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民國初年文人。當時，他不但是文化界議論的焦點人物，因其民國以後還留著的清朝辮子，更是一個老百姓矚目的風頭人物。
20世紀初，在北京的洋人生活圈子裡，流傳這樣一句口頭語：來到這座古城，可以不看紫禁城，不逛三大殿，卻必須要看辜鴻銘。這也許還不足以說明他牛，舉一例便了然了。此公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做演講，入場是要收費的，並且價值不菲。那時，梅蘭芳已出道，紅得不得了。看他的戲，包廂雅座的票價，至少也需大洋一元二角，可要聽辜鴻銘的演講，兩塊銀元，比梅蘭芳的票價多出八角，而且你未必買得到，因為海報一齣，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就全給包圓了。
這讓中國人有點傻，一看洋人對amoiku（辜廈門的英文名字）如此高看，靈魂中，那崇洋媚外劣根性，總是按捺不住，會蠢蠢欲動地表現起來。第一，眼露諂媚之光；第二，臉現仰羨之色；第三，圓張著的嘴，再也合不攏。直到今天，就看文化知識界的某些精英，只要隔洋的洋大人放個屁，立刻湊上去呼應曰「好香好香」的西仔相，就說明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以後，西方列強對中國人精神上的戕害，是何等久遠和沉重，那種挺不起腰來的佝僂後遺症，至今也直不起來。於是，你便會了解在民國天地裡，還留著辮子的辜鴻銘，因洋人的特別眷注，該是怎樣引人在意了。
辜鴻銘的黃包車伕劉二，與他一樣，也留著辮子。堪稱天下無二，舉世無雙。可以想象，這一對主僕，從東城柏樹衚衕寓所出來，穿過王府井，穿過交民巷，直奔六國飯店，去發表演講的這一路上，在鬧市該造成多大的驚動了。那些附庸名流，巴結邀好的人，那些點頭哈腰，鞠躬致敬的人，那些認為他牛得連老外也在乎的人，是多麼想與他搭訕，與他攀談，與他拉關係，借得一點洋人的仙氣，好風光風光，肯定「goodmorning（早安）」，或者「goodafternoon（午安）」，來不及地趨前表示崇敬了。
辜鴻銘不理這一套，或者也可以說，他壓根兒不吃這一套，眼珠子一彈，招呼他的車伕劉二：愣著幹嗎？給我走人。
六國飯店的禮堂裡座無虛席，聽眾翹首以盼，並不完全因為這碩果僅存的辮子。人們樂意花兩塊大洋，好奇是一面，但來聽他的精彩演講，為的就是享受一次語言的盛宴，則是更重要的一面。據說，他很看不起胡適，鄙夷地說，此人只會一點「留學生英語」，不識拉丁文和希臘文，居然要開西方哲學課，豈不是誤人子弟？而他在演講中，時而英語，時而法語，時而德語，時而古拉丁文，時而「之乎者也」「子曰詩云」地文言，從盎格魯-撒克遜，到條頓、日耳曼、高盧雞，到那個在新華門內做著皇帝夢的袁大頭，一路橫掃過來，統統不在話下。
他之所以能夠這樣糞土一切，就因為他有足以糞土一切的本錢。這位在中國近代史上極為少見的學者，不但通曉漢學典籍，熟知中華文化的傳統精神，更嫻習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等九種語言，深諳西方世界。他富有文學天才，自是不用說的了，哲學、法學、工學，兼及文理各科，均有深刻造詣。像他這樣有大學問，有真學問的文人，在中國，他之前，肯定是有的，他之後，肯定是沒有的了。至少，一直到現在，敝國尚未有一位稱得上享譽全球的文史哲方面的大師出現，實在是很令人汗顏的。
大概民國初年，真正有學問的人，還是很被看重的。於是，1917年，就有辜鴻銘應蔡元培之邀請，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詩》之舉出現。大家覺得可樂，大家也等著瞅這場可樂。果然，他首次出現在北大紅樓教室中時，戴瓜皮帽，穿官馬褂，登雙臉鞋，踱四方步，好像剛從琉璃廠古董店裡發掘出來的文物，配上那一根系著紅纓的滑稽小辮，引起鬨堂大笑。等到眾學生笑到沒力氣再笑時，他開口了，聲調不疾不徐，聲音不高不低：「諸位同學，你們笑我的辮子，可我頭頂上這根辮子是有形的，而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頓時，全場啞然。
從那一天開始，他在北大講授英國詩，學期開始的第一堂，叫學生翻開pageone（第一頁），到學期結束，老先生走上講臺，還是pageone（第一頁）。書本對他來講，是有也可，無也可的，他舉例詩人作品，脫口而出，不假思索，若翻開詩集對照，一句也不會錯的，其記憶力之驚人，使所有人，包括反對他的，也不得不折服。據女作家凌淑華回憶，辜鴻銘曾是她家的座上客，這位上了年紀的老人，猶能一字不移地當眾背出上千行彌爾頓的《失樂園》，證明他確實有著非凡的天才。
