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日的江漢平原，若是雨天，那種遼闊的灰濛濛的色調，樹林、牲畜、田野與村莊皆如煙凝，若真若幻，這是一種讓人憂鬱的景象，然而蕭瑟並不冷清，枯寂並不衰敗。不知為何，我一直喜歡在這樣的冷色調中旅行。

現在，我們乘坐的麵包車正穿行在江漢平原的冷雨之中。車上除了我，還有三位著名的學者，他們是王春瑜、王先霈與何鎮邦。此行的成因是王先霈的一位學生在秭歸縣當領導，他邀請我們前去參觀已經蓄水的新三峽。在我的動議下，臨時又增加了一項內容，就是順道去荊州城中拜謁張居正墓。

二

張居正的墓在沙市市郊一處名叫張家臺子的地方，荊州與沙市兩城合併後，該墓便在荊州城內。

我自1993年對張居正產生了興趣並從此開始了對他長達數年的研究。在這次拜謁他的墓園之前，我已獨自前來憑弔過兩次。第一次是1998年清明節。那時，我對張居正的研究和史料搜求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正準備選擇一個吉日動筆寫作四卷本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清明節的早上，我獨自駕車從武漢出發，沿宜黃高速前行約兩百公里，至沙市站下。友人劉心宇君在出站口等著我，帶我去墓地。約半個小時，我們的車停在一片泥濘之中，心宇領我走進一畦散發著糞臭的菜地，指著菜地中的一個土堆說，這就是張居正的墳墓。

儘管動身之前，我對該墓的毀壞已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及至親臨其境，仍不免深深地驚訝。

這座在平地上淋起的土堆，陷在難以插腳的泥淖之中。墓的後頭地勢稍高，即當地人所說的「臺子」（我不知道張家臺子的地名，是不是因張居正的墳墓在此而得），上面蓋滿了兩層的農舍。墓之兩側，左為民居，右為村人籌資修建的一座名為菩提寺的小廟，據說所用寺基，亦是侵佔墓園的用地。

我走到墓碑跟前，兩條褲腿濺滿泥漿，而臺子上的村民，莫不都用異樣的眼光看我。由此可以揣測，前來墓園拜謁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土堆前的墓碑是極其普通的米青石，顯然是今人所立。沒有任何雕飾，僅「張文忠公之墓」六個隸書大字，用油漆凃紅。也許又經歷了一段歲月，碑上漆色剝落，字跡開始模糊。圓土堆的一圈墓牆，用約兩尺高的青磚砌起，年久失修，有幾處已經傾圮。土堆上的蒿草欲青還黃，在豔麗的陽光下，格外引發人的滄桑之感。

心宇君告訴我，這座墳墓即是明萬曆十年（西元1582年）欽天監為張居正選擇的墓葬的原址，但墳墓卻不是原來的。蓋因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紅衛兵小將們信奉毛澤東主席的教導，認為帝王將相無一好人。作為當過萬曆首輔的張居下正，焉能放過？小將們遂成群結隊前來掘墓。墓很堅固，用鍬鏟之類的工具無法挖開，便有人開來推土機，終將墓室摧毀。掩封了近380年的棺材顯露出來。紅衛兵們一湧而上，掀開棺蓋，除張居正的儲存完好的一副屍骨之外，袍服盡爛，棺內只有一條玉帶和一方硯臺，別無任何陪葬品。這結果讓紅衛兵們深感失望，也就一鬨而散。入夜，一張姓老農（據說是張居正後裔）悄悄來到墓地，將被紅衛兵丟棄的張居正的散亂白骨收拾起來，裝在一個臨時找來的陶缸裡，在原地挖了一個坑予以埋葬。又二十年過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們的曾一度得了妄想症的民族部份恢復了記憶，列宗列祖的文治武功不再一概抹殺。時任沙市博物館館長的侯先生與陳先生，終於鼓起勇氣要重修張居正的墓園。首先，他們找到那位老農，將張居正葬於陶缸的屍骨挖了出來。那隻陶缸過於簡陋，他們便讓當時尚在博物館工作的劉心宇找來一隻精緻的青花罈子，將張居正的屍骨再次收殮。然後，在當年被推土機推平的墓基處重新挖坑，將青瓷罈埋於其中，又把散於原地周圍的斷磚撿起做了墓堆的護牆，並作了一塊墓碑樹起，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這一座墳塋了。侯、陳二人本來雄心勃勃，要建一座張居正陵園，並在今已蓋了菩提寺的地方修建一座張居正紀念館。他們把報告呈給有關領導，可惜沒有下文。兩位老先生現已退休，他們再也沒有能力張羅此事。

所以，我第一次謁墓，在滿目荒蕪的墓園聽完劉心宇的講述後，心境之蒼涼可想而知。這蒼涼中，既有為張居正死後數百年來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悲哀；更有為我所置身的這個民族的後代子民對先賢的麻木不仁而痛苦。

三

我是在39歲的時候，才有意識地研究張居正這個人。那時，因為唐浩明先生的小說《曾國藩》，國人中的確掀起了一股曾國藩熱。我在坊向購得《曾國藩》讀過之後，遂留意起曾氏著作。後來在湘中名士王闓運的著述中，得知曾氏非常推崇江陵人張居正，說他柄國於「窳鹽之極，其功尤偉」。我便開始搜求張居正的著作。不久，便買到了著名歷史學家張舜幑主編的煌煌四巨冊的《張居正集》，又從友人處借到了朱東潤先生寫於抗戰時期的《張居正大傳》。這便是我研究張居正的發端。

