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冬日的小陽春，我從報上得知，琉璃廠海王村的中國書店在出售一批舊書，遂去到那裡。翻了半日，凡想買的書，定價都偏高；便宜的書，又不值得買。這樣，乘興而去，興盡而返，因為空著手，而且時間富裕，便信步往虎坊橋走去。
自打兩廣路修成以後，一年有餘，儘管有時坐車路過，匆匆一瞥，未暇細品，常以為憾。趁著雪後新霽，空氣清新，便邁開老腿，打算一步步地體味一番。俗話說「走路」，大概只有走，安步以當車，用自己的腳問候大地，才能找到這條路的具體感覺。
真是變化萬千啊！
說老實話，走在這條極其敞亮、極其光鮮、展得特寬的新馬路上，恍若來到陌生地界。如果不是一些老字號的牌匾，一些公交車路的站名，提醒我這是原來的騾馬市大街，原來的果子巷，原來的米市衚衕，幾乎不敢認了。尤其，沿途有不少舊房子拆掉，新房子未蓋，已經面目全非的工地，站在那裡，難辨東西，焉知南北，舉步遲疑，不覺踟躕。
由此可見，北京市在舊城改造方面，決心之大，魄力之大，動作之大。因而，城市面貌變化也著實非常之大。不知不覺間，明代權奸嚴嵩題寫牌匾的中藥店「西鶴年堂」四個大字，映在眼前，金碧輝煌，陽光燦爛，自然，這就是菜市口了。
菜市口，可是一個擁有特殊歷史的地段。
其特殊，因為它曾經是近代史上，擁有很大知名度的秋決場所。由於春夏季節，草木萌發，而到了秋冬季節，則萬物肅殺，所以古代行刑，選擇秋天，也是適應天時的這種變化。明朝秋決的刑場，在今西四牌樓一帶，而清朝則改在菜市口，因而成為京城一景。清人和邦額《夜譚隨錄》：
適過菜市口，值秋決，刑人於市，阻不得進。
但眼前煥然一新的菜市口，已是繁華喧鬧的商業區，沒有當日刑場肅殺的氣氛。
然而，談大清朝，不能不談殺人；談殺人，不能不談菜市口。這些年來，電影、電視劇中的清宮戲，長篇小說中的清代帝王題材，用得上「氾濫成災」這句成語來形容，這也給菜市口做足了廣告。於是，這個原來矮趴趴、擁擠狹窄的丁字街，藉著秋決的血腥鏡頭，聞名遐邇，世人皆知。與英國倫敦泰晤士河口塔橋旁那座16世紀的監獄，成為東西方世界兩處酷刑文化的重要遺址。
我記得1949年秋天來到北京，住在國會街老北大的工字樓。有人告訴我，出宣武門，一路往南，就是當年戊戌維新六君子殉難的刑場。於是，我想起六君子之一的湖南瀏陽人譚嗣同，被慈禧太后抓起來，關在大牢裡，寫在獄中牆壁上的一首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詩中的張儉、杜根，都是東漢名士。張儉因黨錮之禍，被迫逃亡，但人們景仰他的高風亮節，都冒著危險收留他。杜根因為觸怒鄧綏太后，被命摔死，但行刑者出於同情，雖摔而不死，活了下來。譚嗣同的詩，反映戊戌維新失敗以後，他之慷慨就義，以鮮血和生命喚醒麻木國人的犧牲，與康有為、梁啟超所採取的流亡海外、重圖再起的策略不同。他詩中的張儉、杜根，正是這些維新黨人失敗後的兩種不同的應對方式。這位湖南漢子，所以要去留下肝膽，化為巍巍崑崙，也是對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貢獻。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任何一次改良運動，最後無不以失敗告終。這次康梁戊戌變法，因前後歷經一百零三天，而又被稱為百日維新。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佈《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自強，便接連發出開學堂、停科舉、辦實業、練新軍的新政。西太后對他們迫不及待發出的一系列未經她首肯的改革措施，當然不滿，而被種種改革措施所觸動，害怕失去一切的保守派、頑固派，尤為不滿。6月14日，住在頤和園的慈禧，禁不起這幫守舊勢力的哭訴、告狀、小報告、咬舌頭，老太太第一手，趕走光緒的老師翁同龢；第二手，安排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9月18日，譚嗣同走了一著險棋，與袁世凱密談，某種意義上是寄希望於這位手握新軍實力的將領，實施政變。袁世凱是什麼東西，他馬上向榮祿告密，榮祿又是一個什麼東西，馬上向西太后報告。知識分子的最大弱點，就是理想加幻想，就是自信加輕信。老太太當下軟禁了光緒，這回豈止是不滿，而是憤恨。9月20日逮捕新黨，康有為逃脫，梁啟超避難日本公使館。9月21日西太后「臨朝訓政」。維新變法宣告終止。
譚嗣同本有逃脫的機會，不知因何，他以承擔一切的大無畏姿態，9月25日，於瀏陽會館被抓。
三天之後，9月28日，他與林旭、楊銳、康廣仁、楊深秀、劉光第「六君子」，押赴菜市口刑場，未經審訊，直接砍頭，英勇就義。據民國姜泣群《朝野新譚》：
聖旨下，將六人從獄中提出，上堂點名，並不訊供。飭令登車，劉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詢承審官為誰，我至今未曾認得康有為，尚可容我申辯否？眾曰不必言矣。乃徑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門派來哨弁兵役二百人護之行，抵法場三下半鍾。先殺康廣仁，次譚嗣同，次林旭，次楊深秀，次楊銳，次劉光第。事畢已薄暮矣……菜市口距廣東會館最近，康廣仁死後，粵人竟莫敢過問。譚嗣同、林旭殮俱遲……譚嗣同死不瞑目，李鐵船京卿慰之曰：「復生頭上有天罷了。」
