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一隻長翅膀的鳥兒

的確，文學是一隻長翅膀的鳥兒，要能夠飛進人的心靈裡去！

第一次說這個話是什麼時間記不真切了，反正是在為一家報紙寫的文章裡。其間還引用了《逍遙遊》裡的一段名句：「北冥有魚……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文章發表，編輯打來電話說：「寫得真好！」

第二次是在接受一位記者採訪時。記者也是詩人。詩人聽了說了一句頗具專業性的語言：太富有詩意了！

接下就是臺北了。那是在走過大半個臺灣島，終於在臺北落下腳兒，帶著一團熱熱暖暖的親情，與十幾位臺灣知名作家會聚一堂時。那天要求每個人都說幾句話。我就說了那一句。說過，臺灣老作家司馬中原隔著大半個會議廳，揚著手臂喊過一句說：「好！贊成！」

至此，這句話好像成了我的發明。然而仔細想想禁不住好笑起來：誰、什麼時候說過文學不是一隻長翅膀的鳥兒？誰、什麼時候說過文學不要或不應該飛進人的心靈裡去？

屈原說過嗎？他的《離騷》、《九歌》經天緯地、汪洋恣肆，顯然沒有可能。

李白說過嗎？他的《廬山謠》和《將進酒》騎鯨跨海、激越澎湃，當然不會。

曹雪芹說過嗎？他的《紅樓夢》起自於青梗峰下的一塊頑石，了卻於雲遊八荒的一個瘋和尚，沒有翅膀想得出來嗎？

毛澤東說過嗎？他的「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和「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吞虹吐日、浪漫無邊，又豈止是一隻長了翅膀的鳥兒比擬得了的！

那麼是誰說過？總得應該有人說過才對呀！

雨果沒有可能，一部《巴黎聖母院》已經飛遍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

莎士比亞當然不會，《奧瑟羅》、《李爾王》、《羅米歐與朱麗葉》從十七世紀翱翔至今，天知道滋潤了多少心靈。

但丁越發可笑，如果沒有翅膀他的《神曲》豈不早就跌落凡塵，變成遭人唾棄的膺品。

馬爾克斯同樣荒唐，《百年孤獨》中那些魔幻現實主義的描寫，詭譎奇拔，如同天外之筆……

如此，答案只能到現實中找了。

金錢文學、馬屁文學、時尚文學、垃圾文學、沒有幾個人看得懂的文學和根本算不上文學的文學……汗牛充棟、觸目皆是；

私人寫作、沙龍寫作、身體寫作、奶頭寫作、下半身寫作……紛至沓來、驚世駭俗；

大史詩、大部頭、大哲理、大境界、大新潮、大探索……讓人一看腦袋就大，血壓就要升高；

小圈子、小幫派、坐山為王、坐地分髒、黨同伐異、槍打出頭鳥……讓人唯恐避之不及、逃之不能；

電視、網路、廣告、小報……鋪天蓋地、如潮似湧，佔據了幾乎所有時間和空間，文學面對的早已不是飢不擇食的人群，而是相當挑剔和不信任的目光了；

更重要的還是翅膀呢？我們還有翅膀嗎？如果還有，我們的翅膀還能夠飛翔嗎？還具有穿雲破霧和翻越重重關隘，飛進人們心靈的力量嗎？

力量！絕對重要的是力量！足以穿越塵埃和屏障的力量！足以開啟人們心靈、飛進人們心靈的力量！足以在人們心靈中佔據一席之地，乃至於成長、生髮的力量！真正美的、純粹和純潔的、文學的力量，是理應無堅不摧和超越一切的啊！

一部《西遊記》從人間寫到天上，從海底寫到陰世，從凡人寫到神仙，從佛祖寫到妖魔，其想象之豐富形象之生動，可謂出神入化空前絕後。這樣的作品如果不能飛進人們心靈，在人們心靈中縈繞纏綿，才是怪事呢！

一部《靜靜的頓河》尤其是第一部，寫出了那樣富有特色和魅力的生活和場景、人物和性格、愛情和搏殺，這樣的作品如果不能征服讀者，開創社會主義國家文學作品摘取諾貝爾文學獎掛冠的先河，才是難以理喻的吧！

一部《斯巴達克思》寫的是奴隸英雄，表達的卻是人類平等、自由的祈願，更加那超越階級、社會、戰爭又與階級、社會、戰爭命運相關的愛情糾葛，有誰能夠不讓讀者去讀，才是需要花費一點心思的哩！

一部《飄》反映的是南方奴隸主階級在南北戰爭中的痛苦經歷，卻能夠讓北方的人們、世界的人們愛不釋手；一部《奇異的蒙古馬》寫的是馬，讀者從中感受到的則是濃烈的民族、祖國、家鄉的情懷。除了藝術的親和力、感染力，還能有更好的解釋嗎？

可今天我們的《西遊記》在哪兒？《靜靜的頓河》在哪兒？《斯巴達克思》在哪兒？《飄》和《奇異的蒙古馬》在哪兒？

怨誰呢？如果說三十年前我們還有許許多多禁區、雷區、陷阱、泥沼，限制了作家的腳步和想象力。則今天禁區、雷區在哪兒？陷阱、泥沼在哪兒？我們的腳步為什麼還如此蹣跚？我們的想象力為什麼還如此委糜？

如果說三十年前許多觀念、意識、思想、體制束縛了作家的思維和創造力，則今天那些觀念、意識在哪兒？思想、體制在哪兒？我們的思維和創造力為什麼依舊沒有得到自由、酣暢地揮揚？

如果說三十年前生活的單調枯燥，文化交流的逼仄拘謹，影響了作家的選擇和表現力。則今天有誰能夠說生活不斑駁絢爛、風情萬種？有誰能夠說文化交流的渠道不通暢、內容不豐富？我們的選擇和表現力，為什麼還是沒有開放出足以讓世人驚撼和讚歎的花朵？

作家平庸作品怎麼會不平庸呢！

作家不長出翅膀，作品怎麼會長出翅膀來呢！

一部平庸和沒長翅膀的作品，怎麼會穿越時空、浮燥、隔膜、差異和許許多多關口隘道，飛進人們心靈中呢！

一部飛不進人們心靈的作品，怎麼會設想在讀者中留下溫馨和瑰麗、激越和奔騰、回味和思索、悲傷和奮勇、悽惋和豪邁！又怎麼奢望作家的名字也會像雨果和曹雪芹、巴爾扎克和羅貫中、羅曼羅蘭和蒲松齡、海明威和魯迅、卡彭鐵爾和茅盾那樣被人們長久地記憶和傳誦！而讓作品和名字長留人間，恰恰是亙古至今，作家們共同和最高的心願與理想啊！

