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學而優則仕」之說出現以後，在中國，數千年來，叫作士，叫作文人，叫作知識分子的階層中的絕大多數人，便以此作為奮鬥目標，矢志不懈，奮鬥終生。產生這麼大的效果，這是濫觴者孔夫子沒想到的。他，還有孟子，還有其他門徒，所構成的儒家學說，也就是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後人實用主義地各取所需，或陽奉陰違，或當作耳旁風；獨這一句，書為敲門磚，敲開為仕門，是他們頭懸樑、錐刺股，寒窗苦讀，全力以赴的事情。
由此，這些向「學而優則仕」目標奮鬥者，心靈深處，對於權力的親和性，對於長官的趨迎性，對於統治階層的依附性，對於在名利場中分一杯羹的競逐性，一代一代遺傳下來，也就是所謂的「溶化在血液中」了。這四性，遂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不教自會的本能。如蛾趨火，如蠅逐臭，那按捺不住的為「仕」情結，既痛苦，又熱烈，既煎熬，又享受，既戰戰兢兢，又作威作福，既不屑為之，又樂此不疲。
但「學而優則仕」，談何容易？這一句話，包含著「學」「優」「仕」三個層次，它們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階梯，而是殘酷無情的，不斷淘汰的過程。由「學」而「優」，猶如螞蟻上樹，能爬到樹頂的「學而優」者，少之又少。由「優」而「仕」，更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掉進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湯雞，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夠過橋的「優則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而明初的解學士縉，應該算是出類拔萃的一個。
《明史》稱他「幼穎敏」，當非虛言，他是少見的「學而優則仕」的極為成功的一個例子。對他來說，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幾乎沒費什麼勁兒，就走完這個過程。其實，中進士，為庶吉士，大有人在，開科取士，當然不會只取他一人，這倒也不稀奇；但是，他能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別垂青、特別關愛，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無第二個。
現在弄不清這位暴君，究竟為什麼，出於什麼心理，對解縉說出如下的話：
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此話一齣，石頭城大驚，這比中了六合彩大獎，還叫人眼紅和羨慕。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製造了多少文字獄，獨對解學士恩渥備至，簡直就是一個歷史之謎。於是，帝王寵遇，朝野側目。中國有無數的讀書人，做過無數魚躍龍門，一舉成名的夢，但夢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很少。他卻是唯一的，將這個會被他人斥之為精神病的夢，變為「甚見愛重，常侍帝前」的現實，真讓一干人羨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因此，可以想象，少年意氣，春風拂面，才子風流，如魚得水，這個政治和文學的雙料明星，在南京城裡，該是如何的出風頭了。
那時，他剛二十歲。
解縉（1369－1415年），字大紳，江西吉水人。在這個人傑地靈的地方，宋代還出過一個大文人歐陽修。我一直忖度在鄉里間即以神童目之的他，是以歐陽修在宋代文壇、政壇的雙輝煌，來定位自己一生目標的。應該說，解縉的勢頭，一上來是頗不示弱，很有氣象的。他在科考、仕途、出身、履歷等方面，直追先賢，不相伯仲。
歐陽做到翰林學士，解也做到翰林學士；歐陽在宋仁宗、宋神宗身邊做過侍讀學士，解在永樂登基後也做過侍讀學士；不過稱謂略有不同，一為龍圖閣大學士，一為右春坊大學士，實質相差無幾。甚至到最後，與帝王相伴的這場政治賭博，其結果也八九不離十，大同小異。歐陽修因反新政，放逐出朝，歸隱山林，這樣，留條命在，有個壽終正寢的下場；解則很不幸，是一個非正常死亡的文人，而且，他的死，是埋在雪堆裡生生凍死的。
我在東北嘗過零下數十度的寒冷，知道冷是什麼滋味。據說，人在凍死的過程中，看到的已不是皚皚的雪，而化為熊熊的火，於是，在無比的煦暖中，笑著走向死亡。我想，解縉笑著死，那樣子，是相當難看的。
這兩位鄉黨，在學問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與宋祁合修的《新唐書》，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種，自然也就有不朽鉅獻的身價。而解縉，他主持編纂的22877卷，11095冊，合計3.7億個漢字的《永樂大典》，儘管散失殆盡，但清代《四庫全書》沒有問世之前，這部史無前例的、極其龐大的類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也是舉世公認，罕見其匹的。
雖然，朱棣派了他的軍師、高參，那位和尚姚廣孝掛帥《永樂大典》，但具體的總編纂重任，是由窮盡經典圖籍、閱遍千古文翰的解縉來承擔。其博學，其睿智，其氣魄，其精力，你不能不欽服；這時，他也不過34歲，你能不向他脫帽致敬嗎？
