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慶曆進士，任淮南判官，知鄞縣，歷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點。嘉祐三年（1058年）入為度支判官，上萬言書，要求「改易更革」。任直集賢院，知制誥。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1069年），拜參知政事，力主「變風俗，立法度」，為年輕而極想有為的神宗所接受。於是實行變法，設定三司條例司，以呂惠卿主其事。熙寧三年（1070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後推行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法。用王韶發動熙河之役，取得對西夏作戰勝利。熙寧五年（1072年），永樂之役復大敗於西夏。又改革科舉，整頓學校，訓釋《詩》《書》《周禮》為《三經新義》，遭到司馬光、文彥博、呂誨、呂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對。他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進行反駁。由於新法在推廣應用過程中，粗糙行事、強迫命令、與民爭利、引發騷動，遂出現市場凋敝、商業萎縮、百姓出走、農田拋荒等現象。加之無良官吏，苛稅牟利，無恥小人，從中魚肉，以致民眾不堪新法之擾，有逃亡者，有自傷者，有背井離鄉者，形成強大的反對聲浪。曹太后（宋仁宗皇后，即慈聖太后）、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即宣仁太后，神宗生母），出面干預，神宗動搖。熙寧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罷相出知江寧府。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復相。熙寧九年（1076年）十月，再次罷相，退居江寧半山園。死後，先封舒國公，後改荊國公，所以又稱「王荊公」。
在中國歷史上，再無比他更能引發爭議，而褒貶不一的人物了。對其評價，從南宋以後，至元代編《宋史》，評價一路直下；而從民國以後，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神，醜化者差不多將他描畫為鬼，如此各走極端，強烈反差到天淵之別，是極為罕見的現象。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傳統史書的影響，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導致北宋敗亡，而他死硬不改為「拗相公」形象，一直是民間相當主流的觀點。
宋人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也是歷來為王安石辯誣正名的專家、權威、名流、教授最深惡痛絕的書籍。其中某些名列廊廟的扛鼎人物，對於邵伯溫這本小冊子，那不可容忍的切齒之恨，那口出不遜的罵詈之聲，簡直到了好笑的程度，實在有失學者風度。
邵伯溫活了七十八歲，這一輩子可未得安生。早年趕上王安石變法，中年經歷元祐黨爭，晚年又遭到靖康之禍，南渡以後，衰邁年暮，回顧以往，不勝唏噓，遂有寫作此書之志。他說：
伯溫蚤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得前言往行為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為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
看來，這不過是他個人的一部回憶錄，自然也是他自己所經所歷、所感所想的人生總結。因此，後人沒有理由要求他必須寫成一部準確無訛的正史，而他也沒有義務扮演毫無個人色彩的史官角色。他說得很清楚，由於他父親邵雍的緣故，他得以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富弼相過從，那時，他才十二三歲，「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因此，前輩身影，先賢言行，時事世故，宦海浮沉，便是他這部回憶錄的主要內容。由於他「聞見日博，而尤熟於當世之務」，不可能不涉及熙寧變法，元祐黨爭，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其父，以及諸位前輩的影響，而持反對變法的立場，隨後又因入黨籍遭到迫害。據說，凡入黨入碑者，連開封的城門都不準進，他遂成為一個王安石的鐵桿兒反對派，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本來，知其人，讀其書，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是讀書人應有之義。但邵伯溫這部書厲害的是，在他筆下是悉為難能可貴的第一手材料，便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竟能起到左右歷史的作用。以致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脫脫的《元史》，涉及王安石變法的史料，也多沿用此書的說法和見解，一字千鈞，遂為定論，這也是那些為王安石辯誣正名者最為惱火的事。說到底，邵伯溫只是盡後死者之責，記錄下他所知道的事實，不過是一家之言罷了。你信即是，你不信即不是，與邵伯溫無關。
但值得人們玩味的是，為什麼他的這本小冊子，竟成為一段信史？因為與當時對這場大失敗進行尋根究底的大趨勢合拍。北宋滅亡以後，痛定思痛的中國人（自然也包括那些沒有話語權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思考我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從河洛中原的世居故土，來到長江以南的水鄉澤國，或走投無路，流離失所，或依人籬下，羈旅江湖？於是，從亡國之恨推溯上去，必然就是靖康之恥；而靖康之恥，又是趙佶、蔡京貽禍中外的結果；而蔡京和童貫之流得以肆虐天下，又與元祐黨爭正人被斥、好人被逐、壞人當道、小人得勢是分不開的；接著繼續上推，元祐黨爭正反兩面貼燒餅式的惡鬥，又是熙寧變法中支援與反對雙方較量的延續；再往上，還有什麼好找的，我相信南宋當時大部分臣民，會一致得出結論，國難家禍之源，皆因王安石的強推新法而起。誰的心裡都明擺著一本賬，從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澶淵之盟起，至宋仁宗，至宋英宗，至熙寧三年（1070年）宋神宗實施變法止，六十六年的太平日子；而推行新法，世亂便隨之而來，不唯王安石是問，還有其他發洩怨恨的渠道嗎？
宋欽宗時的國子祭酒楊時的奏章中所述，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了。他說：
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
這對王安石來說，當然是不公平的，變法，宋亂，而後亡，不變法，宋也亂，而後同樣會亡。邵伯溫此書當著於楊時的奏章以後，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宋亡之過在於安石，但他話裡話外，卻是有這層意思的，否則他就覺得有負後死者之責的內疚了。在這本書裡，固然他說了王安石的長處，如好學不倦，廉潔勤政，不近女色，兄弟友于，但也認為他偏執、奸詐，是一個「外示樸野，中懷狡詐」的人物，對其「變亂祖宗法度」「禍害國家」「勸人主用兵」「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的批判，與楊時持相同看法，是毋庸諱言的。但這部書能留存下來，成為解讀那一段歷史的重要資料，一是它第一手的史料價值，二是它符合了人心民意。我想這也是簇擁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的追隨者，以及他退出歷史舞臺後的那些精神上的黨羽，沒有什麼史料記載得以存世的緣故。從至今尚能讀到的蔡絛之《鐵圍山叢談》來看，證明這類書不是沒有，而是曾經有過，不過，統統湮沒無聞。