在經過了不算短的人生和文學思考之後，我知道那一切的答案，那最最重要和深刻的答案都在我們自己——自己！

的確，文學是長翅膀的鳥兒，是要能夠飛進人的心靈裡去的！

心儀泰山

四年前，當長篇小說《騷動之秋》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的訊息傳來時，我感慨萬千，揮毫寫下了「心儀泰山神鍾江漢」八個大字。那裡有對已有作品和成績的思考，更有對於未來的期許和瞻盼。泰山之高，傲世凌雲，其險峻，其雄偉，其磅礴，千百年來不知為多少人們所折服和傾倒；江漢之闊，接地連天，其浩瀚，其悠長，其一瀉千里、雷霆萬鈞的氣勢和神采，贏得了古往今來數不盡的驚歎和讚譽。人生在世，與天地原本一體，不羨泰山則難得泰山之高，不慕江漢則難得江漢之長。這是一個境界和層次，為人如此，為文亦是如此。

這裡說的泰山當然指的是古今中外文學的高峰。我讚歎莎士比亞、雨果的瑰麗雄奇，讚歎羅貫中、曹雪琴的大筆如椽；我為《靜靜的頓河》、《斯巴達克思》、《飄》那樣的作品激動不已，也為《老人與海》、《百年孤獨》、《奇異的蒙古馬》等拍案叫絕。文學從來都是長著翅膀的，有的「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有的「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有的盤旋貫通，能夠一直飛進人的心裡，在千千萬萬人的心靈裡開出芬芳豔麗的花朵，有的卻註定曇花一現，或者永遠在荒野中與頑石雜草為伴。

現在，據說已經很少有人願意面對文學的高峰了，我卻不行。這或許真的與得過茅盾文學獎有關？或許真的算是一種過時了的「文學失戀症」？而我卻只能是我，文學的高峰永遠是我無法迴避和必須面對的。在掛著「布衣暖，淡羹香，詩書滋味長」的條幅的書房裡，在熙熙攘攘、烏煙瘴氣的馬路上，在或者花紅草綠或者碧波萬傾的原野和大海上，我不時地在想，在想……那想的最多的當然還是作為一個以寫作為業、為生的「作家」，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生出有如垂天之雲、扶搖而上九萬里的雙翅？什麼時候我們的作品，才能真正飛進人們的心田，開出四時不敗、千秋芬芳的花朵？

茅盾文學獎是一個很高的榮譽和臺階，可對於我，需要攀登和獲取的東西卻還在前面。

發自孔府的驚歎

孔府、孔廟、孔林既然是山東乃至全國的一大名勝，又有國際影響，參觀參拜的機會自然也就不少。算起來十多年裡去過不下五六次了。印象最深的有三次。一次是七十年代中期，「三孔」還處於封閉狀態，我以寫與孔子有關的作品為由，經駐軍領導機關介紹，特許參觀了孔府內的珍寶館和衍聖公藏書樓。另一次是陪同首都文化界一位朋友，在聖蹟殿看了許多石碑石刻，其中興趣最大、感觸最深的是唐代大畫家吳道子的《孔子為魯司寇像》。據導遊的同志說，這幅石刻像屬孔家世代珍藏之寶，千百年來，孔府中供奉的各種孔子畫像、塑像的形態神貌，無不以此為本、為據。畫像上的孔子身著官服，頭戴旒冠，氣貌軒昂，只是眼漏睛，耳漏膜，鼻漏空，嘴漏齒。這「四漏」不僅離美男子和人們可空見貫的傑出人物的形象相去甚遠，即是對於平常人也是相當忌諱的。孔子是「天下文官之主，歷代帝王之師」，是「大成至聖先師」和「萬世師表」，可謂聲名赫赫驚天動地，吳道子老先生就竟敢把他的見不大得人的真實形貌畫出來刻出來，而做為「天下第一家」的孔子的後裔們，竟然也把這幅石刻像奉為珍寶，塑做金身，並公開展出，任隨世人瞻仰評說，其膽其識著實讓我驚歎了一番。聯絡到當前文藝創作中，尤其是反映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許多成文不成文、人為非人為的種種禁忌顧慮，我很是感慨了一番。此後在不少場合，我都把這做為例子加以發揮，力主文學創作必須勇於直面生活、直麵人生，追求高爾基所說的「驚人的真實、力量和美」。應該說那次孔府之行，對於我的創作觀念的更新和後來的創作實踐，是起了作用的。

時光倏忽逝去幾年，沒想今年夏天有關方面組織「專家」療養，中間又有一個遊覽「三孔」的內容。因為是集體活動，想逃也逃不掉的，去時我便有意要對珍寶館、藏書樓和吳道子的石刻像來上一番仔細考察。但事情並不遂心，我把這個意思一說，導遊——一位周身噴溢著青春光彩的小姐立刻告訴說，珍寶館因為丟失了一件價值連城的文物，已經關閉多年；藏書樓由於特殊考慮，也只接待中央來的部長以上的領導人，我們這些人是隻能斷了想頭的。那麼石刻像呢？聖蹟館呢？倒是都在，並且每天在接待著川流不息的人群，可我們要遊覽的是「三孔」，時間總共只有幾個小時，集團運動又不允許單兵作戰，墨跡館竟然稀裡糊塗地給漏過去了。及至發現只剩下了納憾的份兒。好在進入孔府後第一個去處就是孔子故宅，導遊小姐介紹說這並不是孔子當年的真正住處，是經歷朝歷代一百多次重修重建的象徵性建築。而孔子的真正住宅只有三間茅屋，是在幾十裡之外的尼山。孔子出生時面如黑炭、醜陋不堪，其父視為不祥，棄之於山林。孔子是靠天上的老鷹餵食，地上的猛虎護衛才長大成人的。成人後儘管身高八尺作為驚人，「四陋」卻是結結實實伴隨了他的一生的。我問導遊小姐，關於孔子的這段經歷，是純粹的民間傳說呢還是有什麼檔案記載。導遊小姐莞爾一笑，說：「我可只會照本宣科，孔府檔案上記載著，書上和許多材料上也都這麼寫著呢。」

撒開鷹喂虎衛的說法不論，孔子與生俱來的黑且醜、貧且賤，以及由此而遭受了諸多冷落苦難，是無可置疑的了。而這又恰恰來自於聖人的家藏秘籍，來自於供遊人隨意翻閱評點的書刊。「為尊者隱，為親者隱」、「家醜不可外揚」，這可是中國的國粹，千古不變的金科玉律。惟其如此，吳道子才足以讓人驚歎，孔府檔案和有關書刊的編寫者、宣講者們（包括導遊小姐），也才足以讓人驚歎。

看看我們今天的某些拜倒在金錢和權力面前的作家藝術家吧，看看我們今天的某些善於文過飾非的企業家或者什麼家吧。有機會的話，我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孔子為魯司寇像》，都去聽一聽孔府導遊小姐的講解。

陶然亭裡莫「陶然」

北京有個陶然亭，可謂大名鼎鼎，心往神馳自非一日，幾次晉京要去飽飽眼福，幾次卻都未能如願。此次一下火車便拿定主意，非要領略領略陶然亭的風彩不可。那天公務之餘，忙裡偷閒，搭一輛公共汽車，不過一兩個小時陶然亭竟然便出現到面前了。

