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六賊之首」蔡京，北宋會死得晚些。
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之六載：
有士大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做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為不能做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蔥絲者也。」
這個蔡太師，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他畫好，詩好，字好，文章好。當然，誤國殃民，貪贓枉法，竊弄權柄，恣為奸利，也是「好」得不得了。好到極點，遂走向反面。北宋王朝的徽宗趙佶，在位25年，經他「四上四下」的輔佐，最後，亡國了事。
我們在《水滸傳》，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遺事》這三部古典白話小說裡，讀到了他。一般來講，歷史人物應該在史籍中存在著，一旦進入口述文學的話本範疇，被說話人予以演義，而且是三部書異口同聲地以他為主角，那麼，此人倘不是極好，便是極壞。這一點，只有明朝的嚴嵩，堪與比擬。明萬曆年間，好幾出戲曲，如《丹心照》《鳴鳳記》《一捧雪》《萬花樓》，都以嚴氏父子為戲劇主角的形象出現，與蔡京所受到的待遇相似。一個，包括他的兒子蔡攸，成為平話醜類，一個，包括他的兒子嚴世蕃，成為舞臺壞蛋，說明這班遭到萬民痛恨的人物，口誅之，筆伐之，猶不足以洩憤，於是，搬上舞臺，演出書場，當活靶子讓眾人唾棄。
中國歷史上，凡權奸，無不鉅貪，蔡如此，嚴亦如此，其實漢朝的梁冀，唐朝的元載，清朝的和珅，也是此等貨色。不過，梁冀，紈絝惡少，元載，稍解文墨，和珅，略知詩文，這幫貨色，權，唯恐攬得不大，錢，唯恐撈得不多，惡，唯恐做得不甚，罪，唯恐犯得不重，雖然在禍國殃民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脈相通的。但是，應該承認，蔡、嚴這兩位，一有文學才華，一具藝術稟賦。嚴嵩的詩，一部《鈐山堂集》，寫得相當出色，而蔡京的詩、書、畫，則尤為精絕，遠高嚴嵩一頭。尤其他的字，無論古今，無不以「冠絕一時」「鮮有儔匹」「無人出其右者」對其評價。宋代書法，習慣稱「蘇、黃、米、蔡」，因為蔡太臭了，這個蔡，遂改為蔡襄。
在中國歷史上，作為文人，能夠像蔡京，像嚴嵩，把皇帝玩得團團轉，不是皇帝把他們耍了，而是他們把皇帝耍了，當數著這兩位大師了。嚴嵩耍嘉靖二十多年後，嘉靖終於還是將他拋棄了，蔡京耍徽宗一輩子，徽宗始終未覺悟，這又顯出蔡太師的非凡高明。一般來講，當文人遭遇帝王，不幸者多，幸者少。而蔡和嚴，則是幸中之幸，絕無僅有的幸運兒，這是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所以，名列頂級害蟲的排行榜，成為綁在恥辱柱上的罪人的這兩位，千古以來，受到譴責和批判的同時，都少不了拉出他們的主子陪綁。
蔡京的故事尤其多一點，這個曾經擁有天大的權力，曾經貪下天大的財產，曾經陪著那個混賬帝王宋徽宗，將北宋王朝玩兒到亡國的，壞得不能再壞的敗類，最後的下場，卻是誰也無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餓死了，這樣的一個離奇情節，著實匪夷所思。與羅大經這則隨筆所述及的，其侈靡豪富、其窮奢極欲，其享盡榮華富貴的一生，反差之強烈，對比之懸殊，令人咋舌。
這真讓人不得不信世間確有「因果報應」這一說了。
如果廚娘所言為實，可想而知，太師府的廚房裡，有縷蔥絲者，那也必有剝蒜頭者、摘韭菜者、切生薑者的各色人等，是毫無疑問的了。連料理佐料這般粗活兒，都如此專業化分工，以此類推，紅案白案，酒水小吃，鍋碗瓢勺，油鹽醬醋，更不知該有多少廚師、幫手、採買、雜工，在圍著他的這張嘴轉。即使當下一個五星級大飯店的餐飲部門，也未必細到連縷蔥絲都專人負責。由此可見，這位歷史上數得著的權奸，也是歷史上數得著的鉅貪，在其當朝柄政，權傾天下，為非作惡，喪心病狂之際，那腐敗墮落，淫奢糜爛的程度，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一般來講，害蟲的出現，不奇怪，封建社會是一人說了算的官僚政權，是毫無監督的專制統治，從來就是滋生貪官汙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蟲出現，還得要有一個縱容、支援、包庇，給他們撐開保護傘的最高統治者。沒有皇帝撐腰，無論梁冀、元載、蔡京、嚴嵩，還是和珅，不可能一手遮天、囂張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趙佶。而說到昏君宋徽宗，斷不了牽扯奸臣蔡太師。他倆像一根線拴兩隻蚱蜢，難拆難分，誰也蹦不開誰。
蔡京（1047－1126年），福建仙遊人，字元長，他是中國封建王朝中任期最長的宰輔，四起四落，一直做到他七十七歲，最後一次致仕，其頭腦處於失靈狀態，其兩眼處於失明狀態，其雙耳處於失聰狀態，其腿腳處於失控狀態，基本上接近於植物人。他的皇上，那個可以說是比蔡京更嚴重的，全方位處於失心狀態的趙佶，還百分之一千地倚重他、信賴他。「哪怕讓您兒子做具體事，您把握大局，朕就能絕對放心了。」所以，這個攬權誤國的「粉面奸臣」，得以成為徽宗朝「六賊」之首，得以將北宋王朝塞進棺材裡，不能不說也是趙佶的「功勞」。一個完蛋的皇帝，找了一個壞蛋的首相，這就是北宋王朝落幕之前的最簡單的概括。