老百姓雖然永遠是無聲的一群，然而他們的唾棄，卻是最可怕的懲罰。
在這部書裡，邵伯溫說到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其精彩的論斷，通常不大為人提及而忽略，或以為是老生常談而一筆帶過。其實，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凡著意變法改革者，都是必須慎之又慎，三思而後行事的大問題。
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寫文章，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資谷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荊公之法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
行之一邑則可，行之天下不可，這就是必須摸著石頭過河的道理所在。
二
在被王安石辯誣者視為「惡意虛構」和「無恥讕言」的《邵氏聞見錄》中，有一則關於蘇東坡被王安石排擠出開封，繼又遭遇詩獄的記載，大概接近於歷史的真實：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輒間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為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
這裡提到的呂惠卿、李定，還有曾布、章惇、舒亶、鄧綰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援者，無論在當時或是後代，都被視作聲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雖然，近年來經過不斷地漂白、不斷地洗刷，諸如呂惠卿的出賣告密，諸如李定的匿喪不報，諸如鄧綰「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當之」，都有了新的說法。看來，元人所編的《宋史》，囿於南宋士大夫對於熙寧變法的成見，受到反映民眾心理的話本《拗相公》的影響，因而將其中部分人物納入書末的《奸臣傳》中，也許將來重新編寫北宋這段歷史的時候，有可能恢復歷史本來面貌。
其實，現在把王安石重新定位於歷史偉人的時候，連同他的這些僱傭軍也一一扶上尊位，實在是一種徒勞的努力。因為王安石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抱著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高瞻遠矚，縱橫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律己甚嚴，廉潔奉公。王安石與他們只有工作的上下級關係，而不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從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從事這項偉大事業的。王安石未嘗不希望司馬光、韓琦共襄盛舉，未嘗不盼著蘇軾、蘇轍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與謀，這就是這位偉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劇了。那好，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於是，他不得不在幹部的物色選擇上，捨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連他兩個親弟弟都棄他而去，可以想見當他兒子王雱，唯一支援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對他是多麼大的打擊了。
因此，他與他的助手和支援者的關係，說白了，就是老闆和夥計。他們所以投奔王安石，因為他們在司馬光、韓琦、富弼、呂誨、歐陽修那些資深政治家眼中，怎麼能有蘇氏兄弟那樣的前景呢！所以，當這些王安石的僱傭軍有條件實施反攻倒算的時候，拿蘇軾祭刀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林語堂說過，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調任途經南京，與王安石見面時，是有過交鋒的：
王安石失敗之後，蘇東坡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爭，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此不足以為藉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寧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成立用以偵察批評朝政者的特務機構。
林語堂還寫到了王安石對於蘇東坡公開反對新政，而給予的報復，那是這位詩人平生第一次差點吃官司的細節：
蘇東坡（因反對變法，三次給神宗）上書以後（這是頗讓王安石不開心的事情，不過，因為蘇東坡職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寧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間，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這觸怒了王安石（這當然是一次對他權威的公開挑釁），蘇東坡立遭罷黜。
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送其父靈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併購買傢俱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伕、兵卒、儀官蒐集資料。
後來查無實據，此案遂告寢息。但誰都知道，謝的發難，與王的授意分不開。在宋人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中，亦載有此事。
景溫與王安石聯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無所得。
卷二百十四紀
謝景溫天資奸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丁憂返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體量，事皆無實。
卷四百二十一紀
謂范鎮舉蘇軾為諫官，御史知雜事謝景溫以謗語力排之，事不實，士論薄之。
《太平治跡統類》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
軾有外弟，與之不葉，安石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發也。會舉諫官，范鎮以軾應詔，謝景溫恐軾為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
卷二十五《蘇軾立朝大槩》
政壇的事，官場的事，這種鉤心鬥角，機關算盡，都是屬於司空見慣的正常活動。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絕對不蹚渾水，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還是將這位官不算大，文章聲名卻比他響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師。看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邊，沒有少給這位政敵，加油添醋，造謠生事。