入北門，一眼望去便知園子不大，與頤和園那種闊大、軒昂、豪華的皇家氣派大相庭徑。據介紹，陶然亭為清康熙三十四年所建，本是三間西廳，名字源於白居易的詩句：「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公園是解放後新建的，屬於人民政府的一件有口皆碑的政績。

園內一側豎著一副平面示意圖，花花綠綠很是吸引人的樣子，哪知趨前略一搭眼，便不覺為之愕然：小小園子，竟然將中國三大名湖——西湖、東湖、南湖——集於一身，實在令人歎為觀止。或許園中真有些大名堂？我不覺長了精神，直奔湖邊而去。先看西湖，眉頭皺了幾皺；繼看東湖，腦袋一步三搖；再看南湖，心中已不覺有些忿忿然起來。湖小且淺不說，水發黑（多虧並不發臭），名之為黑湖或許倒還貼切些。像這種山水園林，如果處在山鄉澤國，壓根兒算不得一棵蔥，位於京華鬧市區，身份自然也就非比尋常，這是得天時地利之先，別人即使不以為然，甚或耿耿於懷也說不出什麼來。繁華京都車水馬龍，世聲喧雜塵囂甚上，拂翠柳以臨波，戲碧水以自愉，確有無限妙處；取一雅號、大名，或借用一天下名勝之名不僅在常理之中，也可應天下游人之心，助八方來客之興。然而以區區幾個水塘似的池灣便囊括天下三大名湖，盡掠天下美名，則令人只有啞然失笑的份兒。西湖之秀美有乎？無。東湖之壯闊有乎？無。南湖之幽勝有乎？無。如此，意在豪邁乎？狂放乎？戲虐乎？也許，也許……但，陶然亭給予我的最初和最後的感覺只有兩個字：可笑——可笑而已！

由此我想到人和文學。一個人縱有包容天地之志，也不過是宇宙間的一粒塵埃，萬物不會因其多、天地不會因其大。秦始皇為統一中國之第一人，不可謂不英武，不可謂不偉大，但刑天罰地，祭山拜海，留下的也不過是千古笑談。一部文學作品，不要說是精短之作，即是大中型產品，又何倘可以包攬天下？不世名著《紅樓夢》，寫的也不過是四個家族（其中主要是賈姓家族）的興衰敗亡。設想地獄天堂，僧道儒法，古今中外，盡收一處；設想以一己之作盡收天下人之心，盡得天下人之願，只能是狂想，狂想而己。眼大心空，貪多求全，漫天撒網，虛張聲勢，何如腳踏實地，執著如一，在別人不著意處和細小處多下些功夫，多收穫些果實？如此可知，陶然亭之「陶然」非但不足稱道，反倒應當引起人們的警惕呢！

靈巖寺與中國的「神奇」

有些地方去過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有些地方去過一次還想去第二次、第三次。靈巖寺屬於前者還是後者實在說不清楚，因為算起來我已經去過三次了，但都是陪同外地來客，並非出於自發，也因為這次最初聽說要去靈巖寺療養我態度淡漠，而去後住了幾天竟然便興趣大增，收穫頗豐。那除去學跳交誼舞之外，更多地來自於對於靈巖寺這片土地的瞭解和認識。

近年「風水」之說日漸盛行，有人說中國的風水寶地都被佛、道兩家佔去了。這種說法也許並不盡然，但起碼說對了一半，那就是佛道聖地「風水」上都是佔了先的。靈巖寺既然號稱「天下四大名山之首」——從歷史記載上看，確有那樣一段相當輝煌的時刻，所謂「遊泰山不遊靈巖則不成遊」就是一種證明——「風水」自然有其獨到奇特之處。這最直接直觀的物像，就是周圍群山多缺水少樹，顯得光禿、荒涼，而惟有這一脈山衝，古柏入雲，草木茂盛，泉水豐沛，從谷底到峰巔好一襲鬱鬱蔥蔥、雲蒸霞蔚的景象。這還是從山下看，及至登上天門閣、一線天放眼四望，雲松古剎、灰塔紅樓、碧水銀波，更有一條金絲線似的山路遠去近來，真如仙山天國的境界。而當你漫步走入那仙山天國裡面，「千歲雲檀」，「千歲龍檀」，「千歲鴛鴦檀」等，又會給你帶來說不盡的滄桑感和對於大自然神奇造化的驚歎。帶著這種滄桑感和驚歎，那天飯前，我和同去的一位漫畫家漫步於檀園庭前時，熱心的服務員小姐又指點方山（靈巖寺所在的山），向我們介紹起「蹲獅、臥象、站駱駝」的奇觀。那奇觀初看有些模糊勉強，細細端詳又確有幾分類似於外國現代派藝術的神妙和動人。

自然這還只能算是外觀形貌，更引人入勝的，還是做為「魂」的、與靈巖寺其地其寺氣脈相關的故事和傳說。在前殿的石碑上，你會看到法定法師當年建寺時為缺水所困，經神仙變成的樵夫指點，尋得雙鶴泉的情景；在千佛殿，你會看到郎公祖師端坐講經的身姿，而正是由於他的講經打動得山頂岩石頻頻點頭，這裡才有了「靈巖」之稱，有了山頂上那塊老態龍鍾、形象逼真的郎公石；在墓塔林，面對一座座或如晨鐘或如暮鼓的碑石，你會聽到當年渡海而來的東洋僧人擊響的木魚和引馨的餘音……有什麼能夠概括這看到和聽到的一切？這看到和聽到的一切給於我的最為深刻和強烈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神奇！只有神奇——神奇的歷史！神奇的人物！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土地！這神奇是靈巖寺所獨有的，又不是靈巖寺所獨有的：在中國廣袤遼闊的土地上，有多少這樣的神奇的歷史、神奇的人物、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土地啊！神奇，這應當是我們的國粹、國寶，這應當成為我們的財富和資源——無疑，我又要說到文學和創作上了。

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曾經和至今仍然風糜世界。「魔幻」是中國的翻譯語言，據說拉美作家們最早提出和倡導的是叫「神奇現實」。所謂「神奇現實」正是卡彭鐵爾、阿斯圖里亞斯、馬爾克斯等一批不甘寂寞、不甘守舊的作家，對拉丁美洲神奇的山川原野、社會生活、心態習俗，進行實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的結果。拉丁美洲是神奇的，中國不也是神奇的嗎？當我們為拉美文學，為卡彭鐵爾、馬爾克斯驚歎不己的時候，不應當也想想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文學嗎？我們為中國的神奇歷史、人物、故事和土地，到底做了些什麼？

中國應當有自己的——決非抄襲和模仿的——「神奇現實」主義的文學！不少優秀作品中已經露出了曙光，我們還要加緊努力才是。

經受不住的誘惑

一部作品結筆，作者的任務大致就算完成了，更多的話難免就要變成饒舌和畫蛇添足。《羊角號》似乎有些不同。

《騷動之秋》聞世後，荒煤同志和文學界不少前輩、朋友都希望我繼續寫下去，用自己的筆真實地記錄下中國農村改革的歷程。為了完成這個心願，幾年裡我一邊讀書一邊下生活，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努力。構思始於1993年，經過一個悶熱的夏天和一個清爽的秋天，未來的作品漸漸顯出了雛形。那追求的是一種驚人的真實與空靈神奇的意境的統一。一棵作為象徵的、歷經歲月風霜的、神奇的老柏果樹由此出現，並且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為了豐富我對那棵老白果樹的理解和感受，那年秋未，我坐了整整九個小時汽車，進入沂蒙山深處的莒縣。在那裡，我看到了一隻罕見的、遠古時代的牛角號，看到了那棵聞名遐邇的、被稱之為「樹王」的老白果樹。

