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奇人。
說他奇，因為他不但想殺死自己，還曾經殺死過他人。中國文人自殺者甚多，殺人者絕無僅有。自殺居然不死，殺人居然不償命，這樣，徐文長是中國文人行列裡的一個很特殊的例外。
五千年來，說來洩氣，文人只有伸長脖子挨宰的份兒，撅起屁股捱打的份兒，哪來舉刀殺人的勇氣？連腹誹也不敢的。所以，歷代統治者看透了這一層，遂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定論。別說三年，給他三十年，再借給他膽子，也成不了氣候。因此，姑且不論徐渭殺了誰，殺得有無道理，但他能夠操刀，能夠下手，能夠置人於死地，能夠出一口惡氣，幹出不計身家性命的大事，對頗為膿包的中國文人而言，多少有一點振作之意。
俗話說，狗逼急了跳牆，兔子逼急了咬人，而中國文人逼急了，相比之這類小動物，還真是赧顏抱愧。既缺乏狗的唐突之力，更缺乏兔的決絕之心，立馬腿酥腳麻，膝蓋發軟，渾身寒戰，心驚膽跳，來不及地趴在地下，求爺爺告奶奶，流鼻涕抹眼淚，裝孫子裝孬種。這時候，哪怕扔給他一把刀，要他反抗，也是不敢接的。
所以，徐渭敢殺人，真是好一個了得。
陶望齡的《徐文長傳》寫：
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
每讀至此，我就感慨萬千，因為我也曾經有過想「嘯」的衝動，可是，我敢半夜起來，向黑暗的天空吼出一聲嗎？所以，我挺佩服明代這個半夜裡爬起來大嘯數聲，振聾發聵的同行。記得我在太行山裡修鐵路時，在峰高山陡的工棚裡守夜，時見孤狼，乘著幽暗的月色，沿河谷沙礫灘煢然獨行。偶然間，它會停下來，抬起腦袋，朝那峭壁頂端露出的月牙，嚎上好一陣。那聲響在兩山夾峙的河谷裡，所碰撞出來的迴音，能延續很久很久。我一直思索，這頭狼，是吼它的孤獨？是吼它的憤懣？還是吼這個世界對於它的排斥和拒絕？總之，當我想到徐渭時，我就想起那頭深夜裡出沒的狼，也想起那個年代裡作為另類的我，遭人唾棄的孤獨。
我不停地打量這個明代嘉靖年間的不幸文人。大概，一個人到了敢動手殺死自己，敢持刀殺死別人的地步，也就沒有什麼好怕的了。於是，所有他不贊成，他不滿意，他討厭，他反對的人和事，都敢堂而皇之地進行挑戰，進行批駁，進行嘲罵，進行攻擊，這種肆無忌憚、罔顧一切的精神，這種為所欲為、言所必言的風格，是中國文學天空裡少見的亮麗色彩。難怪鄭板橋刻了一方圖章，「青藤門下走狗」，好像齊白石也有過當他走狗的意思。夫走狗者，硬是鐵了心地要追隨下去的。我忖度這兩位大師，僅僅由於其文、其畫、其詩、其書，非當這個走狗不可嗎？不，他們追隨的是他這個人，在中國文學史上，中國藝術史上，唯一的無師自法的這一個人。因為中國文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習慣於跟著人家屁股後邊走，唯有徐渭，「病奇於人，人奇於詩，詩奇於字，字奇於文，文奇於畫」（袁宏道引梅客生言）。這一個「奇」字，抓住徐渭的本質。什麼叫「奇」，「奇」就是不同於別人。唯其「奇」，才使崇拜者對他五體投地。
徐渭（1521－1599年），明代文學家、戲曲家、書畫家，初字文清，後改文長，號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說到紹興，我就想起明末王思任所言：
會稽非藏垢納汙之地，乃報仇雪恥之鄉。
宋之陸游，明之徐渭，是絕對當得起這句話的紹興人。關於山陰的徐文長，有許多民間傳說流行於浙東一帶，無非機智、幽默、調侃、滑稽之類，這全是後來人的附會演義，不足憑信。
其實，徐渭的一生，落拓蹭蹬，宿命不幸，屢遭災變，際遇可悲，是一個在重重矛盾中活得很累很苦的文人。因為，在這個平庸的世界上，一個特別有才華的文人，第一，很難被社會認同，他也很難認同社會；第二，很難被集體接受，他也很難接受集體。總是處於不被理解、更被誤解的難堪孤獨之中，不光徐渭，所有天才，這是不可逃脫的噩運。因此，西哲有云，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誰教你生錯了時代？其次，誰教你生錯了地方？徐渭是兩者皆錯，結果，倒霉了整整七十三年。
