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望齡《徐文長傳》
於是，一直失意，從未牛皮過的徐渭；一直邊緣化，從未上過檯盤的徐渭；一直科場敗北，從未神氣過的徐渭，有生以來，第一次找到了感覺。尤其軍門權力的威風，比他家鄉的陳年花雕，更為醉人，果然也就暈暈乎乎起來。想象我們這位徐大師，把自己看作督帥府的股肱人物，胡宗憲的心腹體已，拖著胖胖的身軀，扛著碩大的腦袋，往來於越東州府，奔波於剿倭前線，那不遺餘力、鞠躬盡瘁、殫思竭慮、悉心效勞的「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樣子，便不禁想起「小人得志」這個對大師不甚恭敬的成語。
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譚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於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
袁宏道《徐文長傳》
藉宗憲勢，頗橫。
《明史·徐渭傳》
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
陶望齡《徐文長傳》
一為權貴所知，遂侈然不復約束。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
這就是說，大師不見得每時每刻都大師，大師不見得不偶爾比小人還要小人。所以時下那些大師，準大師，忽然之間，很不要臉起來，也就只當看不見罷了。反正那一程子，兩三年間，大師的腦袋，肯定是進了點水，以為自己是胡宗憲的憲兵隊長、偵緝處長，以為自己是英國情報五處的「007」呢，這就不免好笑了。
這個胡宗憲，先附趙文華，通同作奸，陷害同僚；後依嚴嵩父子，密相勾結，貪贓枉法。徐渭，一介草民，未必詳細知悉官場和宮闈中的黑幕，不知不為罪，也不能深怪。但是，與他有知遇之恩的沈煉，卻是因劾嚴氏父子而終被謀害，他不會不知道，也不會不痛心。因為他在《畸譜》的「紀知」一節中，寫道：
沈光祿煉謂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後若干年矣，不見有此人，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
徐渭是個知恩圖報的人，這份賞識他的知遇之情，他是相當感激的。
所以，他寫出「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的《沈青霞先生祠》的榜聯。寫出「兩上書而伏闕，一抗議而廷爭，迨謫邊氓，觸帥臣之所忌，其於宰輔，值舊怒之未平，遂構謀而巧中，遽矯命以伏砧」的《祭沈錦衣文》的史實。然而，也是這一支筆，寫出了令人齒冷的《代（胡宗憲）賀嚴閣老生日啟》。大師的肉麻吹捧，登峰造極，「施澤久而國脈延，積德深而天心悅。三朝耆舊，一代偉人，屹矣山凝，癯然鶴立」，算是把馬屁文章做到了極致。
文人的可憐，為了這塊附著的皮，文人的可恥，也是為了這塊附著的皮。有的人，一時間死不肯低下自以為高貴的頭，一時間又不得不撅起屁股任人鞭策；有的人，一時間神氣活現到天都裝不下他，一時間又不得不垂手侍立聽從差遣；有的人，一時間鐵骨錚錚、慷慨激昂、聲震雲天，一時間又不得不說違心之言，不得不做違心之事。人格和文章分裂，言論與行為悖背，徐渭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們，或多或少，都曾有過這樣的做人體驗。想想，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也就不忍苛責了。
同時代的湯顯祖，不知是否因為這點緣故，始終與他保持著有禮貌的距離？徐文長對湯顯祖的讚賞，最初由詩而起。「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見。」他曾經素昧平生地主動與之聯絡，對這位目空一切的大師來講，實為破天荒之舉。
信是這樣寫的：
某於客所讀《問棘堂集》，自謂平生所未嘗見，便作詩一首以道此懷，藏此久矣。頃值客有道出尊鄉者，遂託以塵，兼呈鄙刻二種，用替傾蓋之談。《問棘》之外，別構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支，將需灑藻。
《與湯義仍》
詩是這樣寫的：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蘭苕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
鼓瑟定應遭客罵，執鞭今始慰生平。
即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座城，
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札報任卿。
信也好，詩也好，充分表現他對湯顯祖的渴慕之意，期待之情。然而，這封不會不送到的信，這首不會不讀到的詩，湯顯祖既無覆函，更不和詩，實在是件令人感到蹊蹺的公案。