那是山野中的一座古廟，綠水淙淙，青藤攀攀，但遠離城鎮，沒有人家也沒有招待所，多虧一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證，我才破例獲准，頂替一位不值班的看護人員的鋪位在廟中留宿一夜。與我作伴的是一位十七歲的小夥子，他告訴我，他爺爺是從部隊遣送回鄉的「右派分子」，他的當兵的願望因此沒能實現；告訴我，老白果樹下是一個好大好大的湖泊，天再旱、地再幹也沒有枯竭的時候；告訴我，老白果樹的根子一直伸到山外，伸到幾百里之外的海邊那兒；告訴我……他講的都是村裡百姓們的傳說，卻一下子開啟了我心靈的翅膀，使現實中的這棵老白果樹與我想象中的那棵老白果樹，無形中得到了重合、生髮、昇華。從沂蒙山區回來，我文思如湧浮想聯翩，作品構思也日近完成。也就在這時候，一個念頭不知怎麼冒了出來：既然這棵老白果樹如此獨特神奇和具有象徵意義，能不能單獨拉出來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呢？這個想法最初只是靈機一動，隨即卻使我激動不已。幾年前我曾有意讀過一批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和外國現代派作品，認定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必須有所借鑑有所開拓，接受國外一些新的、進步的藝術觀念和表現手法。由此我幾次有心嘗試，幾次都因沒有找到適當的題材、構思作罷。如果能夠把老白果樹的故事寫成一部長篇小說，無疑是一個突破。更主要的是無論從內容還是藝術上說，都是沒有先例的。創作創作，講究的就是一個「創」——創新。對於一位以文學創作為職業的人說來，創新的誘惑是遠在其他誘惑之上的。我激動了大半個上午、大半個晚上，天近黎明時卻又惶惑了：世界上何曾有過這種不是以人物而是以一棵老樹為主人翁的小說？何曾有過這種時間跨度長達千年甚至於萬年的小說？這種小說果真寫得成嗎？即便寫成，果真還能被稱之為小說嗎？惶惑帶來的是猶豫和動搖。我把猶豫和動搖說給了一位大學中文系教授，那位大學中文系教授在電話上為我唱起了「妹妹你大膽往前走哇——」

於是便大膽地往前走。走著走著，面前漸漸寬闊起來，漸漸地果真走出一條路，這就是這部長篇小說的故事了。故事形成，興奮中依然帶著幾重憂慮，我又找到一位老評論家面前。本來做的是接受潑冷水的準備，得到的依然是熱氣騰騰的鼓勵：「闖！值得闖一闖！」在這樣的鼓勵面前，原有的構思才被斷然擱置，一條新生命才開始了艱難而又快樂的孕育、生產的歷程：三次討論，四次修改，在電腦面前我坐了一年有餘。

一位外國文豪說過：創新，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說都是受盡煎熬。《羊角號》的創作，使我真真切切地領略了一番「煎熬」的滋味，但也使我感受到了「煎熬」之後的幸福。有煎熬有幸福、先煎熬後幸福，這對於一個作家也就足夠了。

有爭議，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有人這樣理解有人那樣理解，是一開始就料到的。書稿討論時如此，小說出版後也還會如此。但我覺得，那無論對於作者、作品還是我們的文學事業，都並不一定有什麼不好。如果說到心願，我最大的心願無非是把中國優秀的文學傳統與國外最新的創作成果融會貫通，走出一條新路子，寫出一部既滲透著民族文化精神又具有某種世界性語言的作品。至於能不能做到或者做到了多少，只有細聽讀者的評判了。

不少人不理解，《騷動之秋》的作者怎麼會寫出這樣一部作品，以上就算是一個簡略的回答吧。我還要說的是，農村改革依然是我關注的「熱點」，我希望不久的將來，就會有新的收穫告慰於真正關心、幫助、愛護過我的前輩和朋友們。

附記：這是作者為長篇小說《羊角號》所寫的後記。

且恨且愛

人們多用且恨且愛形容男人與女人關係，而我要說的卻是我與劇本的情緣。

得知我的劇作選《呼喚陽光》、《四個女人兩臺戲》、《黃河之水天上來》即將出版，一位友人不勝驚詫地說：「你不是寫小說的嗎？什麼時候寫起劇本來的？」我笑一笑說：「這可真是官僚主義害死人。我是寫小說的不假，但我也是一個寫劇本的，而且寫劇本的歷史比寫小說還要長。」

此言鑿鑿，一毫不虛。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我先後創作出版了四部長篇小說、兩部中篇小說，《騷動之秋》還得過茅盾文學獎；但同樣鑿鑿其言、不虛一毫的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迄今，我還寫過六個電影文學劇本、四個長篇電視文學劇本、一個多幕話劇劇本，其中，《原野風》還得過全國性的獎。

說起來，寫劇本與我曾經在部隊文工團工作過幾年有直接關係。那時我乾的不是專業編劇，但文工團首長有意要發展我愛好寫作的特長，我也有意要在這方面有所造就，於是便特別注重讀這方面的作品。莎士比亞、易卜生、戈果裡、曹禺等人的劇作多是那時候讀的。那時「文革」還沒結束，那些書都是「禁書」，多虧了好心人的幫助才讀到的。書讀多了，心裡癢手也癢，便試著寫起劇本來。雖然寫了兩個小戲都沒成功，文工團後來的首長也不認我這壺酒錢了。1975年全軍開展模擬實戰的大練兵時，我還是爭取到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跟隨主攻部隊體驗生活二十幾天的機會。那次行動的結晶就是電影文學劇本《檢驗》。這是我寫的第一個電影文學劇本，一度被列入八一電影製片廠的重點拍攝計劃。這應該算是開始，從那以後或者心動手癢，或者稟承上命，斷斷續續一路而來，累積了不下一百幾十萬字的文稿。至於要把劇本結集出版，則是從一位朋友要幫我出作品集或全集時提起的。我說：以我的年齡和成就，出版選集或全集顯然是不適當的，但如果能夠把這些年創作的比較好的劇本推出來則是另外一回事了。因為這些劇本寫的時候花費了大量精力，其中有幾部，如《岳飛》、《鄭板橋》、《呼喚陽光》、《原野風》等也達到了相當水平，其成就並不一定比《騷動之秋》、《羊角號》、《海獵》等小，卻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實現自己的價值。但那實在要算是我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和成果。如果能夠面世，無論對於我還是讀者都會是一件有益的事。感謝朋友的理解和支援，現在劇作面世，我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說劇本是為舞臺演出或者電影、電視劇拍攝而寫的，不是寫來閱讀的，算不上純粹的藝術形式。換句話說，寫劇本的作家很難或者不可能成為偉大的、一流的作家。對此我不敢苟同。劇本是為演出或者拍攝而寫的這是對的，但劇本如同小說、散文、詩歌一樣，是文學形式的一種；既然是文學形式的一種，當然便有可閱讀性。老實說，莎士比亞、易卜生、戈果裡，包括郭沫若、曹禺、老舍的劇作我都是從書本上讀來的，不是從舞臺或者銀幕、螢幕上看到的。而正是那些印在書本上的的劇作打動了我，激勵了我，啟發和提高了我，怎麼能說劇本只是寫來演出而不是寫給人們閱讀的呢？至於一個作家是否偉大，是否能夠進入一流行列，更是與他們熟悉和使用的文學形式無關。有誰能夠說，凡是寫小說、散文、詩歌的作家都是偉大的、一流的作家？有誰能夠說莎士比亞、易卜生、戈果裡、郭沫若、曹禺、老舍，不是偉大的、一流的作家？一部《紅樓夢》使曹雪芹名垂青史，一部《竇娥冤》同樣使關漢卿名垂青史。郭沫若的名字是用新詩壘起的，也是用新編歷史劇壘起的。老舍因《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聞名中外，也因《茶館》而中外聞名。所以，無論使用哪種文學形式寫作都無需自傲或自卑，一部作品的成就、地位，從來都不在於形式而在於水平和影響。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