他對學生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因為詩乃文之精粹。只有得其要領，通其全貌，這樣，才能將中華文化中溫柔敦厚的詩教，譯為西文，去開化那些四夷之邦。」在課堂上的他，揮灑自如，海闊天空，旁徵博引，東南西北，那長袍馬褂的穿戴，不免滑稽突梯，但他的學問卻是使人敬佩的。他講課時，幽默詼諧，淋漓盡致，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用中文來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來回答中文之問，學識之淵博，見解之獨到，議論之鋒銳，閱歷之廣泛，令問者只有瞠目結舌而已。因此，他的課極為叫座，教室裡總是擠坐得滿滿的。
辜鴻銘（thomson），字湯生。1857年生於馬來西亞檳州，1928年終老北京，祖籍福建同安，故有「辜廈門」之稱。幼年成長於檳洲種植園，十歲赴英倫，以優異成績考入愛丁堡大學，隨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深造。這位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獲得過13個博士學位的中國文化巨人，與大部分學有所成的中國學人不同，先在國內奠定深厚的學養基礎，再到國外充實提高。人是有一種喜新厭舊的趨向，先前耳熟能詳的一切，常常會被後來才瞭解的事物的新鮮感所壓倒，所以，辜老先生與那些到了外國以後盛讚月亮也是外國的圓，而對中國則視之若敝屣的假洋鬼子不一樣，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表現出強烈的尊崇。
光緒年間，他從國外歸來，在張文襄幕府當洋務文書，任「通譯」二十年。他一面為這位大臣統籌洋務，因為張之洞提倡實業救國，支援改良維新，一面精研國學，苦讀經典，自號「漢濱讀易者」。時值這位總督籌建漢陽兵工廠，他參與其事。張之洞接受另一洋務派，也是東南大買辦盛宣懷的建議，委託一個外國商人總司其事。辜鴻銘和洋人接觸幾次以後，封了一份厚禮，請他開路了。過了幾天，張之洞想和這個洋人見見面，他的下屬告訴他，那洋老爺早讓辜師爺給打發了。他把辜鴻銘叫來責問，辜正色地對他說：「不一定凡洋人都行，有行的，也有不行的，我們要造兵工廠，就得找真正行的。」辜鴻銘遂委託他的德國朋友，請克虜伯工廠來建造，結果，漢陽兵工廠在各省軍閥建造的同類廠中，是最好的。這個廠出品的步槍「漢陽造」，一直很有名氣。
所以他對於洋人的認識，和那個時候普遍的見了外國人先矮了半截的畏縮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買外國人賬的。「五四」以後，文化人言必歐美，一切西方，恨不能自已的鼻子高起來，眼珠綠起來，是很令人氣短的。直到今天，販賣洋人的唾餘，嚇唬中國同胞的假洋鬼子，絡繹不絕於道；外國什麼都好、中國無所不糟的候補漢奸，可謂層出不窮，實在是讓辜老先生九泉下也不會很開心。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被列強的堅船利甲，打得魂不守舍，崇洋羨洋，畏洋懼洋，已為國民心理常態。中國人對於西方的認識，已由過去的妄自尊大變為自卑自輕，更多的人甚至轉而崇洋媚洋，這也是被列強欺壓得快沒有一點底氣的表現。一見洋人，膝蓋先軟，洋人說了些什麼，必奉之為圭臬。諾貝爾文學獎離自己尚遠，就來不及鞍前馬後地向洋人叩首。認識兩個老外，到外國去過，便自以為高人一頭。有的，索性躲到外國，寄人籬下，像哈巴狗一樣對洋老爺搖頭擺尾，以領幾十美元津貼，吃垃圾食品而自甘墮落。
獨這位辜鴻銘不買賬，不怕鬼，不信邪，從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發表題為「中國學」的系列文章始，便以發揚國學，揶揄西學為己任。他先後將《論語》《中庸》《大學》譯為英文，推介到國外。據說，在他之前，因未有更好的譯本，孔子的這三部經典著作，在西方知識界未得廣泛反響，至此，才有更多的傳播。從1901年至1905年，他的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分五次發表，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
辜鴻銘認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此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在他看來，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所以，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為「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他用英文寫成的《中國人的精神》（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一書，在西方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據說，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其文章受到歡迎的熱烈程度，還沒有一個其他的中國文化人，可以相比擬。托爾斯泰與他有書信往還；聖雄甘地稱他為「最尊貴的中國人」；羅曼·羅蘭說他「在西方是很為有名的」；勃蘭兌斯說他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英國作家毛姆親自來到北京，到他柏樹衚衕的寓所拜見他，向他求教。可見世人對他評價之高。