我在另一篇《讓歷史復活》的文章中，談到研究中國的政治，首先要研究兩個系列的人物，一是皇帝系列，二是宰相系列。稱職的國務活動家，是宰相多於皇帝。在中國那麼多可圈可點的文治武功的宰相中，張居正無疑屬於最優秀的一類。著名歷史學家黎東方認為張居正不但是明代惟一的大政治家，就是自漢以降，也只有諸葛亮與王安石二人稍可比擬。這是因為，諸葛亮只是蜀國的宰相。侷促的舞臺，不足以讓他運籌帷幄，搖撼乾坤。王安石才情很高，人品也不錯，但缺乏將理想化為現實的政治智慧。同張居正相比，他更像一個文人。他的源頭是屈原，而張居正的源頭是申不害與霍光。但他歷史上功績，卻是遠遠超過申霍二人。

明代有作為的皇帝，是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及篡位的皇帝朱棣，史稱太祖與成祖。其後的十幾位皇帝，依次為仁宗、宣宗、英宗（中間有一位景帝幹了七年）、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與毅宗。這些皇帝除仁宗、孝宗與穆宗比較忠厚外，多半昏庸。特別是武宗與世宗兩朝，共六十一年，已經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穆宗是世宗的第三個兒子，繼位時三十歲，享祚六年。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六年也能做出幾件事來，怎奈穆宗素無大志，雖然儉樸本份，但沉湎酒色。所以，國政在他手上，仍沒有什麼起色。到萬曆皇帝登基，張居正出任首輔時，國家除邊防穩固之外（這其中也有張居正的功勞），內政幾乎乏善可陳。官腐民敗，政以賄成。斯時之皇權，雖然名義上仍然是九五至尊，威加四海。但其實際的控制力已相當薄弱。京師百里之外的地方，盜賊成群——這是民不聊生的顯著特徵。

遠在世宗中期，張居正還只是翰林院的一個編修，就痛感國運的土崩魚爛，朝廷中的官員庸多賢少，於是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非得磊落奇偉之人，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彌天下之患。」張居正的宰輔之志，並不是入仕之後才有的，當他還是一個青巾學子的時候，便想成為當世的伊呂。不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而是紮紮實實地做準備。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於得到首輔徐階的賞識，張居正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而參贊入閣。他的這一地位類似於今日的國務院副總理，這一年，張居正四十二歲。幸運的大門總是為有準備的人而洞開。歷代的內閣，都是權力鬥爭最為激烈的地方，一是與皇權的磨擦，二是閣臣之間的鬥爭，很少有人能在那樞機之地呆得長久。就是能夠呆在裡頭，也極難有所作為。但張居正卻是一個特例。從他入閣到去世，他一共在內閣呆了十六年，六年次輔，十年首輔。其間無倫發生了什麼樣的政權嬗變，人事代謝，他都固安其位，巍然不動。不言施政，單從為官的角度看，張居正無疑也是最優秀的。

張居正的政治理想是「足食強兵，國富民本」，在朝廷命官「飽暖思淫慾」普通百姓「飢寒起盜心」的明代中晚期，這理想簡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張居正明知不可為而為，從未放棄自己的渴求與夢想。隆慶元年，他入閣之初，就向新登帝位的穆宗上過一道《陳六事疏》，從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張。這是張居正經過長期思考而精心寫出的一份相當完備的改革檔案。自商鞅以降，漫長的封建時代曾發生過幾次影響深遠的改革，但沒有任何一位改革家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像《陳六事疏》這樣切中要害，而且富於操作性。此前沒有，此後也沒有。遺憾的是，穆宗缺乏從根本上改變朝局扭轉頹敗的勇氣。他只是對《陳六事疏》說了幾句讚揚的話，在西苑搞了一次閱兵，僅此而已。經過這一次試探，張居正知道時機並未成熟。他仍隱忍地呆在內閣，在保全自己權位的前提下，做一些於社稷蒼生有利的善政。

穆宗皇帝去世，作為太子的老師，隨著太子朱翊鈞的登基，他迅速得到了重用，取代高拱當上了首輔。萬曆新政的改革大幕，此時才正始拉開。

按照人們通常的說法，一個人在副職的位子上幹得太久，驟膺大任，很難擺脫「小媳婦」的心態，缺乏總攬全域性的才能與朝綱獨斷的勇氣。用這一觀點來衡量張居正，顯然不合適。他從翰林院的編修幹起，到國子監司業（相當於國立大學的教務長），到左春坊（太子的老師）以及入閣為次輔，他做過的官，不是無關國計民生的文職，就是與大辦事員無異的副手。叱吒風雲的封疆大吏，他一天也不曾幹過。這種出身，很容易書生意氣。但張居正不同，他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那種「磊落偉人」。甫一上任，他就施出雷霆手段，裁汰庸官，兩京不到三萬名的官員，被他裁掉七千人。僅這一舉動，就令天下士林為之側目。並因此被人指斥「與天下讀書人為敵」。面對洶湧而來的道德的責難，張居正不為所動。為了改革，他說過「雖萬箭攢體，亦不足畏」的話，沒有這種敢於擔當的勇氣，則他所領導的改革，不可能實現歷史的飛躍。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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