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是個有心機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師出無名，因此，必須要將自己扮演成一個興師而來，替天行道的形象。這個解學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賞的，有其可資號召的作用，給他安排工作，編纂他向太祖建議過的這套類書，也就等於昭示天下，他才具有這一脈相承的嫡傳正統身份。
然而，他打心眼兒裡對他有多少尊敬嗎？未必。
後成祖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編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燬。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成祖曰：「爾以無為美耶？食其祿，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宜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後貫遷中允，坐累，死獄中。臨卒嘆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大約從六月十二日晚七點，到十三日早七點，不足十二個小時，解學士的兩面表演，卑鄙得那麼坦然自若，無恥得那麼津津有味，可謂登峰造極矣！這也應了明人焦竑《玉堂叢話》中所說的，此君所信奉的「寧如有瑕玉，不做無瑕石」的人生哲學，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連川劇的「變臉」，也趕不上他的變化之快。儘管如此，我也不想將「小人」這個字眼兒，加諸解縉頭上。因為，他這樣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無可非議；而且，他也沒有拿別人當墊腳石或者當見面禮。
這個極有眼力，極善揣摩，極能體會，極能迎合的解學士，一夜之間，易主而事，成為永樂的首席寵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歷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討厭馬屁，尤其不討厭文人拍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許文人的馬屁，講究一點修辭方式，不至於肉麻得直起雞皮疙瘩，能撫摩得主子更受用些吧？於是，朱棣馬上給這位解學士派下來修《太祖實錄》，修《永樂大典》這樣極體面，極榮耀，也是極需要學問的重大差使。
如果才華橫溢、聰明透頂的解縉，此生只當一個純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會死得那麼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話，「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學成就，也許不亞於歐陽修，沒準後來居上。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情結，說來也是一種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來總不撒手，而且喝起來總是沒夠的。於是，縱使滿腹經綸，縱使才高八斗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後，無不被政治玩，這也是一個規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對這杯苦酒，大致有三種飲法。
一種，聰明一點的，淺嘗輒止，見好便收，急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種，不那麼聰明的，越喝越多，越飲越亂，不能自拔，無法收場。
再一種，覺得自己聰明，其實並不聰明的，進退失據，內外交困，搭上腦袋，血本無歸。
解學士，大概屬於三等，說不定還是等外的，一個成也政治、敗也政治的文人。因為文人玩政治，屬於票友性質，最好淺嘗輒止，當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癮。但是像他這樣聰明、機智、有眼力、善應對的知識分子，要他絕緣政治，疏離官場，告別權力，熄滅慾望，是根本做不到的。
他寫過一首《廬山歌》，可以讀得出他對於龐然大物的客觀世界，所表現出來的自恃和自信，同時，他也流露出對於個人評價上的自大和自戀。
昔年拄玉杖，去看廬山峰。遠山如游龍，半入青天中。四顧無人獨青秀，五老與我同舂容。手弄石上琴，目送天邊鴻。二儀自高下，吳楚分西東。洪濤巨浪拍崖下，波光上與銀河通。吸澗玄猿弄晴影，長松舞鶴號天風。天風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弱流萬里可飛越，因之獻納蓬萊宮。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夢裡尋仙蹤。如今不知何人採此景，樹下一老與我襟裾同。披圖題詩要相贈，氣騰香露秋濛濛。子歸煩語謝五老，幾時白酒再熟來相從。
這首詩中，他把自己擺在和廬山「排排坐、吃果果」的相同位置上，作為文學家，是一種誇張，作為政治家，則是一種狂妄。不過話說回來，這個個子雖矮、膽量卻大的解學士，在政治輪盤賭中，確實具有賭運賭命的勇敢。
就在朱元璋要他「知無不言」時，他丟擲了一封萬言書，直戳其殺人無算上。別人要是斗膽提出，不碎屍萬段才怪，他屁事沒有。
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
就在朱棣重用他，「入直文淵閣，並預機務」，為朱元璋廢宰相的第一任首輔，「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可他文人習氣，吊兒郎當，頗不把永樂太當回事的。
文皇嘗謂解學士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應聲曰：「容易。」文皇不悟，顧謂解曰：「既雲易矣，何久不屬對？」解曰：「適已對矣。」文皇始悟。「色」對「容」，「難」對「易」。上為之大笑。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記》
接下來，解學士又將賭注下在朱高熾身上。可是，戰場上沒有常勝將軍，牌桌上同樣也沒有常贏的賭客，他怎麼可能永操勝券呢？一肚子學問的解縉忘了，三國時期的楊修，怎麼被曹操殺頭的，不就是摻和到曹丕、曹植的繼承遊戲中去嗎？封建社會中的皇位更迭，從來就是伴隨著血雨腥風的難產過程。狗拿耗子，用得著你多管閒事嗎？解縉自不量力地介入朱高熾和朱高煦的奪位之爭，而且捲進如此之深，分明是在找死了。
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丘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曰：「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縉又諫曰：「是啟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寢衰。
《明史》
永樂八年（1410年），他又犯了一個極其愚蠢的錯誤：
縉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縉謁太子而還。
應該聰明，卻是一位笨伯，應該靈敏，卻是一隻呆鳥的解學士，在這第四場博弈中，連連敗績，現在又做出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將身家性命統統搭進去了。
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逮縉下詔獄，拷掠備至。
永樂十三年（1415年）：
錦衣衛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
嗚呼，解縉詩云，「天風吹我不能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悲情。他以為椎心泣血地為統治階層效犬馬之勞，「天風」就不是「吹我不能立」，而是「半入青天中」。但是，對「學而優則仕」的，叫作士，叫作文人，叫作知識分子的整個階層而言，怎麼就不前瞻後顧地想一想，這樣自始至終的幸運兒，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又能找出幾位來呢？
儘管如此，那獨木橋上，仍是千軍萬馬，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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