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法，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諮。
重點放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並非全部否定變法，只是新法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皆不與治同道」，過於與民爭利，層層盤剝，法令峻急，求速傷民，從老百姓身受其害這個角度，而持有異議罷了。
據宋人王栐《燕翼詒謀錄》，可見實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
上散青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而蠱惑之。
本來，春季借給農戶的小額低息貸款，秋後還款付息，農民國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無可非議的事情。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卻變成誆騙農民的一個局。譬如《保甲法》，老百姓為了逃避攤派的軍費和被抓壯丁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多起自殘事件；再譬如《保馬法》，分戶領養軍馬，平時自用，戰時軍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為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但是，當時大半江山都在長江流域一帶，根本不適合馬的生存，而把馬養瘦了，養病了，或者養死了，飼馬戶便要受到責罰。諸多事實證明，蘇軾才三次上書神宗，亟論此法之弊。
詔收還司馬光樞密副使告敕，仍舊職。先是上欲光置兩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
《長鑑拾補》
看他在神宗面前嚼的這頓舌頭，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絕對容不得反對派；第三，把所有可能爭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對立面，勢必要成為孤家寡人。我想，「拗相公」的「拗」，顯然是從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維易走極端而來。我始終相信，想將蘇東坡送上斷頭臺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為他的《上神宗皇帝書》，不完全因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輕，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幹掉的噁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脫。從這裡看到，他尤其在意蘇軾，一舉一動，全在眼中。因為蘇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間，惺惺相惜者少，相輕相嫉者多。如果僅僅是文友的話，也許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緊張，現在這兩個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敵，那就如同荒野裡兩條狼相遇，必有一場較量發生。
因為蘇東坡的詩詞歌賦，甚至為皇帝擬的詔書文告、道德文章，都要勝王安石一籌。清人袁枚在《隨園詩話》裡說：
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為人拗強乖張。
就衝王之矯揉造作，蘇之坦蕩率真，兩種性格上的差異，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實際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蘇東坡根本不把他當回事的調侃。但衝他起勁兒反對的那些政敵，如司馬光，如歐陽修，如蘇軾，都是在文學上有建樹的大手筆。我又不禁政治大義之外的小人心胸。因為文人，通常不能寬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無疑義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還是存在某些質素上的差別，因此，藉助於非文學的手段，將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王安石未發跡時，《上歐陽永叔書》之二中寫道：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
接著讀《宋史》，知道曾鞏曾經將王安石介紹給歐陽修，歐「為之延譽」，王才漸漸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牽線人拋到一邊。再後，青雲直上的他，連曾經鼓吹他的歐陽修，也要排擠出政壇，斷情絕義。這就頗令時人為之不齒了。
這期間有人建議應該留下這位有經驗的政治家，王安石卻說：
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
於是把歐陽修逐出開封，回安徽滁縣去築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後是文學家；蘇相反，第一是文學家，第二才是政治家。政治家允許自己無恥，而文學家至多允許自己風流。
王安石最後終於悽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顧他為相八年，權勢達到頂點，也只是把所有他的政敵，統統逐出開封而已，說到底，還是他是個文學家的緣故。而作為一流文學家的蘇東坡，確實風流倜儻一輩子，作為二流政治家的蘇東坡，也「為小人忌惡擠排」了一輩子。
還是那部《邵氏聞見錄》，說到他們兩人在金陵相見的情景。
子瞻曰：「某欲有言與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
他以為蘇還放不下元豐二年（1079年）被關進大獄，他的那些黨羽李定、舒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但蘇子瞻並不計較個人恩怨，而是說：
「某所言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興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洩其言耳。介甫又曰：「人須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敗的蘇對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雖空間有限，但時間無窮，政治總是短期性的，而文學則長在不敗，表面上的蘇敗了，精神上的蘇並不敗。顯赫過的王對蘇就看不大透，雖然眼前這個手下敗將，曾經將他扳倒過，時過境遷，竟連一點贏的感覺，也找不到，顯得拘謹而慼慼，惶惶而不安。看來，清人王夫之著《宋論》一書，在神宗的這一章，將王安石定位在「小人」這一格上，也許不是誅心之論。
