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大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歐陽修作為大師的第一成績：糾偏當時文學積弊，創造一代新的文風。《宋史》認為他的功績可與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相比擬，「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作為大師的第二成績：他發現了一大批如蘇東坡這樣的文學精英，使他們脫穎而出，造成宋代文學的輝煌。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那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一筆，予以充分肯定的。
看來，發生在1058年的這次開封城裡的小小學潮，不過是考生們起鬨而已，倒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對歐陽修改革文風的一次抗議。他們落榜了，走上街頭，攔住了他的馬，包圍著他吵吵鬧鬧，連警察也沒有辦法制止。這位老先生並不因此而遷就，而改變初衷。該支援者絕不惜力，不該支援者哪怕鬧事也絕不苟同。梅堯臣詩裡提到的曾子固，即曾鞏，也是受到歐陽修關注過的。《宋史》說曾鞏：
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過他，得以受到歐陽修的教益。《宋史》的《曾鞏傳》和《王安石傳》裡都記載有這段：
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意，遂與之異。
安石少好讀書……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
他的作品集中，有許多與這些年輕文友們的唱和、交遊、思念、酬應的詩篇。歐陽修曾被他的政敵指斥，說他有朋黨之嫌。他立即著《朋黨論》，毫不掩飾他與同道者的親密關係。「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凡大師，其學術成就，其文化貢獻，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總是能夠像電光雷鳴一樣，產生巨大影響，在歷史的一頁上留下濃墨鑄成的銘記，永不磨滅，這才是胡適所說的「大成績」。作章句儒，做老鵰蟲，拾人牙慧，雞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師的。至於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紙上的冰山，厚似城牆的臉皮，吹牛皮不上稅，與「大師」二字更相差十萬八千里了。
1056年，已經頭角崢嶸的蘇東坡方二十二歲，他的弟弟小他三歲，比之現在那些後生代的作家，還要年輕些。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則偏向晚熟。且不說外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都在未長鬍子以前，就寫出了傳誦一時的名篇，僅以中國的李賀為例，孩提時，就寫出《高軒過》一詩，令韓愈吃驚。李長吉死時才三十出頭，可他在唐代詩壇的重要位置，已經牢固地奠定，為公認的大家。大概如今時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歲，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頭銜者，不算稀奇。過了而立之年，還稱之為新生代，或後生代作家者，也屬正常。以此類推，蘇東坡就該是兒童團作家，李賀只能算幼兒園作家。我想，造成這樣的現象，有許多因素。但缺乏像歐陽修這樣獎掖後進，發現新人的大師級人物，恐怕是相當重要的原因。韓愈就了不起，他聽說李賀那小孩子有才華，親自登門。後來，李賀考試，因避父諱，取消報考機會。韓愈專門寫了文章說明諱無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這些大師的關懷，李賀的稟賦才得以發揮出來，成為詩中鬼才吧！
所以韓愈說「不怕沒有千里馬，而怕沒有伯樂」，這句話是有道理的。當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硬是沒有伯樂出現，或出現了他也不幹伯樂的事，盡去沽名釣譽，盡去風花雪月，盡去撈一官半職，那也只能無可奈何，就靠千里馬自己去馳騁了。但千萬別碰上一位非伯樂，卻裝作伯樂的傢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那就該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樂，如歐陽修者，在讀到蘇軾的文章以後，給梅聖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說：
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
一個在文壇扛鼎的大人物，會為一個年輕作家的出現，高興到甘願為他讓路，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還能找出類似的第二人嗎？
宋人朱弁在他的筆記《曲洧舊聞》裡提到：
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輩類若此。一日，與其子論文，及坡公，嘆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
從這裡，我們更看到他那寬大的心懷，深情的期勉，以及對於年輕人成功的喜悅。若是能得這樣大師的惠澤，豈不也是一種難得的幸福！
大師的預見沒有錯，朱弁接著寫道：
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蘇軾文字），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讀坡詩，便自覺氣索。
