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達到唐代貞觀年間「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齏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歸，使至期來詣京師……（次年）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的清明。（以上均見《資治通鑑》）
第三，1662－1796年，閉關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為是萬邦來儀的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維護傳統的農本主義，不求進取，拒絕整個世界的變革潮流，這才是他們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饒恕的失誤。16世紀起，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西歐國家，採取重商主義，已經積極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張揚，自由思想的提倡，促進科學技術的發達，處於方興未艾之勢。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貫之的是一種異族統治者的防範心理、偏窄心態，對民眾實施嚴密的極權統治，對士子進行嚴酷的文化鉗制，對海外保持嚴鎖的封閉格局，對漢族精英分子加以極其嚴厲的、無所不用其極的鎮壓，尤其可怕的，是最廣泛、最深入、最徹底、最持久的「奴才」教育，使得中國人（除極少數例外者），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氣，失去自我，永遠匍匐在地，永遠罪該萬死，永遠不敢抬起頭來的磕頭蟲。
試想一下，一個三億磕頭蟲趴在那兒，一口一聲「奴才該死」的中國，怎麼能稱得上盛世？
甚至，到了18世紀中葉，近鄰日本開始明治維新，而康、雍、乾三朝的繼承人，仍以祖宗規矩不可改變的死硬，頑固抵制以大機器生產和廣泛採用蒸汽動力為標誌的工業革命。貽誤良機，磨耗時光，直到列強用堅船利炮，敲開國門以後，才明白所謂的「盛世」光景，所起到的歷史作用，只是使中國落後於歐洲一個半世紀。
人們不禁要問：何盛之有？
時下一些作家，一些編導，偽造歷史，鼓吹聖明，掩蓋真相，胡編亂演，熱衷於推銷清代帝王題材，這種見錢眼開的商業行為，倒也不值得當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過於一些清史專家，應該是有學問、有識見的人，也跟著枉顧史實，顛倒是非，大彈康、雍、乾「盛世」高調，頗令人質疑其實用主義的治史學風。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些文天祥《正氣歌》中耳熟能詳的詩句，秉筆直書，據實求真，不附不阿，嚴謹審慎，至少是為史者最起碼的操守呀！儘管冷板凳成為熱板凳，也不能為了吃滿漢全席，便歪嘴淨揀好聽順耳的話說，這不正應了胡適所言，「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嗎？
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國人，只注意臺上的戲子，而不注意破爛戲園子的整體環境，以偏概全的毛病。這些清史專家就是閉眼不看，也不承認這三朝，其實很不怎麼樣的，無論如何夠不上盛世的敗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臨天下長達六十年的高齡帝王。在中國，老人統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這一時期最偉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紅樓夢》一書中描寫的賈府一樣，外面看起來轟轟烈烈，其實，「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但16世紀前後，在最初的起跑線上，中國那時的國力，差不多相當後來成為殖民國家的英、法、德、葡、意的總和。因此，彼時的西方世界，還是很在意東方的中國，不敢怠慢的。對這個龐然大物，認為是舉足輕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極，教廷連忙派人，不遠萬里，前來北京，祝賀這位皇帝登基。大典過後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羅馬教皇的特使，要歸國覆命了。這位新皇帝，剛剛剷除掉他認為尾大不掉的年羹堯將軍，心情相當不錯，特地接見來自羅馬的使節，並頒佈了一紙敕書，交其帶回。
西洋寓居中國之人，朕以萬物一體為懷，教以謹飭安靜。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無愆，朕自推愛撫卹。茲贈妝緞、錦緞、大緞六十匹，次緞四十匹。
《清通鑑》
中國人就是這樣，你越說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結他，他也越自覺了不起。文書中那盛氣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難用最起碼的外交禮貌來衡量。雍正以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個真正盛世裡的天可汗呢！
那時的中國，真強，可開始由強而弱；那時的西方，真弱，但開始由弱而強，這就是16世紀的唯物史觀。
就在雍正登極這年，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資本主義理論的奠基者，亞當·斯密出生在英國。16世紀的倫敦天氣，應該和今天沒有什麼不同，那類似北京南城古刑場菜市口的倫敦塔，院子中間的斷頭臺，院子外塔山上的絞刑架，儘管繼續處決人犯。但莎士比亞時期那種在倫敦橋上用長長的鐵矛，插著被梟首的頭顱，以警嚇市民的做法，已不再執行。
他們開始把人當成人，然而，在東方，仍舊不把人當成人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棄市」。
那時在北京，只要「棄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殺頭。雍正嗜殺，當然，康熙和乾隆也並不少殺，不過，雍正更殘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樣，也更促狹更陰損些。這次殺汪景祺，大家原以為看一場熱鬧，隨後作鳥獸散，回家喝二兩，慶幸自己腦袋還在脖子上，也就罷了。誰知到得菜市口，才曉得花頭精多的雍正，又出了新點子。硃批上還有「立斬梟示」字樣，這個「示」字，什麼意思呢？臣僚們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不光要砍下腦袋，還要把這顆腦袋懸掛在菜市口示眾，也就是公開展覽。