蔡京是王安石的鐵桿兒，他的紹述就是紹王安石之述，兼以挾私報復，無所不用其極。「元祐更化」時，他力挺保守派司馬光廢免役法，獲重用，紹聖初，又力挺變法派章惇變行免役法，繼續獲重用，首鼠兩端，投機倒把，是個機會主義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聲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適宦官童貫搜尋書畫珍奇南下，蔡京變著法兒籠絡這位內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從此，趙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藥一樣，言出必從，計無不售。從此，無論蔡京如何排除異己，排斥忠良，竊弄權柄，恣為奸利，宋徽宗總是寵信有加，不以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風潮掀起，宋徽宗雖然迫於情勢，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撫平民意，但總是很快地官復原職。從他登基的崇寧元年（1102年），任蔡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年）罷其官爵止，二十多年裡，趙佶四次罷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後，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蹣跚，趙佶還倚重這個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大觀元年（1107年），他的老鄉，官居太廟齋郎的莆田人方軫，上書劾他的《論蔡京疏》，當時，可謂轟動朝野，他雖為此付出沉痛的代價，在嶺南受罪近二十年，但對蔡京罪惡之聲討，最為揭底。雖然方軫行文稍有言過其實之處，作者的感情介入，也就不可能字斟句酌，後人也沒有權力要求其嚴謹準確。然而，你要是一個宋朝人，在鐵蹄壓境、國亡家破之際，在貪瀆穢亂、不可救藥之時，你會對這篇討伐的文字，說聲「不」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人有許許多多的毛病和缺點，但痛恨敗家子，痛恨賣國賊，是千古一致的。
臣軫謹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如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上以不孝夾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天下。交通閹寺，納結宮禁，蠧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師臣監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不便於天心，舉動必斂於民怨。尚書省元豐所造，京惡其地不利宰相，盡命毀之，是欲利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京建四輔群，屯兵數十萬，遣門人為四輔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密諷兗州父老詣闕請登封，意在為京留守，乘輿一動，投閒竊發，呼吸群助，不知宗廟何所依倚乎？又建方田法欲擾百姓，而鹽法朝行夕改，鈔為故紙，鹽為棄物，號泣籲天，赴自縊者不知幾千萬人！元符末年，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自見者無日無之。京分四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又遣子攸日與陛下游戲，唯以花木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也。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護寸祿不敢言。顛倒紀綱，恣意妄作，自古人臣之奸者，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者。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
大觀三年（1110年）太學生陳朝老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奧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製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疏一齣，士人爭相傳寫，以為實錄。而御史張克公論「蔡京輔政，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蠧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曰祝聖而修塔，以壯之山；託言灌水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群之惡」，列其不軌不忠之事，凡數十宗。
