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對萬曆新政的評價，大都肯定。但奇怪的是，對萬曆新政的倡導者張居正，卻頗多攻訐之詞。細究其因，是因為張居正的改革得罪了兩部份最不能得罪的人：一是以皇權為代表的勢豪大戶，二是掌握了話語權的清流。
孟子說過：「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其實，自商鞅至康有為，封建時代的任何一次改革，莫不都是拿勢豪大戶開刀。舉凡江山易主之後，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產生痼疾。所謂太平盛世，就是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達到了某種平衡。士農工商各有天地，政治清明民淳事簡。在這種和平的環境裡，耽於享樂的人群愈來愈多，於是，攫取財富的貪慾也越來越強烈。此情之下，那些把握權柄的人總是能夠通過不正常的手段，掠取和佔有本不該屬於他們的財富。政治家的責任，就是通過他們的領導才能，使社會資源能得到合理的分配。但是，在封建專制的情況下，這樣的政治家並不多見。
張居正懷著安邦濟世之心，一心想救贖飽受苦難折磨的黎民百姓。當上首輔之前，他曾說過「長安棋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奸人乘一日之釁，則不可勝諱矣。」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若對貪婪的豪強集團不加抑制，則膽小怕事的百姓都會成為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歷史上所有的改革，莫不都是豪強集團與弱勢群體產生尖銳對立的情況下發生的。張居正推行的萬曆新政，一系列舉措諸如裁汰庸官、整頓驛遞、減少生員、清丈田畝、一條鞭法等等，都在極大程度上籲解了老百姓的困苦，當然，也把勢豪大戶得罪得乾淨。
關於第二點，張居正得罪清流的問題，至今，仍有人認為這是張居正不可饒恕的罪過。在古代，「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中國的讀書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條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題名後做官。張居正也是憑著這條途徑而逐步攀上權力巔峰的。但他一直對官場上的人浮於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談相尚的陋習深惡痛絕。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年同鄉莫不歡欣鼓舞。認為升官的機會到了。可是半年時間之後，他們便深感失望。張居正並不任人為親，最典型的例子有兩個。一個是他的同科進士，時任湖北巡撫的汪道昆。他的確憑著張居正的關係，從地方的撫臺升任為兵部左侍郎。張居正讓他去薊鎮巡視邊防。每到一處，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會當地的文人，吟詩作賦，極盡風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後，他呈給皇上的巡邊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則美矣，卻對薊鎮邊防的情況語焉不詳。張居正看了很生氣，在奏疏上批了八個字：「芝蘭當道，不得不除！」意思很明顯，你即便是一株美麗的芝草蘭花，卻因為長錯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來行走車馬的，而非園圃。於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縣老家，當了一名真正的吟風弄月的詩人。另一個例子是，仍為張居正同科進士的王世貞，他本想依靠張居正的關係謀求升官，但張居正覺得這位同年雖是名滿天下的詩壇領袖，但並不具備「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幹，所以拒絕讓他擔任要職。王世貞因此記恨在心，他在晚年寫了一部「嘉靖以來首輔傳」，對張居正褒少貶多。他說「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取下」。在張居正同時代中，除了這部書，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寫的《病榻遺言》，也是對他多有中傷。
重用循吏而疏遠清流，這是張居正的一貫主張，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這一點，他得罪了讀書人。乃至在他死後，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強集團，對張居正橫加指斥，大肆撻伐。這不是張居正的可悲，而是民族的可悲。黎東方先生的一段話，道出了箇中奧妙：「中國的社會，尤其是在明朝，是一個只講私情，不講國法的社會。誰要執法嚴明，誰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機會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丟官的丟了官，說人情的說不到人情，借錢的借不到錢——如何不恨？恨張居正的人，實在太多了。」