四
據宋人陳善《捫蝨新話》：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乃出知洪州，頗多悔恨，棲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
據宋人李昌齡的《樂善錄》，也說過：
王韶晚年頻悔取熙河事。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五年、六年，王韶在王安石的支援下，發動了這場與西夏的熙河之戰，獲勝，拓邊兩千餘里。因此造就了王韶，更膨脹了王安石，由此而鼓動起動武狂熱，導致元豐四年（1081年）的靈州之戰，宋軍遭到慘重的損失，接下來，元豐五年的永樂之戰，西征宋軍基本覆滅。熙河之役的獲勝捷報傳來，宋神宗親自解下龍袍的玉帶，賞賜給這位「大軍事家」王安石；但輕啟兵端，小勝以後的大敗，卻是這位將領永遠也不能釋懷的懊悔，多少將士死在了那乾旱無水的沙漠孤城啊！
一則宋人筆記，洪邁的《夷堅志》裡講了這樣一個神怪故事，讀來令人不勝恐怖：
王厚，韶長子，位至節度使。一日家集，菜碟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案上。眾皆愕然。厚怒，悉取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
而王韶之死，更怪異，死於疽，疽腐爛到洞見肺腑，那就更離奇了。
王韶是一位優秀的將領，若生在漢、唐，是大有可為的。而生在弱宋，你就不得不考慮收復這塊失地之後，如何守得住？那些桀頑不遜的吐蕃、西夏異族，如何管得住？你出其不意地打贏了第一回合，在以後的交手中，你還能屢試不爽嗎？整個國家不給力，主張動武者王韶也好，慫恿動武者王安石也好，縱使三頭六臂，也是回天乏術的。
王夫之在《宋論》裡說：
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為奇策而聽之。誠奇矣。唯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御強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
接著，這位史學家批判王安石：
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
王韶也許至死都未明白，他的熙河之役，只不過給王安石解圍而已。神宗熙寧四年、五年、六年，正是王安石實施新法，遭遇強大阻力之際，他需要進行一場冒險的戰爭，勝了，證明他一切的一切是對的，敗了，也怪不得他，如同推廣新法所引起的抵抗，全歸罪於朝野上下反對派徹頭徹尾的不合作上。
然而，王夫之卻斷然結論王安石是個「妄人」，何謂「妄人」？說白了，就是囂張到不進油醬的得志小人。
王夫之對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有著精彩的分析：
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
為，就是做，就是行動，所謂「聽其言，觀其行」，怎麼為，怎麼做，才是最重要的觀察指標。他認為：君子做事情，一、有絕不可做的事情；二、沒有絕對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則不同了，在他們看來，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達目的，誓不罷手；二、而且沒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麼都敢幹，什麼都不在乎，什麼後果都不在話下。這就是說，君子有能夠約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堅決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當道得志的話，他們就無顧忌，無制約，無法度，無規矩，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哪怕是不可做，不該乾的，也敢去做去幹。
也許因為王船山是太重要的史學家，這個著實不客氣的結論問世之後，三百多年，沒有一位為王安石辯誣者出來質疑或者反對過。
一個有分量的人說了一句有分量的話，儘管事實並非完全如此，王安石最後被醜化，應該說，很多皆為過甚之詞，不足為憑。但駁詰的異議終於被這位大師的盛名遠譽，給蓋住了。
中國文人要是神化起一個人來，塗抹脂粉不夠，還要遍體貼金，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這其中，以梁啟超嘴巴最大，調門最高，言詞之誇張，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1908年，梁啟超著文讚美王安石：
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
梁啟超所以如此推崇王安石，為堯、舜、禹之後的唯一完人，一是引為改良派的志同道合之榮，二是同為失敗者惺惺相惜之親，三、應該說是大人物心裡不甘寂寞的自況。這位飲冰室主在提醒各位，別忘了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史稱「戊戌變法」的一百天裡，他和康有為，或康有為和他，在光緒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與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說一不二的架勢，是畫等號的。因此，王安石有多偉大，他就有多偉大。而王安石被鼓吹得多麼了不起，他也水漲船高跟著了不起。歷史的最深刻之處，就是不厭其煩地讓人類犯同樣的錯誤，上一個人挖坑，掉了進去，下一個人接著挖坑，仍舊掉了進去，第三個人、第四個人繼續如此，這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被光緒視為「國師」的康、梁二位維新派領袖，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行走」的維新派，譚嗣同、康廣仁、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等人，其雷厲風行，其迫不及待，以光緒的名義發出一道道詔書，連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自愧不如。這幾位新貴，暴得權力，浪得大名，就忘乎所以，就不知自己吃幾碗乾飯。維新派腦袋一熱，不但忘了可能的友軍洋務派，也忘了退縮到頤和園裡，圍著老太太轉的保守派。其行事之急峻，處置之倉促，決策之輕易，政令之草率，以致詔書頻出，一日數通，國策廢舉，莫衷一是。與王安石和他的變法大本營三司條例司，不停地頒佈變法措施，不停地製造社會混亂，簡直就是一對暹羅雙胞胎。如此肆無忌憚、毫無顧忌的大動作，實際上也是將自己推上宣武門外菜市口的斷頭臺。