蘇東坡在北宋文壇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時，雖然他一次坐牢，兩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調動，最後充軍到海南島，一生之中，始終與提攜過他的前輩歐陽修一樣，接棒的蘇軾，也是以扶持年輕人為己任的。身體力行，盡最大力量去發現、支援、援助、提攜文壇新人，在《宋史》中，這樣的例子，簡直俯拾皆是。
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策文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
《黃庭堅傳》
十七歲從父官至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
其弟晁詠才，少有異材，晁補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
《晁補之傳》
見蘇軾于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及死，軾聞之嘆曰：「少遊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
《秦觀傳》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邵博的《聞見錄》裡所說的一則故事。
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君喜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爾。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師的胸懷，大師的關愛，從這一席話中，千年以後的讀書寫作的人，也能體會到大師的體貼和溫馨。聯想到時下那些「大師」，凡諛己者皆榮寵之，凡異己者皆糞土之，踏破門檻者為高足，不去磕頭者為叛逆，無所謂是非，也不辨真偽，只以個人好惡而定愛憎。而真正的大師，永遠是旗幟鮮明地支援應該支援的文壇新秀。也許他並不喜歡他，如歐陽修之對王安石，後來兩個人甚至成為政敵，但不因此改變他對王安石文學才華的看法。因為大師有這樣足夠的自信。
其實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創作狀態緊密相關的。任何一個作家，都有其創作的始創期、鼎盛期、衰微期三個階段。一旦到了寫不出，即使寫出也寫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願意看到別人好過自己，更不願意看到小字輩超越自己，這種類似婦女更年期的折騰現象，也是許多作家難以逃脫的病態。所以，你千萬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聽，「您是屬於三者中的哪一期？」因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處於良好的狀態之中。歷史上，只有一位作家，甘於承認自己不靈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實坦白。所以，有「江郎才盡」這成語，除此以外，我們沒聽過有張郎、李郎、王郎、趙郎才盡這一說，都認為自己的才華如不盡長江，滾滾而來。
實際並非如此，作家與世間萬物一樣，有其新陳代謝的規律，會衰老的。雖然這種老化現象與年齡並無一定的關係，有些高壽的作家，照樣才華洋溢，筆力雄健；有些年紀尚輕的作家，也可能中氣不足，未老先衰。問題就在於想寫和能寫，寫得出與寫得好，並非依主觀意志而定。歐陽修的避路精神，我們為之大聲喝彩的同時，也看到他的自信，唯其自信，敢於避路，讓出一頭地。而有些前輩，唯其不自信，才對年輕人，橫挑鼻子豎挑眼。歐陽修雖然說，三十年後，我就沒戲了，但實際上他到今天還是有戲。
現在，還有這樣樂於助人，特別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師嗎？當然有，這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文人的人梯精神、團隊意識，自會薪火相傳，香火不絕的。但在正如太史公「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所言的特別強調物質的社會里，此風縱存，大概為數也不多了。而像歐、蘇如此摩頂放踵，不遺餘力為文壇新進推波助瀾的大師，幾乎看不大到了。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古代的大師似乎要想得開，所以，他們不怎麼忙，因而有時間為文學發展，培養新人，做一些事情。至於身後，歐陽修頂多也就是和梅堯臣約定，我死了以後你給我寫墓誌銘而已。蘇東坡連這一點甚至沒有想到，他死後的紀傳，只好由其弟蘇轍編撰了。
想想也真是感到遺憾，由於歐陽修處於朝廷政治鬥爭的漩渦中，蘇東坡處於流放坐牢的顛沛生涯裡，這兩位大師竟沒工夫，也沒有想到，應該去衙門辦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權，永遠不予拆遷，以供後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沒有蘇軾的故居，在江西永豐也找不到歐陽修祖屋之類。這當然令對這些真正大師的崇敬者，多少有點惋惜。眉山的一處公園裡，尚有一座東坡先生的塑像，永豐那裡的六一居士的遺址，早就蕩然無存。轉而一想，沒有故居留存下來，影響他們的偉大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環滁皆山也」的醉翁亭，「畢竟西湖六月中」的蘇堤，不比一處兩處故居，更具有文學價值嗎？
寫到這裡，不禁生出一種杞人憂天的思慮：要是把所有活著的大師或準大師或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師的故居，都保留下來的話，活人還有立錐之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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