盛世出書，隔朝修史，這種傳統文化薪火相傳的使命，從來是中國知識分子視作神聖和榮耀的差使。別看中國「學而優」的文人很多，中國有大學問而「優則仕」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皇皇鉅製的帥才，卻很少。數來數去，恐怕也就只是宋之歐陽修、司馬光，明之解縉，清之紀昀等。這以後，清末無，民國無，尤其到了當下，除自吹人吹的「大師」外，少見通古博今之士，淹貫中西之才，實在是很可悲哀的事。於是，再要出什麼套書、類書、史書、整合等大部頭著作，只好由著那些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南郭先生，上躥下跳，浪得虛名了。
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你有什麼辦法？
然而，實事求是地講，解縉比之歐陽修，在文章的名聲、詩詞的成就方面，就差得多了；在文學史的建樹、文學思潮的影響方面，就更為遜色。無論如何，歐陽修矯五代靡頹文風，倡古文運動，和唐代韓愈一樣，「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評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詞歌賦，至今仍弦誦不絕，甚至幾首信筆拈來的小令，也寫得風致嫵媚。
而解學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殘缺的《永樂大典》，他的名篇是什麼，他的代表作是什麼，他的文學主張是什麼，除專門研究者外，大多數中國人，便了無所知了。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了，才高見嫉，不是老天爺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讓你活，縱有三墳五典在胸，錦繡文章在口，出手珠璣，落墨華彩，腦袋一掉，這些才華也隨之成為一抔黃土。
想起這些早早死於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鵑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傷的。
如果，他像歐陽修那樣，活到六十五歲，而不是四十四歲被朱棣殺了，多上近二十載揮斥方遒的文字，也許他的滿腹精華、文學能量，還能多存留一點在世上。所以，我是不贊成那些「憤青」，總是責備文人之軟骨頭，總是責備我為文人（也為我自己）之苟且偷安辯，倡好死不如賴活說。儘管他們一再斥我混賬，看我的文字，氣不打一處來，我也只好抱歉。因為我也看透了這些逞嘴皮之勇的鬥士，笑話別人軟骨頭，笑話別人貪生怕死，自己也並不實行「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頭縮得比烏龜還快。
其實，骨頭想硬何難，一挺脖子，刀光一閃，也就吹燈拔蠟，眼睛一閉，腦袋落地，也就狗屁著涼。這時候，還有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可能嗎？想到這一點，你就得設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
中國人不信上帝，但喜歡造神，這真是很奇怪的民族特性。包括知識界，也難能免俗。隔三岔五，總是要撒泡尿，和點泥，捏兩尊菩薩出來，自己磕頭，還要別人跟著作揖。這種當代「封神榜」像煞有介事的表演，實在夠滑稽的。
解縉明白，死了死了，一死也就什麼都了。當1402年（建文四年），朱棣奪他侄子江山的靖難大軍，於六月十三日，從金川門進入南京城的時候，眼看著就要改朝換代、革故鼎新之際。怎麼辦，我們這位才子，面臨不降即死，不死即降的抉擇時，他一無當烈士的慾望，二無殺身成仁的興趣，一點也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這就對了，雖然，此君於六月十二日晚，已經決定殉國。據《明史·王艮傳》：
燕兵薄京城，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解縉、吳溥與艮、（胡）靖比鄰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相約死殉。
解縉，受過太祖的恩，受過惠文帝的恩，又是文章蓋世的國士，眾人當然以他馬首是瞻。他信誓旦旦：「諸位，我要是苟活下來，將來怎麼有臉去見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軍只要前腳進城，後腳我就頭一個在文廟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這一番擲地有聲的話，說得在場的一個個人，無不慷慨激昂、義憤填膺，表示共同赴死的決心。
等到解縉、王艮、胡靖相繼離開吳溥家後，吳溥的小兒子吳與弼，年紀尚小，不諳世事，讚歎地說：「胡叔能有這一份忠君效死的勇氣，真是了不起啊！」吳溥對他兒子說：「你先別這樣斷言，他殉死的可能不大。依我看，也許只有你王叔，沒準會走這一步。」
這時，比鄰而居的胡靖，對他家人大呼小叫：「你們快出去看看，亂糟糟的，趕緊把豬欄的門關緊，小心偷豬賊。」聽到這裡，吳溥看他兒子一眼，苦笑地說：「一頭豬都這樣顧惜，更捨不得一條命了。」而在此時，住得不遠的王艮家，卻傳來了舉家的號啕哭聲。原來，他從吳溥家告辭回去，獨自關在書房裡，喝下早準備的毒酒。等家人發現時，他已經倒地不起了。
金戈鐵馬、荷槍實彈的北軍，湧在金川門通往皇宮的石板路上，老百姓對進城的大軍，避之唯恐不及。獨有一個矮小身材的人影，正快步往燕軍大營走去。解縉本想到文廟去自縊的，走著走著，改變主意，決定投奔燕王。軍士把他帶到司令部，朱棣立刻接見這個請求進謁的才子，在重臣方孝孺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況下，能得到受知於太祖的解縉，也就相當滿足。而且他還引薦了一批原惠文帝方面的二三流文臣。
成祖大喜。明日薦胡靖，召至，叩頭謝，李貫亦迎附。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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