康廣仁便衣無服，被殺後劊子手將其首拋之極遠，林旭穿補服未掛珠，餘均便衣。楊銳血最多，劉光第至死呼冤，殺後點血俱無，但覺有白氣一道衝出。劊子手曰：
是實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氣上衝，其神上升於天也。
譚嗣同（1865－1898年），字壯飛。湖南瀏陽人，生於北京。其父為湖北巡撫。因為童年患時疫險死得活，又號復生。他的妻子李閏在他就義後，以其《獄中題壁》之「忍死須臾待杜根」句，自號「臾生」，其悼亡詩，極悲愴。
盱衡禹貢盡荊榛，國難家仇鬼哭新。
飲恨長號哀賤妾，高歌短嘆譜忠臣。
已無壯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後塵。
慘淡深閨悲夜永，燈前愁煞未亡人。
臨刑時，譚嗣同從容慷慨，激越豪壯，只說了十六個字：
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我在想，當譚嗣同戴著枷鎖，在檻車裡，向圍觀者大呼時，希望得到覺醒的回應，希望聽到憤怒的反響，希望看到同情的眼光，希望他的血沒有白流……然而這班一臉亢奮的觀眾，會有什麼呼應嗎？他們只對馬上就要砍掉的頭顱感興趣，而對這位革命先驅的豪言壯語，絕對是無動於衷的。本意以一死令國人警醒的這位革命者，其最大悲哀，莫過於他腦袋被砍掉時，京城市民的無動於衷了。
19世紀40年代末，這座城市還叫北平，南城一帶，居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舊院，路窄巷擠，很難想象清末百姓的民諺，「到菜市口看殺人去」時，那萬人空巷的場面，竟堵塞在這樣仄隘湫陋的地段，不免為烈士臨終場面之侷促、之齷齪，感到窩囊。對好看熱鬧的中國人來說，戲文是主要的，角兒更為主要，至於戲園子的好賴，是無所謂的。京劇翻譯成英文，叫作「beijingopera（北京歌劇）」，儘管北京歌劇出現過梅蘭芳等許多名演員，而大清朝歷經三百多年，民國又歷經三四十年，這座城市從來沒有一間像點樣子的戲院。這就是北京人既能窮講究，又能窮湊合的習性了。
幾百年來，他們很滿足這份廠甸廟會式的看殺頭的娛樂，這份不花錢、不打票的血淋淋的真實場面，這份可供好些日子裡，飯後茶餘，對被殺頭者或褒或貶的說話由頭。擠就擠吧，擠著熱鬧，殺就殺吧，殺頭好看。至於殺誰？誰殺？為什麼殺？為誰而被殺？這些看戲的老百姓們，是不去想的。
譚嗣同一生覺悟追求，力主挽危圖強，銳意改革維新，誓志獻身中華，哪怕砍頭，也死不瞑目。這最後一句令其閉上眼睛的撫慰之語，告訴冤魂「頭上有天」，其實在那個昏天黑地的王朝末日里，上既無天，下也無地，那些看熱鬧者的渾渾噩噩，其實倒是對革命者苦心孤詣的暗諷。不過由此倒也證明，作為先知先覺者，與那些後知後覺的民眾之間，確是存在著不被理解的鴻溝，這才是他九泉下無法排遣的寂寞和苦惱呢！甚至，一個世紀過去，又有多少人在菜市口時，會想起封建社會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場百日維新，士子們最後的孤注一擲呢？
然而1898年，六君子之死，清廷的喪鐘隨之敲響，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從此，菜市口作為行刑開殺的法場歷史，也就結束。但是，回顧三百多年的大清王朝，那劊子手的大刀片兒，到底在這裡砍下了多少人頭，恐怕是永遠也統計不出的數字了。
1949年秋天的一個傍晚，我為了尋找這段並不久遠的歷史，竟無人指點得出殺場何在？而更多的人頗訝異我的好奇。也許那時革命成功，建國在即，對於改良主義的失敗者，懶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來。頗費幾分周折，才打聽到「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掉腦袋的地點，已無任何標誌，更甭說紀念物了。
想到那些拋灑在菜市口的血，對於甚囂塵上的，幾成定論的，康、雍、乾三朝，為中國歷史上最興旺繁榮的盛世說法，很不以為然，相當不以為然的。竊以為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驚人語，說得太過頭的大話。
事實並非如此，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國的一統局面，劃定國土的疆域版圖上，是做出巨大貢獻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們頭上的。
第一，在經濟上，並未達到漢代孝文、孝景年間，「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豐足。
作者「李國文」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