有人覺得自己是寫小說或者寫散文的，莎士比亞、易卜生、戈果裡、曹禺等人的作品可以不讀。我不這麼認為。寫劇本必須多讀好劇本，但多讀好劇本的結果就遠不侷限於劇本寫作本身了。我的小說甚至於包括報告文學、散文之類作品，都特別注重可讀性，特別注重情節、情緒、氣氛甚至於語言的起伏跌宕，不能說與莎士比亞、易卜生、戈果裡、曹禺等人的影響無關。劇本強調懸念和情節，強調性格的鮮明性、複雜性、微妙性，強調「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這在小說創作中同樣重要。一部好看的、具有某種吸引力和震撼力的小說，離開這些戲劇性的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我認為是不可想象的。有人主張小說要返樸歸真，但返樸歸真並不等於平實、寡淡，並不等於與戲劇性相互牴牾，並不等於不能夠在融會貫通中放射出新的光彩。是不是呢？

除了莎士比亞、易卜生、戈果裡等人，給予我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家當屬雨果了。而雨果打動和影響我的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作品的戲劇性和生動性。我曾經說過，有的作品剛讀時感覺不錯，但讀過之後很快就模糊甚至於什麼都記不起來了；而有的作品讀過之後，給予你的是震撼，能夠一下子烙進你的心扉，即使多少年之後也還會記憶猶新，想忘都忘不了。所謂文學的魅力和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這裡。這與作品中的生活、性格密不可分，也與作品具有不具有戲劇性因素有著很大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讀一點好劇本，受一點好劇本的影響，無論對於寫什麼作品都是有益的。這當然只是我的一得之見。

有人問，有的作家一輩子固守一種文學形式，比方只寫小說或者詩歌、散文等等，這是好事還是壞事？首先我對這種說法，即一個作家一輩子只固守一種文學形式表示懷疑；因為據我所知，一個作家可能一輩子主要使用一種文學形式，或者只在某一種文學形式中成就比較突出，但一輩子僅僅固守於一種文學形式，對其他文學形式不感興趣或者完全沒有涉獵的作家，起碼是我沒有聽說過。文學的基本精神和要素是相通的，形式不過是一道矮矮的籬巴牆，抬抬腳就可以過去。劇本的那道籬巴牆即使高點、厚點，也不是絕對不可攀越的。莎士比亞的劇作聞名世界，他的十四行詩同樣流傳久遠。托爾斯泰以小說著稱於世，但也寫過劇本。蒲松齡的聊齋故事精彩動人，他的《牆頭記》也感人至深。郭沫若、老舍等人也無不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兼備劇本和其他文學形式的創作，倒是許多大家共有的特點。當然作家千差萬別，各有各的特長和愛好，切不可用一個標準要求和評判；只要是好作品，受到眾多讀者歡迎的作品，不管你用什麼形式寫出來，都值得讚賞和鼓勵。

這裡要說到「觸電」了，而一說到「觸電」有人就難免心驚肉跳。我也有過同樣的經歷，但對「觸電」我是既怕又不怕。二十幾年前，在寫第一個電影劇本時，腦子裡根本沒有怕的概念。可眼看被列入拍攝計劃的劇本，因為形勢的變化被從拍攝計劃中「開除」出去，那「怕」便不請自來了：那是將近兩年的心血呢！正是由於怕，由於要避開變化著的政治和社會現實，我毅然退回八百多年，寫起了《岳飛》。可沒有想到《岳飛》寫好，並且受到當時主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同志和諸多電影界前輩的好評，卻又由於經費和民族關係方面的原因被迫擱淺。後來劇本雖然發表，卻越發讓人怕起來。而這一怕就是許多年，《騷動之秋》和幾部小說、報告文學作品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孕育和生長出來的。後來寫《原野風》完全是為了配合小說的出版和發行。劇本得獎了，小說出版並且受到了好評，電視劇、電影卻被拍得走了樣兒……如此反覆，說不怕肯定是假話。可從1994年起，幾位朋友和領導多次請我出山，我婉拒過、抵抗過，卻又不得不一次次重操舊業。好在經過風風雨雨之後，現在我只是把劇本當作文學作品來寫，至於拍不拍、怎麼拍、拍到什麼程度，因為說了不算、想也沒用，乾脆就不去說不去想了。這就是所謂又怕又不怕的意思吧。

有人把今天的時代說成是電視傳媒的時代，這種說法準確不準確權且不論，但確是說出了電視在當今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作為一名作家完全順應時代難能有所作為，但如果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要有大的作為也難。電視劇是一種新興的藝術形式，有著廣闊的前途和深厚的群眾基礎，我們的作家如果完全漠視，或者因為怕，遠遠地躲在一邊是不可想象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各成一時之盛，其創作成就和水平之所以形成高峰，與時代的呼喚、社會的發展，與作家的集體參與和努力是分不開的。我覺得，電視劇本的創作已經無可置疑地被時代和社會推上了前臺，如果我們的作家都能夠積極地參與進去，並且付出自己的那份艱辛與努力，這一新的文學形式就完成可能在文學發展的長河裡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這是電視劇發展的希望所在，或者也是文學發展的希望所在。

至於說到以後，我是以創作劇本為主還是以寫小說、詩歌、散文為主，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能夠說清楚的是：我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熟悉的任何一種文學形式，即便是且恨且愛的劇本也是如此。

附記：這是作者為劇作選《呼喚陽光》、《四個女人兩臺戲》和《黃河之水天上來》所寫的後記。

新松恨不高千尺

新年伊始，全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閉幕的訊息剛剛傳來，我又收到了荒煤同志的信，望著他那熟悉俊逸的筆跡，我心如潮湧，感慨萬端。作為著名前輩作家和文藝界領導人，荒煤同志在這次作代會上當選為全國作協副主席，但他仍然沒有忘記我這樣一位普通的青年作者。