可以想象，徐文長無法見容於這樣一個生存環境之中，他該活得多麼艱難。因受到仇視而憤慨，因受到抵制而躁亢，因受到排斥而卞急，因受到毀謾而狂狷，一天二十四小時，總是處於緊張之中，他不敏感，他不神經質，他不歇斯底里，他不瘋狂，那就怪了。因此，不可能有心思像民間傳說中的他那樣，玩幽默，玩輕鬆，扮演一個逗人哈哈一笑的角色。
此人一生，是充滿著矛盾的一生。這矛盾，固然是激發他創作的動力，同時也是製造他煩惱的根源。
他在《自為墓誌銘》中剖析過自己：
山陰徐渭，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
注意這「兩無得」或「兩不得」的「得」字，對於中國文人來講，這是一場永遠也醒不過來的夢魘。無論過去的文人，還是現今的知識分子，對於「得」，都是非常在意的。螢囊映雪，懸樑刺股，為了什麼呢？就是要「得」。無論如何，對當下的人來說，可得的東西多，能得的途徑也多，為得到而使用的手段格外多。因此，「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可能，「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可能，「暴得大名，浪得虛名」的可能，「空手套白狼」「做無本買賣」「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可能，相比之徐渭那個科舉取士的時代，要多得多。
徐渭只有秀才、舉人、進士一路考下去，按其學問，按其努力，按其才華，按其心志，絕對該得，應得。但上帝從不給人百分之百，你有了文學上的一切，你有了藝術上的一切，對不起，金榜題名，狀元及第，就是沒有你的份兒。
一開始，他意氣風發地從紹興乘船，到省城杭州應省試，信心十足，相當自許，直如探囊取物耳！按他的性格，這大話肯定是吹過的。紹興城裡也都知道這位徐秀才，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憑他的天分，中一舉業，立一旗杆，還不是唾手可得？然而，老天爺故意作梗，此公竟然從二十三歲入場，一直考到四十一歲，無不鎩羽而歸。
讀他自編的《畸譜》，真忍不住為他一哭。
二十三歲，科癸卯，北。
二十六歲，科丙午，北。
二十九歲，己酉科，北。
三十二歲，應壬子科。時督浙學者薛公，諱應旂，閱餘卷，偶第一，得廩科，後北。
三十五歲，乙卯，阮公諱鶚視學，以第二應科，復北。
四十一歲，應辛酉科，復北。自此，祟漸赫赫，予奔應不暇，與科長別矣。
四十四歲，是歲甲子，當科，以故奪，後竟廢考。
陶望齡也嘆息：「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宿命如此，夫復何言？
辛酉這一科，他的上司胡宗憲，一個極有權勢的方面大員，還為他走了後門，關照下去，誰知他犯小人，被人家做了手腳，終於還是名落孫山。嗚呼！應得而不得，想得而不得，誰都以為他該得，結果偏不得，近二十年的科場失敗，與《儒林外史》裡的那個范進，堪相伯仲，遂成為他人生在世的最大心病。這心病，使他狂而為文，在文壇獲得極大成功，也是這心病，使他憤而面世，在人間弄得相當失敗。
所以，我看出來，他為什麼對早他半個世紀的唐伯虎，表現出極大興趣。一方面，唐寅與他同為多面手，書、詩、文、畫，無不高妙；一方面，唐寅也與他同為科場失意，一蹶不振的失敗者。於是，視作知己，一再道及，感佩之狀，溢於言表。在他的詩文中，唐寅出現的頻率，是較高的。有一首《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的題詩，他甚至寫道：
南京解元唐伯虎，
小塗大抹俱高古，
壁中水閣坐何人？
若論游魚應著我。
此公恨不能化為那幅畫中的魚，與這位同命同運的前輩交流，可見其內心活動之一斑。
詩中的「解元」二字，雖是信筆拈來，大有深意存焉！別人這樣稱呼，也許只不過是稱呼而已。而徐渭寫在紙面上，多少是他科舉不得意的情緒宣洩。因為，唐寅考場被斥，只得了個「解元」的虛名，惶恐半生。徐渭多次鄉試碰壁而歸，不過是個做幕教館，鬻字售畫的廣文先生，惺惺相惜，全在下意識中流露了。
更為精彩的，這兩個人的命際遭遇，巧合得類似電視連續劇的上部和下部。