王安石這個政治人物，在宋以後，一直延至清末，從來是作為一個負面形象出現在歷史讀物裡面，也是差不多是所有普通中國人心目中的共同觀感。雖然，王夫之也說過「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與用不用王安石沒有什麼關係，北宋王朝的最後滅亡，是一種必然趨勢。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內，所推出一系列的讓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諸如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經義、保甲、免役、保馬……還不包括輕啟邊釁，動兵打仗，收復失地，進行軍事活動。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都不敢一個早晨起來，立刻實施全面徹底的變革，馬上進行簡直是顛覆性的劇變，並要求立竿見影，永珍更新。
因此，我們在評斷一個歷史人物時，不能就其動機之善良，願望之真誠，初衷之美好，言辭之動聽，而做出他偉大或者了不起的結論，而是看其實踐，觀其結果，察其後效，視看其對於歷史所起到的推進作用，才能得出比較實事求是的準確看法。即使最偉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處。何況，王安石離偉大尚遠，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王夫之對他的定位，還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姑且不論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為群眾接受，其推廣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引數，其實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認知可能，其組織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實效治理，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就匆忙地在數年間，簡直來不及地頒佈全國，強制推行。這對積弱的北宋政權來說，猶如沉痾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經禁受不起峻急的藥石、劇烈的手術，越是折騰得厲害，越是不停地為之開腸破肚、切肺換腎、割胃易心、搭橋支架，這個王朝也就滅亡得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為小人，無可辭也。安石之所必為者，以桑弘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為是，斥之為非而不服。其必不可為者，起大獄以報睚眥之怨也，辱老成而獎遊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舍宅為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乃安石則皆為之矣。抑豈不知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汙塗哉？有所必為，骨疆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荊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迨及一躓，而萎縮以沉淪，其必然者矣。
接下來，王夫之談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強推新法之敗因：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為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於上，不見信於友，不見德於民，則牽身以退，而自樂於天。唯是學而趨入於異端，行而沉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迴，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為小人，非苛責之矣。
王安石之敗，就在於他不明白改革是一個緩慢漸進、徐圖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水滴石穿的過程，也是一個面對最頑固、最保守、最害怕變化的小農經濟，需要說服和示範，需要等待和耐心的過程。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來推動社會變化的。通常，我們對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話便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就是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暴力的因素，強迫的因素，專政的因素，武裝的因素，是少不了的。但改革，雖然也不是請客吃飯，但對被改革的普通群眾而言，得不到實惠，嘗不到甜頭，也就是王夫之所說「人猶以為疑」，那就「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
在王夫之看來，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強行變法，屬於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為。
中國歷史上的維新、變法、改良、改革，從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譚嗣同止，未獲成功的原因，非常複雜，但重要一條，這些領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國才能和足夠的人格魅力，坐而論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所以，一個個挖坑不止，明知是坑，也往裡跳，精於謀劃的張居正如此，亂來一氣的王安石尤如此，至於康梁，那就更不足道哉，所以，王比張的政治壽命更短。幾年之內，把宋朝搞得一團糟以後，回南京賦閒去了。
南宋的朱熹感慨系之：
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而安石乃汲汲於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財利兵革為先，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滋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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