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錯，是每個作家所不能免的。
一般作家出，自是不在話下，大作家出錯的可能性要少些，但不等於絕對不會出。於是，被人挑錯，也是許多作家總會碰上的事情。
挑錯，是件好事，清朝俞樾的《春在堂隨筆》裡，有一句說的是真話：「著書之家，千慮一失，往往有之。」何況，能做到下筆千慮者，又有幾許，說不定連百慮還不足呢！於是，疏漏錯訛，硬傷謬誤，文法不通，一知半解，就成為小報上的嘲笑話題。有一句民間諺語，「常在河邊站，哪能不溼鞋」，天天在弄刀弄槍的武士，難保不失手。因此，有比自己更明白的人，給指點出來，便是一件「善莫大焉」的好事了。
當然，每到此時，就會產生出好像在公共汽車上，被當場逮住的小偷的那一種尷尬，我就有過這樣的體驗，因為很慚愧，寫了一輩子，屬於經常出錯之人，也斷不了被明公指摘。
羞恥之心，人皆有之，這是肯定的，但無心的過錯，和一定要把手伸到別人口袋裡竊取財物者，究竟不同。我以為，挑錯者也好，旁觀者也好，似乎用不著悻悻然，用不著幸災樂禍，更用不著大張撻伐。一個寫了一百萬字，或數百萬字的作家，要比寫了十萬字，或數十萬字的作家，出錯的機率大十倍，在邏輯上是可以這樣推斷的。倘若是一個根本不寫什麼作品，或壓根兒就寫不出什麼作品的作家，他出錯的機率等於零，從理論上講，也是應該如此的。如果因為寫得少而錯少，就一定比寫得多而錯多，要高明，那就有欠公平了。
善意的挑錯，自是應該虛心接受。宋人魏慶之在《詩人玉屑》裡舉過一則例子：「鄭谷在袁州，齊己攜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裡，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未早也。不若一枝。’齊己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但也有如魯迅先生在《從「別字」說開去》的文章中指出的那種並不十分善意的挑錯者。他說：「在考卷裡發現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越之感，好像得了什麼寶貝一樣。」
當然，對被挑錯的人而言，善意也罷，非善意也罷，知錯改錯，然後再不犯同類錯誤是第一位的。不過，像晉末那位野心家桓玄，著意追求「飄飄然」的「優越之感」，就令人不敢恭維了。史書稱他：「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摘，以示聰明。」大概這類挑別人小毛病而自炫，還要大做文章的人，我想是不會絕種的。
後來，人們漸漸地變得圓通起來，作家也不例外，碰上這類事情，除少數按捺不住，急赤白賴地跳起來，氣急敗壞地要討個說法，或形之於文，或訴之於法，必定要較量出個長長短短者；或從商業角度出發，為了幾文版稅，高企印數，故意伸出腦袋，作小丑狀，招罵討罵，罵得越多，書賣得越好，荷包也跟著越鼓者外，我發現，如今的大多數作家，通常持低調的態度。挑對了的，臉紅一下，尷尬一陣，以後盡心就是；挑得不對的，眉頭一皺，腦袋一晃，基本不作回應；挑得還有可商榷之處的，撇嘴一笑，付之一嗤，也就不當一回事地拉倒作罷。挑錯者碰上這類作家，無論是存心出其洋相者，還是好心幫助其改正錯誤者，都會落一個乘興而來，掃興而去的結果。
這樣倒也清淨，省得小報記者忙得腳打後腦勺兒。
其實，作家的出錯，也不能一概而論。宋朝葉夢得的《石林燕語》載：「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對這有意的錯，宋朝趙令畤《侯鯖錄》裡也講到了：「東坡先生召試‘直言極諫科’時，答《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諸主文皆不知其出處。及入謝日，引過，諧兩制模次，歐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爾！’諸公大笑。」
這兩則筆記，大同小異，之所以一齊抄錄出來，因為我很在意後則中「諸公大笑」四個字。這是一個很動情的場面，那些應該說是蘇東坡的前輩，北宋文壇璀璨群星中，最閃光的幾位，都能夠如此豁達大度，對待這一信筆由之的過失，大家在溫和的笑聲中，掀過這一頁。讓人看到這裡，真有如沐春風的溫煦之感。
因為中國的文人，是很容易刻薄，而不大容易習慣寬容的。還以蘇東坡為例，朱熹在《朱子語類》裡，就很無聊地挑過他的錯，而且連歐陽修也捎帶上了。「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為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五代人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黜者三’之語。‘序黜’是人姓名，其疏如此。」
大師們的這點筆下瑕疵，值得如此鄭重其事嗎？也許歐陽修老來興起，偏要四六駢文一番，又如何？為什麼非要把自己綁在一棵樹上吊死？即使過去提倡過，現在反其道而行之，文無定法，又有何不可？而且蘇東坡一生寫了那麼多文字，用顯微鏡找出來的這點疏失，能影響他整體的成就嗎？朱熹在他的理學範疇裡，或許是位大師，但在文學領域裡，他就未必是大師了。在文學史上有過這樣的階段，往往大師缺席的時候，一些次大師便走向臺前。而次大師的身上，那種胎裡帶的中國文人的刻薄，不寬容，就不免要顯現出來。
魯迅先生有篇很重要的文章，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其中也有過筆誤，他在談到夏侯玄和何晏的結局時，將這兩人都寫成為司馬懿所殺，其實，夏是死在司馬懿的獨眼龍兒子司馬師手裡，難道因為這點無意的錯，能改變對這篇文章的觀感嗎？我相信，每個魯迅先生的讀者，都不會產生像朱熹抓到蘇東坡把柄的過癮感。
記得蘇東坡剛在開封都城嶄露頭角的時候，歐陽修給梅聖俞寫信：「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他罔顧這個後生那有意或無意的錯失，根本不去過問，一笑了之，而是一心一意想給他營造出一個適宜成長的環境，這也許就是大師對大師的惺惺相惜了。
湊巧，最近恰逢巴爾扎克兩百週年誕辰，我讀了安·莫洛亞《巴爾扎克傳》，在這本書中，他引用了《居斯塔夫·福樓拜通訊集》第3卷第31—32頁的一段話，很有意思。
福樓拜說：大師們「根本無須講究文筆，他們這些了不起的人不在乎有語病，正因為有這些語病才更說明他們了不起。而我們這些小人物只有拿出十全十美的作品才能站住腳……在此我不揣冒昧提出一個我在任何場合都不敢說出口的見解，即大作家往往文筆不佳，這對他們再好也沒有了。不應該從他們那裡去找形式美，而應該到二流作家那裡去找。」
我不知別人對福樓拜這個「不敢說出口的見解」作如何想？不過，若是太中規中矩了，像教科書般一字一板地寫作，努力不出一點錯地兢兢業業，如履薄冰，我擔心，那文學的鮮活生命力，會不會在思慮和擔心中，受到一些影響？
要想不出錯，最佳之計，就是擱筆；而若想寫下去，就不要怕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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