由於辜鴻銘非常瞭解西方世界，又特別崇尚中國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論，如「美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深奧的性質；英國人如果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宏偉的性質；德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樸素的性質；法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質」。對於中國文化的推崇，到了如此地步，姑且不對這種趨於極端的一家之言，做出是非的判斷，但在20世紀初，積弱的中國，已經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步，他能夠說出這番中國文化優越論的話，也還是有其警世之義的。
當時，嚴復和林紓把西方的文化，翻譯和介紹到中國來，多多少少是帶有一點傾倒於西方文明的情結。但是，這位辜老先生，卻努力把中國的文化，向西方推廣，或許是對這種膜拜風氣的逆反行為吧。他不但將《大學》《中庸》《論語》翻譯出去，他還著有《中國人的精神》，或譯作《春秋大義》，介紹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這些譯文，在國外有很大影響，德國、英國甚至有專門研究他的俱樂部，不能不說是他對中華文化的傑出貢獻。
他的名字曾經是很響亮過的，雖然現在已不大被人提起，可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他卻是京師轟動，舉國側目，世所盡知，無不敬佩的一位大學問家。而且他的幽默，他的行徑，他的狂飆言論，他的傲岸精神，也曾製造出許多轟動效應，而膾炙人口。凡知道辜鴻銘這個名字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那根在民國以後的北平知識界中，堪稱獨一無二的辮子，那是辜鴻銘最明顯的標識。辛亥革命，推翻清，第一個成就，便是全中國的男人頭頂上那個辮子，一夜之間，剪光推淨，獨他卻偏偏留起來，自鳴得意。他在清廷，算是搞洋務的，按說是維新一派，但皇帝沒了，竟比遺老還要遺老，這也只有他才能做出的咄咄怪事。周作人說過，辜鴻銘是混血兒，父為華人，母為歐人，所以他頭髮有點黃，眼珠有點綠，更像洋人的他，卻一身大清王朝的裝扮，不是在戲臺子上，而是走在光天化日的馬路上，能不令人有目睹怪物之感嗎？
蔡元培任校長的北京大學，主張學術自由，主張開明精神，不光請這位拖辮子的遺老來講課，也請胡適、傅斯年、陳獨秀、周樹人兄弟這些新派人物執教。這些新文化運動者，儘管不贊成他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張，但對他的學問，卻是敬重的。當時，學校裡還有不少的外國教授，也都是世界上的一流學者。這些洋教授們，在走廊裡，若看到辜老先生走過來，總是遠遠地靠邊站著，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見英國人，用英文罵英國不行，見德國人，用德文罵德國不好，見法國人，則用法文罵法國如何不堪，那些洋人無不被罵得個個心服。就是這麼一個有個性的老頭子，不趨時，不趕潮，我行我素，誰也不在他的話下。一個人，能照自己的意志生存，能以自己的想法說話，活得有滋有味、有聲有色，達到這樣境界，你能不為這個老漢，喝一聲彩嗎？
有一次，一位新應聘而來北大的英國教授，在教員休息室坐著，見這位長袍馬褂的老古董，拄著根手杖，坐在沙發上運氣。因為不識此老，向教員室的侍役打聽，這個拖著一根英國人蔑稱為「pigtail」（豬尾巴）的老頭兒是什麼人？辜鴻銘對此一笑，聽他說自己是教英國文學的，便用拉丁文與其交談。這位教授對此頗為勉強，應對不上，不免有些尷尬。辜嘆息道：「連拉丁文都說不上來，如何教英國文學？唉！唉！」拂袖而去。碰上這麼一位有學問的怪老爺子，洋教授拿他有什麼辦法？
辜鴻銘的一生，總是在逆反狀態中度過。大家認可的，他反對，眾人不喜歡的，他叫好，被大眾崇拜的事物，他藐視，人人都不屑一為時，他偏要嘗試。追求與眾不同，不斷對抗社會和環境，頂著風上，就成了他的快樂和驕傲。他說蔡元培做了前清的翰林以後，就革命，一直到民國成立，到今天，還在革命，這很了不起。他說他自己，從給張之洞做幕僚以後，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現在，還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因此，在中國，他說，就他們兩個人堪為表率。