1978年我在部隊工作時，利用業餘時間創作了一部上下集的電影文學劇本《岳飛》。1982年劇本在《中外電影》雜誌上發表後，一位導演朋友建議讓我寄給長期負責電影工作的荒煤同志看一下，爭取得到他的關心和支援；我照辦了，並寫了一封信，提出中國應當有自己的《羅馬大戰》，自己的《斯特凡大公》和《薩拉丁》的意見。荒煤同志是中央文化部的負責人，當時又正在主持籌建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我的本子長達八萬字，他有沒有時間看，就算看了會不會有什麼意見或態度，我心裡並不抱多大希望。然而出乎意料，荒煤同志收到劇本後很快便回了一封信，告訴我劇本正在請人先看，讓我放心——由於我所在的部隊撤銷，我轉業到地方工作，信是幾經周折才轉到我手裡的。與此同時，著名導演林農也把荒煤同志請他看劇本《岳飛》的情況告訴了我。這已經使我大喜過望，沒過多久，荒煤同志看過劇本後又寫來一封長達數千言的信。信中對劇本給予了熱情肯定，同時詳盡而具體地提出了存在的問題和投入拍攝後可能遇到的困難，並且徵求我是否同意把劇本送國家民委有關同志再看一下。讀著這封意重情厚的的信，我和我的朋友們無不為荒煤同志禮賢下士、提攜後進的精神和認真負責的態度所感動。但是我們哪裡知道，荒煤同志當時正患著病，他是帶著病讀完劇本寫來長信的。不久他住進醫院，但在病榻上，他還讓秘書及時把國家民委有關同志對拍攝這部影片的想法轉告給我，並且向前去探望他的李存葆同志關切地詢問起我的情況。

1984年4月我因公晉京，荒煤同志當時出院不久，正在參加電影「政府獎」授獎大會。我打電話探問他的身體情況，他約我等會議結束後去他那兒談一談。但由於單位領導催我返濟，我沒能如約。直到同年六月，荒煤同志來濟南參加電影「百花獎」、「金雞獎」頒獎大會，在下榻的賓館裡我才見到了他。那天晚上，我同他談了將近兩個小時。他詢問了我的經歷和家庭情況，對我的創作設想提出中肯的意見，也談到了他對濟南的懷念和正在寫作的文學生活散記——1937年他同榮高棠、張瑞芳等同志曾在濟南演出過宣傳抗戰的戲。他像慈父一樣和靄可親，也像嚴師一樣認真誠懇。他從古裝影片拍攝的情況談到電影事業發展的前景，從當時那股「清除」風講到文學創作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使我彷彿面對一片淵深浩瀚的大海。最使我感動的還是他對後代人的期望。他說：「我今年七十多歲了，該退位了，將來是屬於你們年輕人的。」我說：「你們老一輩人不知培養了多少人，你們的功德是會銘刻在後人的事業中的。」

就在那次會議期間，荒煤同志在一次報告中，把他對文學創作的主張概括為「寫人、感人、樹人」六個字。他說：「我從解放以來就搞文藝工作，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左’的影響，不講人學，一談人情就是資產階級人情論；一談人道主義就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這個問題不解決，文學藝術永遠滿足不了人們的需要，永遠發展不起來。」我覺得他的主張對於當前和今後的創作實踐都有著指導作用。

荒煤同志回京後，得知一位導演有心要拍《岳飛》，又特意來信囑我把劇本改好，並讓我把他提的意見轉交給那位導演看。雖然時至今日，《岳飛》的拍攝仍在醞釀之中，但荒煤同志對於我的關懷和教育，荒煤同志那種「新松恨不高千尺」、「化作春泥還護花」的精神，卻時刻地激勵著我。為了繁榮文學事業，寫出無愧於時代和人民的作品，我當加倍努力！

荒煤的「吶喊」

聽荒煤同志說，因為小時候不願意寫毛筆字受到過父親的打罵，他一生都很少拿毛筆，更少有用毛筆為他人題詞的時候。我的書房裡卻真真實實地掛著一幅他的墨寶。

那是1990年8月，荒煤同志應邀到濟南參加我的長篇小說《騷動之秋》研討會。《騷動之秋》寫的是農村變革生活，人民文學出版社確定出版後，一次我給荒煤同志講了小說中的兩個情節，他高興得咯咯直笑，當即答應要為小說寫一篇序言。序言寫好正趕上政治風波，荒煤同志得知有人不准他以後再發表文章的訊息後，立即給出版社寫信，說為了不影響作者和小說的「前程」，要把自己的序言撤回去。由於出版社領導和編輯的堅持他才只得做罷。沒多久序言在文藝報、大眾日報和當代雜誌上發表，使《騷動之秋》未經面世，便贏得了先聲奪人的效果。

小說出版要開研討會時，大家都希望荒煤同志能夠出席，可七月的濟南遍地流火，荒煤同志又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來得了來不了誰也說不準。然而當我找到他面前，向他轉達了大家的期待，他二話沒說便應下了，說：「好，去，我去！」

濟南是荒煤同志的故地，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和張瑞芳等人曾在那裡從事過進步文藝的宣傳活動。在濟南的幾天裡他訪故地，會文友，觀名勝，看農村，我一直陪同在身邊。言談中他講的最多的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意義和影響，是文學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是他在《騷動之秋》序言中提出的要我接著寫下去，「期望看到《騷動之冬》，而最終迎來一個《騷動之春》」的心願。他舉歐陽山等人的例子說：「一個作家一輩子能夠寫出那樣幾部作品，是很了不起的。」那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研討會開過，荒煤同志離開濟南前忽然提出要到我家裡去看一看。那時我的家很小，又在四樓，便推說來不及了，以後再說。荒煤同志不肯，說：「我來了，怎麼能不到家裡去看一看呢？」我見如此，只得趕緊叫來了汽車。沿著狹長的樓梯，推開簡宜的鐵門，荒煤同志屋裡屋外看過一遍之後，又特意對我愛人小孔說了一番意重情深的話：希望她能夠支援我，儘快地把《騷動之冬》、《騷動之春》寫出來。正是從我家回到賓館之後，荒煤同志爽快地拿起毛筆，為我寫下了這張「為騷動之秋吶喊盼騷動之春早臨」的條幅，並且特意在條幅末尾加上了一行「玉民同志留念並請小孔多助謝謝！」的墨跡。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還護花。可以告慰荒煤同志的是我的又一部以農村變革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過龍兵》已經發表和出版，新的作品也正在醞釀和構思之中，他的真誠和熱忱、期待和矚託，一定會澆灌出更加絢爛芬芳的花朵。

我的「天使」

那時候，我與王笠耘同志素昧平生。也就是說，1989年5月之前，我與王笠耘同志非但沒有任何聯絡，甚至於連他的名字也沒有聽說過。自然，那是因為我初涉文壇且孤陋寡聞的緣故。

