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戒菸者，有戒酒者，當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於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說。
然而戒詩，則似是聞所未聞。詩是天籟，詩是靈感，詩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昇華，詩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現出來的音樂，為什麼要戒呢？豈非太荒唐了嗎？
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中，獨獨有這樣一個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蘇軾。這位大詩人，就因為吃了他自己寫的詩的苦頭，他的家人，他的老前輩文彥博，都奉勸他戒詩，不要再為詩惹無妄之災了。他在《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中寫：
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
句下自注：
邦直屢以此為戒。
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畫竹的文與可，得知他從開封到杭州來做官，送了他一首詩，其中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句，也是提醒他切莫作詩了。由此可以看到蘇軾的朋友們，都不願他再為詩而身陷縲紲了。
據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一載：
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系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以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言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這是北宋熙寧三年（1070年）間事。大概是最早向蘇東坡提出來戒詩、戒文、戒言的有心人。蘇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然而，這最初的勸告，對他雖有驚悚的效果，但好像他並未引以為訓。到了北宋熙寧五年（1072年），據劉克莊回憶，有一位叫梁師孟的蘇軾的摯友：
勸坡戒言語時，詩禍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御史獄，坡聰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獨先知之，可謂見遠察微之士矣。
由此可知，一下子會有這麼許多朋友、家人，一起來勸蘇軾戒詩，連同戒文章、戒語言，肯定事出有因的。
中國有文字獄的歷史，卻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勁兒做這種事情。但蘇東坡這次入獄，雖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邊的人不放過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親，還在為他大說好話。這和莎士比亞時代的宮廷審查官，對他的劇本挑剔備至一樣，甚至在被槍斃了的劇本手稿上，寫上「小心自己腦袋」諸如此類警告他的話。與宋神宗相似，伊麗莎白女王和繼位的詹姆士一世，對這位劇作家倒相當寬容，優禮有加，那位來自蘇格蘭的瘸腿國王，還曾因《麥克白》的成功演出，給了他三十英鎊賞金。那時的英鎊，可比今天值錢多了。最後，宋神宗還是沒有按照御史的意見殺蘇東坡的頭，而是從輕發落，把他謫放黃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蕩的事。如果這位皇上一時糊塗，對臣下上報的處置意見，隨隨便便畫了個圈的話，那我們今天，就怕讀不到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了。
回憶這一段多少有點類似的東西方歷史事實，是饒有興味的。應該看到，英國的這兩位君主，是有相當藝術修養的。伊麗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鑑賞力很高的女人，像《溫莎的風流娘兒們》這出喜劇，某種程度上說，是她啟迪莎士比亞寫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會威脅殺頭的宮廷審查官，就是一群飯桶了。而堅持變法的宋神宗，也是個比較有頭腦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這個案子由御史處理改由內廷更親信的人責辦，這才使蘇東坡成為文學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虧南宋的陸游，還有一位朋九萬，因為當時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門，從開封逃到臨安，好多官方檔案資料散落人間，他得以從內檔中，整理出版了一本「烏臺詩案」，使我們知道這宗迫害大師的史實。這書中收錄了蘇軾被捕入獄的全部檔案，包括審訊記錄、口供和所謂的詩文證據。從中也看到那些反對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權，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發起勁兒。但唯其腦細胞缺乏，才有種種低劣的發難、愚蠢的中傷、笨拙的攻訐和沒有多少水平的責詞。他們興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詩中的兩句話「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和其他一些敘述民眾苦難的詩，以及奏章裡的隻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兒去，控他一個大逆不道。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有什麼罪比反對皇帝的罪還大呢？別看這些人智商極低，但在關鍵時刻整人，並一下子上綱到極限，又顯得很有天才。「龍就是陛下您啊，蟄龍，就是惡毒攻擊陛下您已經入土為安了呀……」這時，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滿腔義憤，還要有眼淚鼻涕和滿臉忠誠。所以，無限上綱和隱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牽強附會過去，便是所有低能兒，用來打倒對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國歷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質上，要高於他朝。趙姓皇帝對於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馬光、文彥博、歐陽修、曾鞏、梅聖俞，包括王安石和蘇軾的弟弟蘇轍，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詩文大家。在中國當皇帝的幾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級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級的南唐中宗和後主，應該是懂得作家和創作規律的皇帝，但他們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樣給作家這麼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請出來當他的當朝宰相，這在別朝別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沒有，不過絕大多數是當個消閒解悶兒的玩意兒罷了，不會在政治上多麼重用的。南朝的謝靈運就是一個例子，皇帝對他親近，不過是閒時想同他談談詩文而已，但謝詩人卻想染指權力，給他一個官當又不好好幹，結果，皇上一不開心，就把他給殺了。所以，像宋朝這樣起用文人，在政治上的信任，在工作上的支援，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罕見的文化現象，確實是值得研究的。