這兩位考場失意，文壇知名。唐被江西的寧王朱宸濠禮聘，入幕為賓；徐應浙江督帥胡宗憲邀請，書記文案。因為官僚好附庸風雅，因為文人好親近權力，這種一拍即合，或者，不拍也合的現象，相當普遍。唐寅聰明，聰明的人不傻，一看朱宸濠存心謀反，趕緊裝瘋賣傻，抽身而去，因而沒有受到這位藩王叛逆的牽連。徐渭執著，執著的人呆愚，上了督府胡宗憲的船，竟不知江湖深淺，渾不曉風浪險惡，當真以為自己是船老大呢？扯蓬搖櫓，拉縴挽舟，結果，差點為之送命。
這就是中國文人的悲哀了。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可謂點準死穴，一語中的。無論標榜清高者，待價而沽者，自居清流者，終南隱居者，甚至如唐伯虎，「閒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者，總得有一個能領到飯票，拿到菜金，吃到公帑，取得錢糧，過去叫衙門，叫官府的所在，或長遠，或短暫地依「附」著，這才不六神無主，這才不惶惶度日。
附，就是附庸、附屬、附著、附靠，主從關係便分曉了。因此，不論是禮聘去的，邀請去的，拿八抬大轎抬去的，應博學鴻詞科自投羅網去的；還是用槍逼著去的，拿刀押著去的，揮著大鞭子抽著去的，戴罪立功連滾帶爬去的……端誰的碗，服誰的管，領誰的錢，看誰的臉，一句話，「附」是中國計程車，中國的文人，中國知識分子，其精神狀態和物質基礎的全部。
除掉商末孤竹國的君長子伯夷、君少子叔齊偏要在周的體制外討生活，在還少見這等孤高耿介之士。兩兄弟拿定主意，「恥不食周粟」，也就是不拿周朝的工資。最後來到山西永濟，在首陽山挖蕨根和薇菜充飢，可不知當地的誰，說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二位採的這些野菜，可也是周朝土地上長的，你們能咽得下去嗎？於是，這兩個想不開的呆子，生生給餓死了。從此，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伯夷、叔齊如此愚不可及的傻瓜蛋了。
你既然是一根毛，你就得找到能夠附著的一塊皮。即使徐渭，也不能例外。為了能在控制江浙軍事大權的司令部裡領一份餉，大師也不得不屈尊俯就，競爭上崗。陶望齡的《徐文長傳》，寫得真實些：
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至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為之。」退具藁進。（胡）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為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盛。
袁宏道的《徐文長傳》，對徐渭謀到這份幕賓差使，則是高調描寫，突出其「戴敝頭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的文人風骨。
文長為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為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客某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譚謔，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
其實，所謂幕賓，說白了，陪著聊天兒的清客，以文字聽差的扈從而已，從徐渭「深惡富貴人」的「縱誕」性格，這份糧秣，是吃不長久的。可是，胡宗憲需要一支好文筆，巴結京師當局，頗善遇他，頗優容他，表現出相當雅量。
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號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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