王思任評《牡丹亭》時曾經提及：
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稟。」雖為妒語，大覺俯心。則若士曾語盧氏李恆嶠雲：「《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為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
看來，徐渭對湯顯祖，大有「嚶其鳴兮，求其友聲」的熱情，而湯顯祖對徐渭，只是出於職業上的尊敬，不但不願深交，連最起碼的同行來往也沒有。
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說：
青藤自言書一，畫次，文第一，詩次，此欺人耳。吾以為《四聲猿》與草草花卉俱無第二。
清人鄭板橋在《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中說：
憶予幼時，行匣中唯徐天池《四聲猿》，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
這多多少少都能聽出一點弦外之音。
從《萬曆野獲編》，約略能夠看出一絲端倪，沈德符稍晚於湯顯祖，但所記卻是親見親聞。
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義仍，寄詩與訂交，推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餘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詞。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再說，徐渭的《壽嚴嵩詞》，一直為人所垢辱，以天下為己任的湯顯祖，不會不介意的。
這種了無迴音的冷漠態度，對「眼高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皆斥而奴之，恥不為交」的徐文長來說，可想而知，是何等的難堪了。
因此，當嚴世蕃掉了腦袋，嚴分宜回鄉看墳，朱厚熜大發雷霆，胡宗憲瘐斃詔獄之際，我們這位大師，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經濟壓力、遣散後被逮有口難辯的壓力，以及失去保護傘後，群起而攻之的報復壓力，恐怕還包括在文壇上被鄙視、被唾棄的輿論壓力，於是，身心全面崩潰，精神徹底垮臺。按照現代精神病學的論點，極為天才的人，其精神狀態未必就是十分健全的，「慮禍及，遂發狂」。
據徐渭自編《畸譜》：
四十五歲，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歲，易復，殺張下獄，隆慶元年丁卯。
徐渭的「易」病，當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種。否則，他絕不可能像荷蘭畫家凡·高那樣，跟自己的耳朵過不去，用一根大釘子刺進去。而且，因為一下子死不掉，又用棍棒敲擊自己的陰囊，使睪丸碎裂，以促速死。陶望齡是唯一自始至終了解他、關注他的同鄉友人，據他的記載：
引巨錐剚耳，剌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
這樣極其殘忍的、匪夷所思的自殺方法，史所罕見，世所罕見，說句絕對應該掌嘴的話，對大師之卓絕，之堅韌，之狠愎，之非常人所能為的奇行，觸目驚心的同時，也不能不為這位中國文人所創造的非正常死亡方式讚歎。
這位面對死亡毫無懼色的文人多次自殺未果，殺妻坐牢八年「絕穀食十餘歲」；「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也哉」。
然而，生命力頑強的他，在他出獄之後到抱憤而卒的十九年間，是他創作最旺盛、作品最輝煌的時期，凡他筆下傾瀉而出的「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袁宏道語），其才情睿智，其韻語華章，其彩墨精粹，其放談高論，無一不達到了「光芒夜半驚鬼神」（黃宗羲詩）的巔峰狀態。雖然，大師的晚景淒涼，結局很慘，死時「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窮得不能再窮。但是，他所留存下來的詩、文、書、畫，「豈知文章有定價」（黃宗羲詩），成為中國文化遺產中無與倫比的瑰寶。因此，袁宏道大聲吶喊，譽他為「有明一人」。其實，他那摧折不倒、折騰不死、挺挺兀立、敢殺敢砍的精神，對於中國文人的感召啟發意義，千古以來，恐怕也就是徐渭「這一個」罷了。
正是這一個，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的脊樑，中國文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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