杭大運河，少說也與幾十位皇帝有關。但在民間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吳王夫差與隋煬帝楊廣。兩人對運河的貢獻最大，但兩人都是昏君。楊廣自洛陽乘著錦舟從運河來到揚州，最後橫死在那裡。我到揚州，專門去雷塘看了他的墳墓，並謅了四句：
楊花凋敗李花香，地下誰能說短長。
鐵馬錦帆皆過盡，夕語無語下雷塘。
秦始皇暴虐，但沒有他便沒有長城。隋煬帝荒淫，但是他讓南方的運河流向了北國。僅限於道德，我們便無法客觀地評價歷史上的功過是非。運河是一部大書，我們在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種環境下閱讀它，都會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慨。
三
有人問我，可以說「運河文明」這四個字嗎？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引用拙著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第三卷第二十七回明神宗朱翊鈞對小太監說的一段話：
淮楊一帶，揚州、儀真、泰興、通州、如皋、海門地勢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郵、興化、寶應，鹽城五郡如釜底，湖水常常氾濫，所幸有一道漕堤為之屏障。此堤始築之宋天禧年間轉運使張綸。因漢代陳登故跡，就中築堤界水。堤以西匯而成湖，以受天長，鳳陽諸水脈，過瓜州、儀真以通江，為南北通衢。堤以東畫疆為田，因田為溝，五州縣共稱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寶應，蓋三百四十里而遙。原未有閘也，隆慶六年，水堤決，乃就堤建閘。你們記住這建閘的諭旨，是朕登基後親自簽發的。茲後兩年間，建閘三十六座，耗費金錢數萬計……
說這一段話的時候，明神宗十六歲。他並不是在講一段地理常識。而是在述說自己的治國方略。在明代，有江南三大政之說。這三大政是漕政、河政、鹽政。明神宗所說的「漕堤」即運河的堤岸。在明代，運河亦稱為漕河。江南三大政中，河政與漕政都與運河有關。明神宗十歲登基，在茲後兩年內，由首輔張居正主持，在淮楊一帶運河中修建了三十六道閘口。在財政幾近崩潰的萬曆初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
在明代，幾乎一多半的工部尚書，都是水利專家出身。列於朝廷財政預算的河道治理經費，僅限於長江、黃河、淮河與運河四條。由此可見，運河對於一個龐大帝國的重要性。
在溝通京杭的長達1800年的開掘過程中，運河從來就是國家工程。在明代，特別是永樂皇帝遷都北京之後，運河達到了全盛。永樂十二年，由東南即現在的長江三角洲地帶通過運河運往北京的漕糧從過去的四十萬石左右升至二百六十萬石，從此成為大明帝國溝通南北的運輸幹線。運輸物資的數量與種類不斷增加，一條運河供養了帝國的首都與遼闊的北國。
從隋代開始，這一條貫穿了唐、宋、元、明、清幾個龐大王朝的交通動脈，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串連起數十座湖泊。濟寧、淮安、揚州等十幾座繁華的都市也因它應運而生。在漫長的中世紀，特別是明朝，中國有一支特別的軍隊名叫漕軍，在運河全線，這支部隊的數量高達三十萬人。因為一條河流而誕生一支軍隊，或者說一個兵種，這也是運河獨有的人文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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