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林語堂先生辦《論語》，提倡幽默，提倡性靈說，提倡袁中郎。他因之被稱為「幽默大師」。有一位黃嘉音先生（後來在上海孤島時期辦過一份《西風》雜誌者），曾在《論語》上發表過一組漫畫，題為《介紹幾個讀〈論語〉的好姿勢》，其中有一幅曰「遊蛟伏地式」，畫一人伏在地上看書；魯迅先生在《病後雜談》一文裡，談到明末軍閥孫可望的酷刑時，順筆加以諷刺過。
但讀書確實存在一個姿勢問題。人之所以要讀書，無非求知、消遣兩道。當然求知時無妨得到消遣的樂趣，也很有趣味性。同樣，純消遣式讀書時也可以得到不少教益。譬如金庸的武俠小說，有些史實考據之類，雖屬稗官野史，不足徵信，也總是會擴大一些知識面。所以，這兩者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嚴格分界線的。
求知的讀書，總是以正襟危坐、目不斜視為標準姿勢了。小學生在教室裡就是要挺直脊柱、兩手後背的。據說，這有益於健康發育。但在圖書館的閱覽室裡，或前傾、或後仰、或伏桌、或抱頭，往往不怎麼講究姿勢。至於學習檔案、研讀社論，或紅筆重槓，或左右交流，或閉目凝思，或略開小差，左手茶，右手煙，姿勢就很難一致了。
至於消遣性的讀書，除去坐式以外，更有半躺式、全躺式、側臥式幾種閒適自在的姿勢。當然也包括「遊蛟伏地式」的俯臥、用手支著頭顱的讀書法。那種手執一書，在沙發裡往後一靠，半躺式的讀書看報姿勢，則最具群眾性了。若是看古代的「耕讀圖」或「紅袖添香夜讀書」之類的繪畫會發現，可能由於我國古代無沙發這樣的坐具，要想慵懶的話，只好憑几、憑欄或者側臥，靠胳膊肘支撐著身體來讀書了。這都不能堅持太長時間，那是很累人的。幸好古人用文言文，凝字煉句，不長篇累牘，可能有這些實際考慮在內。
最徹底的姿勢莫過於躺著讀一本手不釋卷的書，這恐怕是人生一大樂事了。我們參觀毛主席的書房和臥室，看到他床上放置著許多書，可見這位偉人有時讀書也要採取躺姿的。我們也知道，有些人入睡前若不翻看幾頁書的話是無法入眠的。但是躺下來讀書，就像魯迅先生所說：「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了。……洋裝書便於插架，便於儲存……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著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痠麻，只好嘆一口氣，將它放下。」（臥讀絕對危害視力健康。）
我很驚訝西方人的一切設施、器具、產品、物件，無不從方便使用者角度出發，獨獨他們的印刷物，不為讀者不打算坐著看書時著想，一律「硬領而皮靴」，而且每本書必厚到城磚程度，重達數百克、上千克方過癮。我在倫敦看到一部最早的莎士比亞全集，那是他死後，他的幾位演員同事找了一位大亨籌資出的戲劇集，收羅了他的全部作品。八開本，厚約十釐米，其重無比，休想捧在手上閱讀。於是，專門做了一張桌子擺這部書。你要看，你就站在那兒翻吧！由此看，大概還有一種站著讀書的姿勢。我們現在看貼在電線杆上的馬路廣告，就屬於這種站著看的讀書姿勢了。
所以，有著五千年文化的中國，那線裝書，無論站著、坐著、躺著讀的那種輕便性，就非西方印刷物的笨重榔槺所能望其項背的了。除了《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些典籍外，通常的線裝書，重不足斤，長不盈尺，可把可卷，袖珍便攜，是極方便的。而且中國舊法造紙，化學物質用得較少，變脆發黃的速度要比洋書來得緩慢些。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文化也發達過一陣，重印了不少古籍，很多就是珂羅版聚珍仿宋精印的線裝書。若未被化為紙漿，現在，甚至比五十年代的出版物，還要好些。
很可惜，近年來幾乎不出線裝書，這份國粹看來快有失傳的危險了。
其實，那時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採用普通印刷法裝訂出版，但也充分考慮到讀者的多種讀書姿勢，每一本都是很薄很薄的，一部《石頭記》，分為十六冊。如今，《紅樓夢》有上中下三冊者、上下兩冊者，每本都不輕。甚至還有精裝一厚冊者，就有好幾斤重了。似乎中國出書的趨勢，也是往「硬領而皮靴」的方向發展，讀書人將以端坐讀書為主，想躺著看，必須具有強勁的臂力、腕力方可。
讀書的姿勢，除了上述這些常見者外，過去，還有一種比較個別情況下的特別姿勢，那就是接皇上的聖旨了。聖旨雖然不是書，但也要讀。這時候一般得焚香沐浴，恭敬如儀，然後做出「踧踖如也，與與如也」的樣子，雙膝落地，磕頭跪拜，方能一字一字地看下去。不過，現在已經不可能有這種事情了。新人新書新思潮，層出不窮，即或某一界的某位權威抱殘守缺，還想發舊日的威風，來一條手諭，怕也未必有人買賬。無論如何，時代在飛快地進步，人們也不那麼容易被嚇住了。
所以，不管什麼讀書姿勢，唯有多讀，才有清醒，唯有清醒，才理直氣壯。道理很簡單，大家都知道，「知識就是力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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