趙佶為什麼免了他，又召還，貶了他，又復職，就是這個引導消費新潮流的蔡京，對這個輕浮、輕薄、輕佻、輕骨頭皇帝，有著寵媚入心、麻痺入骨的誘惑力。在故宮博物院的珍藏品中，有一幅《聽琴圖》，是趙佶的自畫像，他坐在樹下彈琴，有點諸葛亮唱《空城計》的架勢。聽眾有兩位，一位灰衣人，帶個小僮，一個紅衣人，正襟危坐。據說，這就是蔡京，在那兒裝孫子，表示被音樂陶醉，魂夢不知所依的樣子。畫的上方，還有「臣蔡京謹題」的一首詩，其中兩句，「仰窺低審含情客，似聽無弦一弄中」，雅得那麼俗，可又俗得那麼雅。帝將相入畫，相為帝題詩，這文人丞相，這文人皇帝，真如暹羅雙胞胎那樣，珠聯璧合，臭味相投。
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說白了，就是有錢該花，不花白不花，貴為天子，不花就是傻瓜。有一次，趙佶宴請，說不敢用玉器餐具，怕擔奢華的議論。蔡京說：「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盞，皆石晉時物，持以誇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做一小臺才數尺，上封者甚眾，朕甚畏其言。」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就在這樣一呼一應的狼狽為奸下，北宋的一點家底，就統統折騰光了。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民不聊生，而蔡京卻以稷、契、周公、召公自居，接下來，花無數的銀子，用無數的人工，動手人間絕無、世上僅有的艮嶽園林工程。如今在北京北海公園、頤和園中的太湖石，很多都是北宋首都開封艮嶽園林的遺物，系金軍攻陷汴京後而擄至北方的。
任何一位領導人，輕信失察、用人不當的事，難免發生。看錯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矇蔽，作錯誤決策，把處理品當優等貨，把三類苗當好莊稼，把偽君子當正派人，把野心家當接班者，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於四，一錯再錯，錯上加錯，實在是不可救藥得很。
一個好皇帝，碰上一個不好的宰相，國家也許不會出問題，一個不好的皇帝，碰上一個好宰相，國家也許同樣不會出問題；但一個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個不好的宰相，那這個國家就必出問題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趙佶手裡，也是亡在這個不好的宰相手裡。
北方的金兵，鋪天蓋地而來，趙佶遜位了，當太上皇，讓他兒子趙桓，也就是欽宗，登基接位。彈劾蔡京的章奏，如雪片飛來。其中以孫覿的上疏，最為深刻全面。
自古書傳所記，鉅奸老惡，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欺，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為唇齒，唯恐失去憑依，故營護壅蔽，既去複用，京益蹇然。自謂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兇焰益張，復出為惡。倡導邊隙，挑撥兵端，連起大獄，報及睚眥。怨氣充塞，上幹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偏野，白骨如山，人心攜貳，天下解體，敵人乘虛鼓行，如入無人之境。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
這份參奏的物件，與其說是蔡京，毋寧說是趙佶。
宋徽宗作為文人，詩詞一流，繪畫一流，連他的書法，所創造出來的「瘦金體」，也是一流。作為皇帝，卻是末流，而且是末中的末流。因為中國老百姓，不需要一個會畫畫、會寫詩、會彈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個不給老百姓製造災難的統治者，所以，民間文學對這位亡國之君，口碑從來不佳。
《水滸傳》第二回，有一段介紹，說趙佶：
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般不愛。琴棋書畫，儒釋道教，無所不通，踢球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
那時，趙佶還在他的潛邸裡做端王，再混賬，再敗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牽涉他個人而已。何況他是王子，一個有著太多條件，足可以優哉遊哉的花花公子，他為什麼不享受，不快活？再說，宮廷中最為忌諱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為帝位候選人的成員，千萬不能表現出來那種不安於位、躍躍欲試的情緒，弄不好，會招來殺身之禍。因此，趙佶潛心於文學藝術領域，多方涉獵，興趣廣泛，探索追求，學有所成，是他聰明的抉擇。因此，他寫詩、作畫、學道、性放縱，浪漫得過頭，風流得過分，我們沒有理由苛責他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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