因此，他的言論，嬉笑怒罵，聳人聽聞，他的行徑，滑稽突梯，荒誕不經，無不以怪而引人注目，成為滿城人飯後茶餘的談資。民國以後，宣統本人都把辮子剪掉了，他偏要留著，坐著洋車，在北京城裡招搖過市。他的喜聞小腳之臭，贊成婦女纏足，更是遭到世人詬病的地方。他也不在乎，還演講宣揚小腳之美，說寫不出文章，一捏小腳，靈感就來了，令人哭笑不得。不僅如此，他還公開主張納妾，說妾是「立」和「女」兩字組成，如椅子靠背一樣，是讓人休息的。所以要娶姨太太的道理就在這裡，完全是一個強詞奪理的封建老朽形象。一位外國太太反對他贊成納妾的主張，問他：「既然你辜先生認為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個太太，那麼一個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個丈夫呢？」這個拖小辮子的老頭子，對她說：「尊敬的夫人，只有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沒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道理。」
諸如此類的奇談怪論，不一而足的荒謬行徑，連他自己都承認自己是crazyku（辜瘋子）。這裡，固然有他的偏執和激憤，也有做作成分和不甘寂寞之心。他的性格，不那麼肯安生的，幾天不鬧出一點新聞，他就坐立不安，說他有表演慾、風頭欲，不是過甚之辭。然而，他也不是絕無政治頭腦，慈禧做壽，萬民頌德，他卻指斥「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公開大唱反調；辛亥革命，清帝遜位，他倒留起小辮，拜萬壽牌位，做鐵桿兒保皇黨。袁賊稱帝，勢傾天下，他敢罵之為賤種，並在當時的西文報紙上著文批袁；張勳復辟，人皆責之，他倒去當了兩天外務部短命的官。後來，辮帥失意，閉門索居，他與之過從甚密，相濡以沫，還送去一副「荷盡已無擎天蓋，菊殘猶有傲霜枝」的對聯，以共有那「傲霜枝」的豬尾巴為榮。五四運動，社會進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為反對新文化，反對白話文的急先鋒；但是他卻應蔡元培之邀，到「五四」發源地的北大去當教授，講英國詩，鼓吹文藝復興。北洋政府因蔡元培支援學生，要驅趕這位大學校長時，他支援正義，領頭簽名。他反對安福國會賄選，卻拿政客的大洋，可錢到了手，跑到前門八大胡同逛窯子，那些窯姐來了，一人給一塊大洋，打發了事，但妓女送給他的手絹，卻收集起來，視若珍藏。
正是這些譁眾取寵之處，使辜鴻銘成為人所共知的一個怪人。當時人和後來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這些虛炫的表象。一葉障目，而對他的中外文化的學識，他的弘揚中國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響，也都給抹殺掉了。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壽辰，祝賀客人中有一位進士出身，譽稱為「中國大儒」的沈曾植，作為張的幕僚，自然要應酬接待，盡主東之儀。在席中，辜鴻銘高談闊論東方文化之長，大張撻伐西方文化之弊，他發現自己講了許多以後，卻不見這位貴賓張嘴說過一句話，無任何反應。他不禁奇怪起來：「先生為何緘默，不發一言？」沒料到沈曾植的回答，差點將他噎死。沈說：「你講的話我都懂，可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兩年以後（請注意「兩年」這個時間概念），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人將張之洞所收藏的典籍，搬到會客廳裡，快堆滿一屋。幾無站腳之處的沈曾植，問辜鴻銘：「這是什麼意思？」辜鴻銘說：「請教沈公，你要我讀二十年中國書，我用了兩年全讀了，現在無妨試一下，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能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這就對了，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如今，敢有一位中國文人，說出這番豪言壯語否？
當然，辜鴻銘的中國文化一切皆好論，連糟粕也視為精華，成為小腳、辮子、娶姨太太等腐朽事物的擁護者，是不足為訓的。在政治上成為保皇黨，成為五四運動的反對派，則更是倒行逆施。然而，這位骨格傲岸的老先生，對於洋人，對於洋學問，敢於睥睨一切，敢於分庭抗禮，從他身上看不出一絲奴婢氣，這一點，作為一箇中國人來說，應是十分要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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