知道名字是在長篇小說《騷動之秋》終審通過之後。那時我應彭沁陽、於硯章兩位責編邀清從濟南來到北京，從兩位責編嘴裡聽說了「王笠耘」三個字，知道是他完成了《騷動之秋》的終審，並且明確表態說：「這部作品應該出，不要考慮印數和經濟方面的事兒。」

《騷動之秋》從最初構思到完成初稿花費了三四年時間，初稿完成後又經過兩年多的補充生活和修改，才提上了出版議程。但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剛剛實行責任制，每位編輯都面臨利潤指標的壓力，因此，儘管兩位責編對作品多有偏愛，也還是不得不提出瞭如何確保印數和不賠錢的問題。那對我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一方面，好不容易寫成的作品如果出不來就會前功盡棄，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既沒有家庭背景也沒有財富支撐的年輕作者，要想確保印數確乎是一件壓得死人的難題。但出於對文學的熱愛，出於實現作家夢的心願，我與愛人相約：寧可把家中僅有的幾萬塊錢投進去，以後想辦法賣書，也要把《騷動之秋》推出來。讓我想象不出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位資質甚深、聲譽甚高的老編審，竟然慧眼識珠，一下子掃清了籠罩在我頭上的陰霾——順便說一句，《騷動之秋》第一版就實現了贏利，後來雖經兩次盜版，猶自至今長銷不衰。

帶著滿心的感激和敬仰，那天我來到王笠耘同志面前。

「好，這麼年輕！」聽過介紹，王笠耘同志用力地握著我的手說：「《騷動之秋》是我這輩子終審的最後一部書稿。好，寫得好。」他告訴我，他當了一輩子編輯，審讀了很多書稿，但終審過《騷動之秋》他就退休了。他最看重的是《騷動之秋》中生活的原汁原味和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學作品不怕毛病多，就怕挑不出毛病來，一部什麼毛病也挑不出來，可就是打動不了人的作品，就如同得了癌症一樣。他把總結自己大半生經驗的著作《小說創作十戒》送給我，並叮囑我要始終保持與生活的聯絡，爭取寫出幾部更好的作品來。他和顏悅色、細語慢言，沒有一點居高臨下和開導指點的樣子，他的話卻點點滴滴滋潤到我的心裡。

《騷動之秋》出版後果然受到了歡迎，經過修訂再版後，先後被改編成廣播劇、小說連播、電影、電視劇、戲劇等多種藝術形式，形成了廣泛的影響。一九九八年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前，我特意給王笠耘同志打電話，邀他一起坐坐以表謝意，但被他婉拒了。他說作品是屬於社會和讀者的，他只是盡了一位老編輯的責任，只要社會認可讀者歡迎他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與王笠耘同志只見過一兩面，他的精神和品格，他的觀點和見識，卻深深地銘記在我的心裡。近年來我曾在多個場合，講述了上面這些經歷和感受。有人說幸運者之所以幸運、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緊要關口得到了「天使」的眷顧。我想，王笠耘同志就是這樣一位慧眼獨具、無私播灑雨露花香的「天使」，起碼對於我是如此——永遠如此。

星辰與花朵

有人說，每一顆星辰的下方都盛開著一片鮮花。我覺得，曉天老師就是這樣一顆星辰，「三紅一創」（即《紅巖》、《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是一叢光彩耀目的鮮花，《騷動之秋》也是那鮮花叢中的一朵。

我與曉天老師相識於1990年11月召開的《騷動之秋》研討會上。那次是在全國政協禮堂，到會的都是首都文學界的知名人士。因為邀請名單和請柬都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開會那天又遇上交通堵塞，在我到達會場時與會的人差不多都到齊了。那使我誠惶誠恐，趕緊上前與各位前輩大家握手致歉。這樣我認識了馬烽、張鍥、李希凡、屠岸、李準、鄭伯農、張炯、曾鎮南、顧驤、蔡葵、章仲鍔、朱暉……也認識了曉天老師——一個壽眉高挑、瘦削而又矍爍的老人，一個聲名四揚卻又平和坦誠的智者。

那時曉天老師從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和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退下來不久，與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保持著聯絡。他熱情爽朗，一點架子沒有，加之年輕時在山東工作過，夫人還是濟南老鄉，幾句交談之後便讓我覺出了親切和溫暖。

那次會上曉天老師有一個發言，講得十分忠肯精到，會後山東一家報紙有意發表，我便給他寫去一封信徵求意見，沒想幾天後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詳細地闡述了他對《騷動之秋》的看法和見解。