梟首砍頭，戮屍燔骨，這是康、雍、乾三朝時不乏見的場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將汪的頭顱一直掛到他駕崩，也沒說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話，在中國文人受迫害的全部歷史上，還真是少見的暴虐。對知識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齒，除了變態心理，哪裡還有一點點盛世帝王的胸懷？
汪景祺在年羹堯的西寧大營中，當過兩年的幕僚，他的災難，即由此而來。
一個文學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高階的遊艇，也要敬而遠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開始是絕對明白這個道理的。杜甫《飲中八仙歌》就寫過他「天子呼來不上船」。可後來，估計酒喝高了，下了廬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艦，檢閱起水師，「為君談笑靜胡沙」，結果永王失敗以後，他也就充軍流放到夜郎了。
這位汪景祺，號星堂，浙江錢塘人氏。康熙舉人，小有文聲，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麼發達，萍蹤浪跡，落魄秦晉，並無定處。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較高的方面統帥，通常要禮聘一些文人為幕客。名氣大的，為客為賓，起參謀僚屬的作用，名氣小的，為職為員，司管文書筆墨等事。年羹堯，康熙進士，內閣學士，也非等閒之輩，他西征噶爾丹、郭羅克、羅卜藏丹津諸役的赫赫戰功，總不能自己動手撰文吹噓。恰好，這位汪師爺，一心想上他這艘艨艟鉅艦，於是，給年大將軍寫了一封信，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
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者哉？僕向之所向慕，歸往於閣下者，臺閣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賴賢佐，天下共仰純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寵賁，天子倚閣下等山嶽之重也。今閣下英名如此其大，功業如此其隆，振旅將旋，凱歌競奏。當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偉人，此身誠虛生於人世間耳。
《西征隨筆·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
這樣，雍正二年，被年羹堯延請入幕。
期間所著《西征隨筆》，在查抄年羹堯杭州邸宅時，被侍郎福敏發現，呈上。喜歡作批示的雍正，在這方面有強烈的表現欲，在書上親筆寫上：
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我一直忖度，同案的錢名世，也是因年羹堯獲罪的，同樣，因寫馬屁詩被參，但雍正並沒有將他送往菜市口秋決，而是御書「名教罪人」匾額，掛在大門口，每日叩拜懺悔。而雍正恨汪的情結，不完全是因為他的馬屁拍得響。在康熙晚年選嫡，舉棋不定，年羹堯的一票，起到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關鍵之時，雍正也對這位軍門，殷勤致意，示好巴結，聯絡拉攏，不遺餘力。這本《西征隨筆》，只是罪狀之一，而汪景祺，對於這位功高震主的軍事統帥，所能起到的左右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才使他始終戒之懼之，而留下刻骨銘心的影響，必狠狠報復而後快。
汪景祺不傻，他不是小聰明，而是大聰明，不是有小野心，而是有大野心，特著《功臣不可為》一文，獻給年大總督，其意所指，年是會心的。不但會心，很可能首鼠兩端過，雍正不會沒有知覺。但文人從政，很難成氣候的原因是，雖然他們喜歡染指權力，但十個文人至少有九個，在政治上屬於無韜略、無謀劃的低能之輩。尤其稍稍得了點意的文人，那張管不住的嘴巴，先就給自己挖好埋他的墓穴。
雍正的情治系統，其效率之高，野史演義，多有記載。早把年大將軍與另一可能接班物件允禟，在西寧的來往，密報上來。雍正三年四月，這位陛下最初發難，諭責年羹堯僭越之罪時，無心之言，洩露天機：
朕曾將御前侍衛揀發年羹堯處，以備軍前效力，並非供伊之隨從也。然伊竟將侍衛不用於公務，俱留左右使令。
這些侍衛，其實就是雍正安排在年羹堯身邊的克格勃，而汪師爺的一言一行，豈能逃脫這班皇家特工的眼睛。
於是，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賜年羹堯自裁。一週後，雍正就將這位馬屁文人，梟首示眾，那腦袋掛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掛就是十年。
其妻發黑龍江給窮披甲人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革職，發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親現任、候選及候補者俱革職，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這個雍正，究竟是盛世之主，還是一個確確實實的小人，也就不言而喻了。
菜市口大街上掛著的這顆頭顱，直到雍正駕崩以後，乾隆上臺，左都御史孫國璽才敢上書，認為「京師為首善之區，菜市口又京師之達道，枯骨中途，髑髏上懸，不唯有礙觀瞻，且不便牽車服賈之輻輳，亦有礙商旅行販之交通」，這樣，才恩准將這顆風吹雨淋、鳥啄雀糞、朽爛腐毀、形質不存的顱骨，擇地掩埋。
我想，菜市口懸掛著汪師爺這顆腦袋的時期，大概也是那個英國人亞當·斯密，埋頭寫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的時期。然而，當19世紀，嚴復以《原富》書名，將此書譯為中文問世，介紹到中國，適值他的維新同志譚嗣同、康廣仁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掉腦袋的日子。
三百年原封不動的大清王朝，現在所差的，恐怕就是在屍首臉上蓋一張紙，給棺材釘上最後一根鐵釘了。
嚴復翻譯《原富》時，著《斯密亞丹傳》，他曾經說過：
顧英國負雖重，而蓋藏則豐，至今之日，其宜貧弱而反富強者，夫非掊鎖廓門，任民自由之效歟？
這句話極其深刻，一針見血，值得深思。試想，康、雍、乾三朝，鎖不掊，門不廓，民不自由，而且還是一個動輒把知識分子，把民族精英，送到菜市口去梟首示眾的政權，能成盛世，實在是很難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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