司馬光奏對垂拱殿，上謂：「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稿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鹽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之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
《長編》卷二百十四紀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蘇軾還是到杭州為太守去了。不過躲過初一，沒躲過十五，烏臺裡坐著的御史，王安石提拔起來的爪牙，又將他拘押在大牢裡。
在神宗強烈支援下，王安石變法諸多措施，終於一一齣臺。他大概沒料到輿論大譁，天下大亂。因為他作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這是當時和後來所公認的。但從來沒有一位研究他的學者，認為他是具有行政能力，具有管理經驗，具有靈活機智，應變圓通，能夠從容進退，周旋迴轉。他連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談其他？這樣一位高智商而低能力的學者型幹部，適合做領導者的智庫，出謀劃策，可以，運籌帷幄，則不行。不要說北宋時期的那種因循保守的政治體制，也不要說北宋時期那種顢頇臃腫的官僚架構，更不要說幾乎不跟大宋王朝的老百姓打一聲招呼，簡直讓人嚇一個跟頭的改革大計，像雷陣雨似的傾盆而來。
老子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是經不起像烙餅似的翻來覆去。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來，連小鮮那樣還保持著一條魚的形狀都說不上，只能說是即將散架，還沒有馬上散架的，快要箍不住的一隻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採取小修小補的保守療法，而是大卸八塊，這隻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先生充滿自信，伸出兩隻手，對神宗皇帝講：「你看，每個手有五根手指，從理論上講，一下子按住十個跳蚤是絕對有可能的。」這是笑話，然而也是熙寧二年的真實。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覺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會贊成王安石這樣的改革。
你是在進行改革，而不是在進行革命。革命允許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對派敢齜牙，只要手裡有槍桿子，二話不說，馬上擺平。這隻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隻新桶，這就叫革命。而這隻桶再壞再破，也不能一腳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顏悅色，就得和風細雨，就得由點而面，由區域性而全體，潤物無聲地細緻工作。沒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紮實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這樣的冒失行事，不失敗才怪？
有論者說，他是一隻叫得太早的公雞。其實，說準確點，他是一隻想自己下蛋的公雞，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三
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從玉蘭花的綻放開始的。這一天，光緒正式頒佈《明定國是詔》，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的「戊戌變法」正式出籠。康有為顯然考慮過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教訓，很大程度上在於遭到保守派的抵制。於是，他對光緒建議：
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唯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唯漸擢小臣。彼守舊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復無失位之懼，則怨謗自息矣！
急於改革的光緒皇帝，第一個行動就是廢科舉八股。當時，維新派第二號人物梁啟超，對此舉動興奮得不能自已，說：
海內有志之士讀詔書皆酌酒相慶，以為去千年愚民之弊，為維新第一大事也。
問題在於清光緒犯了宋神宗的同一個錯誤，從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發出一道道詔書，下令各地方推行學堂、商務、鐵路、礦務……短短三個月，其頒發的新政諭旨，比神宗還要神宗，達二百八十多件。結果，頤和園內那棵開得稍晚一點的辛夷，也就是紫色的玉蘭花，還未落盡，在滿地花瓣的頤和園的漪瀾堂裡，老佛爺像捏死一個臭蟲似的，使這場百日維新，胎死腹中。雖然，她是主刀者，但她身後卻是絕對不許觸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組成的銅牆鐵壁。
改革派有時想得十分單純，以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樣，大旱之望虹霓一樣期盼著他們舉起義旗，來挽救這隻已成破木桶似的政權。孰料朝廷內外，舉國上下，擁護者甚少，反對者甚眾。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光緒只有一位太后，而神宗卻有好幾位太后。這位理想主義者，列寧譽之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卻沒有任何高招可以應對女流之輩。老太太們一流眼淚，王安石只好捲鋪蓋走人。
變法之初，得到神宗絕對信任的王安石，意氣風發，確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來估計到可能的反撲。所以，有一位叫範縝的大臣，上書反對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可以想見他那怒不可遏的樣子。有一個叫作呂陶的官員：
其初應制科，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安石讀卷，神色頓沮，神宗使馮京竟讀，稱其有理。而卒為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
可以想象王安石彼時氣急敗壞的樣子。接著，他又犯了一連串策略性的錯誤，樹敵過多，全面出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不爭取盟軍和友軍的支援，也不放下身段去說服那些不同意見者，甚至下手打擊其實完全不必打擊的反對者，聽不得任何相反的聲音。
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範縝，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
結果，如劉述、程頤、劉摯、劉琦等御史，如範純仁、李常、孫愈等諫官，如歐陽修、富弼、文彥博、曾公亮等名臣，也都被王安石排擠出朝。這樣一個人皆為敵的刺蝟型的人物，要能混得下去，豈非咄咄怪事？
後來的事實證明，保守派也非鐵板一塊，當司馬光復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時候，蘇軾並不認同這種絕對的做法，曾與之爭辯，新法該去者去之，可不去者留之，可去可不去者也不必一筆勾銷，擇其善而去其惡，為此與司馬光爭辯，而獲罪於當局。現在，回過頭去看蘇軾在熙寧二年《上神宗皇帝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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