這位宋神宗，接英宗位後，一方面，支援新派王安石的變法，很想發奮圖強一番，來扭轉積弱之勢；另一方面，也很欣賞保守派蘇軾的才華，表明了一個皇帝的文化品位，決定了他對待作家和作品的態度。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不是眉毛、鬍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個小報告，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趙頊每次讀到蘇軾奏章的文采處，便對臣下讚不絕口，而讀到他反映民間疾苦的詞章，連吃飯都不香的。
他當然不能相信這個詩人會反對朝廷，用詩文來誹謗他。但是，現在控制朝政大權的那些官員，很害怕蘇軾從地方回到開封的中央政府裡來做事。只要他回來，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礙他們的仕途，也許外調，也許落職，使他們存在這樣的危機感，必然要抱成團地置蘇軾於死地了。於是，告他反對皇帝，便是讓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計，這也是歷來一部分文人求諸最高權力來收拾同行，簡直可以說是無師自通的絕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圍，一旦有一批這樣的小人，而且他們又聯合起來，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勢力。他們「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凌厲攻勢，竟使得宋神宗也無法不按照他們的意見，把蘇軾抓起來押解京師審問。曾參的母親，聽到有人告訴她兒子殺人的資訊，一次，不信，二次，還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紡車上坐不住了。趙頊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因為被重複灌輸的資訊，而改變觀點的，至此，能不將信就疑嗎？
蘇軾在寫給這位文彥博的一封信裡，說起過他家人對他寫詩而受牽連的恨絕心情，讀來令人心酸：
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遺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
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寫詩：「你可別再寫詩了，拜託你了！」要他戒掉寫詩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寫詩，哪會來抄家呢？」看起來，「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無非一是收集罪證，二是掠奪財富，三是打倒威風。對蘇東坡這個一介書生來講，一無油水二無威權，不過想從他的詩文裡，再多找些證據，可置他於死地罷了。
社會公眾對於天才，從來就是兩途，一種是希望他成為巨人，一種則是努力把他踐踏，化為烏有，而無其他。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審判的時候，杭州城裡的老百姓，專門為他做了一場法事，禱祝平安。當他關在牢房裡，獄卒敢替他把寫好的詩，偷偷傳遞出來，可見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陰暗的日子裡，也不會孤獨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加之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動用全部花花腸子，想出一切辦法，費盡吃奶力氣，來整蘇東坡的話，也不是所有同行都會跟他站在一條戰線雪上加霜的。甘心為狗的作家，為虎作倀的作家，不是沒有，但這種敗類在作家隊伍中終屬少數，大部分作家的良知，還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斷，他也許會沉默，但絕不苟從，更不會阿附。
幾百年後，我們重讀歐陽修《與梅聖俞書》中「取讀軾（即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這幾句話，是多麼讓人感動啊！從這裡我們不但看到前輩的禮讓之情，愛重之心，擊節讚賞之意，而且，還看到一種保護精神。前輩司馬光在蘇軾出守錢塘，臨行來向老先生辭行的時候，說：
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
這番叮嚀，言外之意，勸他別再為詩惹禍了，難道不是愛護他嗎？另一位資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彥博，同樣勸他戒詩，雖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無非讓他以後在詩文裡，切記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這些政治家，久經宦海，深知蘇軾的對手，抓不住他別的把柄，自然要從他的詩文中找碴兒挑毛病，置他於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納，無所不用其極的文化小人，出於對才華的嫉妒，出於對巨人的畏懼，也出於一種職業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非常人所能防範的卑汙手段。而對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從字裡行間，望文生義，找出破綻，然後，牽強附會，無限上綱。在封建社會里，罵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從這裡向蘇軾開刀了。
由於這些無恥文人，更多是不學無術之徒，他們深知要在藝術上和大師較量出一個高低的話，是很費力氣的。不如用告密的辦法來得快捷，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頭根子，或者在奏摺裡誣陷一筆，或者遞一份無頭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麼的，或者說裡通外國，與番邦來往，有間諜之嫌，等等。於是，對手給抓起來，關起來，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嗎？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找碴兒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機會，簡直比比皆是。從古至今有幾個文學家是關在自己的象牙之塔裡，對世事不聞不問呢？尤其蘇東坡是位十分關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辦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詩相慶》裡寫過：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因此，從一個正直作家的作品裡，找到他們認為反動的東西，還不容易嗎？只要他們想找的話。
尤其當時那場變法鬥爭，蘇軾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那麼，在「烏臺」裡坐著的那些御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結王安石的一幫小人，自然更要加緊收拾這位大詩人了。如今，他們咬住了這首詠古柏的詩定罪，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告他一個影射和惡毒攻擊了。那不罪該萬死？蘇軾即使渾身長嘴，也難以辯解。而且所有這類文字獄，從來都是檢察官兼法官，被告只有等待宣判的權利。看來上綱上線這一招，發明權也不是後來人的專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綱已經上到了皇帝這兒，除了皇帝說話，蘇軾也就只有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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