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乎兮若江河！」
《列子·湯問》
這則「高山流水」的典故，用來形容知音之賞識和知音之難遇。
中國文人的最大毛病，從來不是「嚶其鳴兮」地「求其友聲」。凡寫了一點作品，凡有了一點聲望的作家詩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誨人不倦」，要「指點眾生」，要「揮斥方遒」，而「好為人師」。
這班進入大師狀態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門兒之粗，脾氣之長，毛病之多，遂構成當代文學的一道風景線。反觀前賢，能不感慨良多嘛！
大師，是極尊崇的稱呼，最早見《史記·儒林列傳》：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看來，大師情結，可謂古今通病矣！
前人對於濫稱大師，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裡說到大清朝時的情況，言詞中就頗有些不敬的口吻：
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弦誦闃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儼然坐皋比，稱大師矣！
民國初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裡說：「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發現出來。」由此可見，在胡適眼裡，學者和大師不能畫等號，沒有「大成績」，而只是中成績、小成績，學者也不能稱大師。所以，文壇上那些自封的大師，人封的大師，多少有些「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裡說過「發亮的東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針見血之語。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師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這個「師」字，則分量尤其重。
我記得舊時家家戶戶供奉香火的神龕上，就有寫著「天地君親師」字樣的牌位。這「師」，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聖先師，中至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各類學問的大師，下至為你啟蒙、教你識字的老師。凡師，本來就應該包含扶持、提攜、培養、薰陶後來人的意思在內。近讀《宋史》，為歐陽修和蘇東坡同道相助，獎掖後進的精神所感動，於是，體會到中國文學的進展，正是全賴這樣的大師的播種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壇的輝煌局面。因此，要說到「大師」二字，只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才是名副其實的。
《宋史》載歐陽修：
獎引後進，如恐不用，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蘇軾，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遊其聲譽，謂必顯於世。
載蘇東坡：
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
像這樣的大師，庶幾乎不辜負這一個「師」字了。孔夫子所以成為百代素王，就因為他擁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形成了一門儒學。什麼樣的「師」，帶出什麼樣的「生」，然後，一群什麼樣的「生」，又對中國文化上做出什麼樣的貢獻，這才夠資格稱為大師。
歐、蘇所在的趙宋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實際上只擁有半壁江山的弱勢政權，但在文化和文學的成就上，絲毫不遜色於前朝的盛唐氣象。人們耳熟能詳的唐宋八大家，所謂「韓柳歐蘇」等，這兩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壇一下子出現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局面，絕非阮籍登廣武所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的只會搞一些形式主義的，只不過是過眼煙雲的假繁榮，而是一個真正輝煌的、在歷史上留得下來的文學高峰期。
9世紀中期，歐陽修算得上是位頂尖的領銜人物了。
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接他棒的蘇東坡，小他二十九歲，則是9世紀後期的文壇主將，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裡讚歎道：
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文哉！
如此反覆論說其有功於斯文，看來真是發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壇，先是歐陽修與他周圍的作家，後是蘇東坡與他同道的文友，構成了兩個極佳的文學方陣。但蘇東坡在文學途程起點階段，若無歐陽修這樣的「師」，蘇軾這樣的「生」，也許未必如此順利在文壇立足了。所以，按舊時風習，「師」之對於「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以後，雖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師生知識的傳承關係，擔負人類進化的重任，正是有師有生，代代相傳，才構成世界文化的歷史長河。
歐陽修「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早已文聲卓著，聞名遐邇。可蘇東坡還在四川老家待著，雖然他二十歲的時候，由眉山至成都，當地名流「一見待以國士」，但對偌大中國來說，盆地終究有其侷限性，儘管蘇軾才俊不可一世，但不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師賞薦之外，其成長過程似乎有個隱隱的規律在，那就是必須出夔門，方成大器。
談及這個話題，可舉出不少例證。其一，即蘇軾，一齣蜀則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內計程車子，開口不談蘇而覺氣索。其二，即司馬相如，當他在西京時何其了得，長門一怨而天下知，后妃們都給他送紅包，求其詞賦，文采之飛揚，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條街上，與卓文君合開一家小鋪子，整日坐在燙酒的炭爐旁，欣賞太太的美麗，從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應，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許不無道理。
蘇洵也許意識到，也許並非完全自覺地，只有走出盆地，方能顯現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尋找到認識並重視他們才華的大師，至死也是坐井觀天罷了。於是，至和、嘉祐年間，領著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離開家鄉四川眉山，乘舟東下，過三峽，出夔門，到了北宋的京師汴梁應試。「三蘇」立刻被當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注意到了。
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
由於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推薦，而且上達天聽，連宋仁宗都認為朝廷得人。於是，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製造了一次「轟動效應」。開封城裡，立刻掀起了一陣「三蘇」旋風。一時間，文人為文，都模仿他們的風格。
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
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屬。
這是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的梅堯臣，所寫的《送曾子固蘇軾》詩。「三蘇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這位老詩人興奮不已。然而，他筆下所寫的「光輝」，正是由於歐陽修大力提攜、推薦、遊說、鼓吹，蘇洵與其兩子，軾、轍，才得以大展抱負，否則，也不是沒有可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歷史上那種「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嫌」的懷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屢屢發生過嘛！所以，發現真正有才華的人，並使其充分發揮能量，也就是所謂的慧眼識人，這才是大師的「師」，應該盡到的責任。所以，大師的偉大，除了偉大在自身的文學成就上，還偉大在知人、識人、發現人、培養人的堪為人師的這一點。
9世紀中期，歐陽修是位公推的文壇領袖，那時候沒有什麼選舉之類，也用不著拉票，也無須乎搞種種小動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師輩的作家，更講究靠作品說話，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學以外。而時下那些奔名逐利於文壇者，組織吹捧，花錢買好，央人鼓掌，自吹自擂，忙得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結果如何呢？不過是《伊索寓言》所嘲諷的那隻狐狸，儘管披了一張獅子的皮，也並不等於就是森林之王。
歐陽修被「天下翕然師尊之」的崇敬，是因為他「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後一句，若譯成現代語言，歐陽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創作實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為大師，憑真貨色、真本事、真學問、真文章，才在文壇上產生一呼百應的凝聚力。歐陽修也不是無原則地支援一切，歐陽修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主張，和他一以貫之的做人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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