玉民同志：

十三日來信敬悉。大作，我是一天一個晚上一口氣讀完的，十分高興！會上說的，全是讀後直感，未加條理，當然更沒有展開。若任遠和你認為，尚可整理和發一下，我無意見，只希望在行文上加以理順。我的中心意思是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嶄新的典型——農民企業家嶽鵬程。這些年寫改革題材的作品不少，寫城市的、國營工業改革的有喬廠長、花園街五號等等；寫農村的報告文學居多，長篇也有些，如這次茅盾文學獎初選推薦的《蒼生》、《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寫土地承包，也寫了所謂的農民企業家，巧得很，兩書寫的都是磚窯廠，但都比較單薄。寫像嶽鵬程這樣真正稱得上企業家的少見。天津附近的大邱莊，未見有取材於此的長篇小說。所以，用嶄新的這個詞是確切的。說它是典型，嶽鵬程這個人物既是「這一個」，又有相當代表性和時代特色。最近聽說大邱莊的那位總經理、書記比嶽鵬程還要嶽鵬程，個人年薪四萬元，養兩條狼狗，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班去參觀，他都拿架子遲遲不見，對幹部、工人粗暴、懲罰比嶽鵬程還厲害得多等等。馬烽說的那位山西農民企業家又是一例。稱嶽鵬程是嶄新的藝術典型，並不言過其實。嶽鵬程是中國八十年代經濟改革大潮中湧現出來的，他在相當程度體現了這一時代大潮、「騷動之秋」的歷史特點。任何一個歷史大變革中的弄潮兒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革命戰爭、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都是如此。出頭鳥只是敢於站出衝殺、衝闖，打破舊的秩序、傳統、框框，他們的功績往往只在於此，而缺點、毛病，甚至於罪過也同時發生。一等高潮過去，「騷動」平靜之後，就明顯看得出來了。這一次的改革，具有更深刻的歷史性，搞商品經濟。這在長期處於小生產、資本主義經濟未經充分發達的中國社會，尤其是對農民來說是亙古未有的。整個經濟改革，如何做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至今仍是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國營企業，原材料、產品的銷售等全由國家計劃供應調撥，尚無競爭能力，至今仍不敢實行破產法，平均主義的分配實際上很難真正打破。從某種意義上說，大鍋飯、鐵飯碗並未徹底解決。對一個社隊企業來說，要取得原材料，開啟市場，只有靠錢——行賄拉關係，投機、偷稅。為求生存發展，它要高度集中權力，以求生產銷售運轉迅速。恩格斯有篇《論權威》，說的是近代大工業生產要高度集中指揮、權威之重要。你可翻翻。所以我覺得，不能把嶽鵬程的一些獎懲、作為，統通視為封建的個人專斷、獨裁。要分析。我以為他對石衡保父子的懲治，倒有點封建專治的色彩，其中宗族之見就明顯。嶽鵬程對黨政官員，包括女記者，一些作為看來是不正派的，但是這種權與錢的交易，當今社會是很普遍的，從集體企業來說非如此不能生存。官大一級壓死人，當官的對老百姓「一言九鼎」，大官一句話又推翻小官的決定；當官的為保烏紗難免要趕「潮流」，樹典型、保典型，多年如此。嶽鵬程倒賣鋼材，偷稅漏稅，違法，公檢機關要拘捕、懲治，市書記幾句話，沒事了。這情節很生動，很深刻。所以，我說了一句，小說同時也揭示了政治改革的問題，亦即民主與法治的問題。小說三代人的情節設定和處理，我認為是好的，肖雲嫂的五十多面獎旗、八百元遺產，嶽銳父子之間的衝突，寫得簡潔也有特色。他們之間的衝突，不止是兩代人，也是兩個歷史時期的社會驟變撞擊爆發的火花，表現雖多在傳統、道德方面，但更深的是社會經濟方面的原因。馬、恩說過，一個社會觀念的變化，都根源於社會生產、交換方面的原因。贏官，是作者理想的一種寄託，究竟農村社隊企業怎麼進一步完善發展，生活中沒有出現，你也不能憑空想出來。這個人物不可能寫得完整。嶽鵬程和嶽銳辯論的那段話：你們搞了幾十年，農民還是不得飽暖，我搞幾年，群眾富起來了。三代人的中心是嶽鵬程，通過他與嶽銳的辯論，說明改革勢在必行，儘管問題不少，但成績顯著；他與兒子贏官比，又說明社隊企業的改革急需進一步完善。你把嶽鵬程這個人物和盤托出來，活生生地刻劃出來了，對他的歷史是非功過，有態度，但不作簡單地概括評價，讓世人去思索、評估，更發人深思。所以，我說對這個主要人物「朦朧」一點，更是作品成功、深刻有力之筆。小說，描繪多方面的、富有地方、生活特色的社會環境、民性、習俗，發言中已說了。關於語言問題，我認為也是不錯的，對話語言個性化，狀物、抒情言語也妥切。整體風格，簡潔、明快、生動、準確，不花梢、不鋪陳，不拖泥帶水。有同志說這部作品寫得很有氣勢，當然也包括甚至於主要是語言方面。文學是語言藝術嘛。我贊成王笠耘的意見，不要連續二部、三部寫下去。嶽鵬程這個典型已經完成了，讓他住進醫院結得挺好。他不可一下改弦易轍，也不能繼續走下去。他對秋玲的關係，看得出你意在表現一種新觀念。「飽暖思淫慾」、「英雄愛美人」，這是中國傳統說法，現代人性觀，所謂性愛，或乾脆就是性。我以為，嶽對秋玲就是性關係。因此，他不必為此而有什麼良心、道德上自責。如有的話，是他發現秋玲是兒子的戀人之後，倒可以。我說過，如結尾不讓秋玲與賀子磊結婚，雙雙離開，或許更耐人尋味些。這意見希望不要整上了。

長期以來，我總是認為，長篇小說難免要與生活保持一定距離，因為作家對生活的觀察思考，需要一個過程：而生活本身，現象與本質有差異，需要個沉澱過程，才能看得清晰。《騷動之秋》打破了我思想上這個框框。說明你對生活的觀察之銳敏、把握之深，而且滿懷激情，迅速地寫出來。實不易。

這些日子埋頭看長篇，大作無暇再拜讀，原擬再看後，深思一番的。接信邊寫邊想，零亂拉雜地談了許多，權作朋友間閒聊亂說而已。任遠、張部長，請代致候！

握手！

江曉天

九零、十一、十七

一位年近七旬、受人尊敬的文壇前輩，在收到一個無名小輩的去信後立即寫來這樣一封長信，實在令人感嘆不已。讀過信，我和時任濟南市文聯副主席的、曉天老師的老同事任遠同志，都覺得信中所談比研討會上的發言更集中也更有意義，因此乾脆把信冠以《江曉天致劉玉民》的標題交給了那家報社。文章發表後果然引起了不少同志的關注和好評。

曉天老師對我和《騷動之秋》呵護有加，卻從來坦蕩磊落。北京研討會上一位文藝界前輩出於對作品的喜愛，說過《騷動之秋》具有流傳於後世的「潛質」和很有可能會流傳於後世的話。曉天老師在一次私下交談中特別提醒我說：「這種話最好不要向心裡去，一部作品能不能流傳於後世要由時間去證明，並不是看現在的人怎麼說。」後來，當《騷動之秋》遭遇非議時曉天老師則據理力爭，表現出令人敬佩的膽識和勇氣。而當《騷動之秋》榮獲茅盾文學獎後，他又語重心長，再三告誡我要保持清醒頭腦，保持與生活的密切聯絡，爭取寫出更好的作品來。

曉天老師以他卓越的才識和燭照千秋的精神，為中國文壇留下了不少佳話。對我和《騷動之秋》的關懷和呵護只是其中一例。我惟願他與天上的星辰一樣，光照永遠。

從人民大會堂到京西賓館

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有兩次難以忘懷的經歷。一次發生在人民大會堂到京西賓館，另一次也發生在人民大會堂到京西賓館。

按照會議日程，開幕式被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從我們的住地京西賓館到人民大會堂足有十幾公里，正常行駛需要半小時到四十分鐘，因為有警車開路，滿載代表的四十幾輛大客車一路通行無阻，只用了十幾分鍾。江澤民總書記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來了。接見，合影，隨之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講話不是單純念稿，而是充滿了激情的演說。尤其講到「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進的號角。中華民族是以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為人類文明畫廊增加輝煌的民族，是產生了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產生了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產生了郭沫若、茅盾、聶耳、冼星海、梅蘭芳、齊白石、徐悲鴻等現代大文學家、大藝術家的民族」一段話時，總書記語調鏗鏘、神情激昂，充滿了無比的自豪自信，贏得了作家藝術家們潮水般的掌聲。

江澤民同志的講話是繼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聯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之後，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指導文藝工作的綱領性檔案。而據老同志說，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會見參加文代會、作代會的代表，集體出席文代會、作代會的開幕式，是前所未有的事兒，那集中反映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文藝事業的關懷和重視，對廣大作家、藝術家的信任和期望。

開幕式結束後，在返回住地途中，大家都沉浸在一種激情的旋渦裡。京西賓館到了，車隊轉向了，朝向賓館院內駛去了，也就在這時，我忽然發現賓館門口的兩名哨兵面色肅穆，右手舉起，在向我們行著莊嚴的軍禮。我心裡猛地一跳，一種近似神聖的情流立時奔湧而出。如果說江澤民同志的致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接見和出席開幕式，還只是官方的態度，面前這些普通戰士，我們共和國的保衛者，表達的又該是怎樣一種禮遇和感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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