五
張居正死於萬曆十年（西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歲。在他之前的一連五位首輔，沒有一位死在任上。張居正真正稱得上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死，對朱明王朝來講，是難以估量的巨大損失。但是，直接從張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實惠的萬曆皇帝朱翊鈞，卻並不這樣認為。張居正出任首輔時，朱翊鈞才十歲。一應國家大事，全憑張居正作主。張居正的角色，類似於攝政王。隨著朱翊鈞逐漸長大，特別是十六歲大婚之後，親政的慾望越來越強烈。加之他生性喜愛錢財，為花錢的事，屢屢與張居正發生齟齬。久而久之，他由當年對張居正的言聽計從變為內心厭惡。張居正死後不到一年，朱翊鈞即開始了對他的清算。家產被抄，爵秩盡奪，家人死的死，謫的謫。朱翊鈞本還想開棺戳屍，在眾多大臣的力諫之下，才罷止了這個念頭。自此，人亡政息。
僅僅兩年時間，萬曆新政帶來的中興之象，便消失淨盡了。好貨的朱翊鈞，又上承他的祖父世宗，開始了橫徵暴斂，國事越發地縻爛了。在他主政的最後十幾年，內憂外患一直沒有停止。朱明王朝，終於在他死後二十四年徹底地崩潰了。
張居正死後的數百年，圍繞他展開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每遇國難之時，總有睿智之士感嘆「世上已無張居正」；而遇太平順境，便有人站出來替皇權講話，斥張居正是「威福自專」的權臣。平心而論，張居正是愛權力，有獨操權柄的嗜好。但更應該看到，他決不是那種以權謀私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確確實實為國家，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
張居正死於京城，遺體運回江陵老家安葬。當年他的葬禮十分隆重，享受到賜祭九壇的規格，可謂達到人臣之極。但僅僅一年後，墓廬盡毀，並從此以後再沒有修復。1966年，早已淪為荒墳的張居正墓也沒有被紅衛兵放過，終於開了棺，扔了屍骨。四百年前的萬曆皇帝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在毛澤東主席支援的紅衛兵手上終於做成。同在1966年，萬曆皇帝屍骨亦被紅衛兵舉火焚之。朱翊鈞與張居正，這曾經是親密無間的君臣、師生，爾後又成為明代昏君與明臣的兩極，在同一年以不同的方式暴屍骨於世間，興許，這又是一個歷史的玩笑。
六
第一次謁墓，我懷著一顆惆悵的心情離開。到了第二年的年底，我的《張居正》第一卷《木蘭歌》已經出版。武漢電視臺讀書欄目決定為這本書做一個專題。在我的建議下，攝製組隨我第二次去荊州謁張居正墓。薄暮時分，凜冽的寒風中，我們仍然是踩著泥濘來到墓冢前。依舊的殘碑、依舊的荒草，同行的編輯與攝影師，怎麼也不敢相信這破敗的墳包裡，埋藏的竟然是一位封建時代的傑出政治家。他們認為，張居正身後的寂寞，在政壇、在史壇，得不到正確的評價還可以理解。但在自己的家鄉，也遭受如此的冷漠則令人費解。我告訴他們一個小故事。此前，我曾在友人的安排下，與荊州的某位領導見面。我向他講述張居正，意在引起他的重視，能夠修一修這座荒墳。可是，他聽了我的介紹後，立即回答說：「我正在規劃，在荊州城內給關羽修一座中國最高的銅像。」我聽了甚為奇怪，放著自己的鄉賢不管，卻要大費錢財去為隸籍山西的關羽造像，這究竟出於何種動機？我想問他，但話到嘴邊又打住。道不同難與為言，面對這樣的父母官，我還能說什麼呢？又過了三年，我的四卷本《張居正》已全部出齊，我得以有第三次機會到荊州謁墓。在車上，在雪意漸濃的景色中，我向三位學者講述了我頭兩次謁墓的經過。著名明史專家王春瑜先生說：「你的《張居正》一書出版，且產生了這麼大的影響，想必張居正的墓不至於那麼荒涼了吧。」我也如此期冀，但這次的謁墓，我們仍深深地失望。
三年未到，荊州城區的建設日新月異。新建了許多寬闊的馬路，高聳的樓房。合併後的沙市、荊州兩城，中間的接合部成了美麗的新區。我們乘坐的麵包車駛進城中，已完全找不到前往張居正墓地的道路。司機多次停車問路邊的行人：「請問張居正的墓地怎麼走？」被問者皆一臉茫然：「張居正？張居正是誰？不知道。」車子在城裡瞎轉，這時，我想起了定居北京的劉心宇，便打電話問他。他回答說：「你不要問張居正墓，你問菩提寺。」果然，一問菩提寺，路人都知道。我們終於也在頗費周折之後，再次來到張居正墓前。
比之三年前，這墓園除了對面新添了一座巨大的垃圾堆外，別無任何變化。一樣的泥濘、一樣的荒草、一樣的殘碑、一樣的斷磚……三位白髮蒼蒼的老學者，繞墓一週，對殘冢一揖，也只能感概唏噓。
謁墓之後，車向三峽。過枝江，丘陵漸多，遼闊的江漢平原已在身後隱去。但三次謁墓的感受，卻在我心中拂去不去。當夜，在秭歸的旅舍裡，我寫了七律一首，名為《再謁張居正墓》：
忍向荊州尋舊冢，三年憑弔我重來。
殘碑更欲迷荒草，梵磬悠然悵客懷。
社稷頻添龍虎氣，英雄誰上鳳凰臺。
伊周事業千秋在，豈讓丹心化作灰。
寫完之後，我就想，待有機會再到荊州，一定要把這首詩，焚化在張居正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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