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貞元十八年（802年）五月，時值初夏，風光明媚，初露頭角的韓愈，作華山遊。
那年，他三十五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好年紀，何況剛剛拿到太學裡的四門博士委任狀，情致當然很好。雖然四門博士，約相當於今天的研究員，在冠蓋滿京華的長安，屬較低職位，不為人待見。正如時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標出「一級作家」字樣，會有人因此將他，或她，當作一盤菜嗎？不過，京師官員的身份，對一個苦熬多年的文士來說，也算討到一個正果。做一名公務員，唐時和現時差不多，在有保障這一點上，總是值得欣慰的事。
他從唐貞元二年（786年），來到京師應試。那是當時的全國統考，要比當下的高考難上十倍，他用六年工夫，一連考了三次，都以名落孫山告終。直到唐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應試，老天保佑，得中進士。隨後，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謀官。因為中了進士，不等於就可以到衙門做事，還要參加遴選官員的考試，考上以後，成為公務員，方可留京或外放。唐代的科舉，一方面要有學問，一方面要靠關係，後者比前者，甚至更重要些。韓愈是個弱勢考生，一無門第背景，二無要人薦舉，不過他有性格倔強的一面，相信自己本事，三次參加吏部博學鴻詞科會試，結果三次撲空。不認輸的韓愈，接著上書宰相，陳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足堪大用，求其擢拔，不知是宰相太忙，還是信未送達，寫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看來命也運也，難以強求，失望之餘，退而求其次，便設法到地方上，謀一份餬口的差使。
正好，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赴任，需要人手，他投奔而去，在其手下任觀察推官。後來，董晉病故，他又轉到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屬下任節度推官，不久，張建封也病故了。不走運的韓愈連一個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也幹不成，只好回到洛陽賦閒。總而言之，從貞元二年到貞元十八年，他有一首《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的詩，其中一句「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讀來十分辛酸。不過，文學講誇張，詩歌講比興，難免浮泛的成分，可信，也不能全信，韓愈的日子不算好過，確是事實。所以，韓愈一生，怕窮是出了名的，一篇《送窮文》，大談窮鬼之道。
元人王若虛諷刺過他：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
退之不忍須臾之窮。
韓愈發達以後，很會摟錢，漸漸富有，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唐人劉禹錫這樣形容他「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稿酬之高，駭人聽聞，但有了錢的他，為人也好，為文也好，仍舊哭窮不止。
現在，已查不到他怎麼謀到四門博士這位置的，但可以查到「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欲率其徒伏闕下，請愈為博士」這樣一條花邊新聞。看來，他有群眾，他有聲勢，甚至還有輿論支援，說明他頗具能量，挺能折騰，竟然蠱惑國子監的師生一眾，聚集紫禁城下，伏闕示威，要挾最高行政當局，必讓德高望重的韓先生來教誨我們，不然我們就罷課罷教。「學運」從來是領導人頭疼的事，也許因此，韓愈得以到太學裡任四門博士一職。這說明十六年他漂在長安，混得不錯。窮歸窮，詩歸詩，苦歸苦，文歸文，聲望日高，人氣頗盛。否則，眾多太學生也不會成為他的鐵桿兒粉絲。
一個有才華的文人，不使勁兒折騰是出不了頭的。韓愈一生，證明了這條真理。話說回來，你沒有什麼才華，或者，有點子才華也不大，還是不宜大折騰，因為要折騰出笑話來的。同樣，你確有才華，確有本事，你要不折騰，對不起，你就窩囊一輩子吧！凡既得利益者，因為害怕失去，無不保守求穩，循規蹈矩，努力壓住後來者腦袋，不讓他們出頭；凡未得利益者，因為沒有什麼好失去的，無不劍走偏鋒，創新出奇，想盡辦法，使出吃奶的勁兒，踢開擋道者，搬開絆腳石。看來韓愈成功的「葵花寶典」，奧秘就在於他始終以先鋒、新潮、鬥士的姿態出現有關。
應該說，要想在文壇立定腳跟，要想在文學界發揚光大，第一領先，走前一步；第二創新，與人不同；第三折騰，敢想敢幹，這是生死攸關的說不上是秘訣的秘訣。哪怕用膝蓋思索，用腳後跟思索，也該明白，延續前人的衣缽，前人的影子會永遠罩住你；跳出前人的老路，沒準能夠開闢自己的蹊徑。一個人，即使對自己的親生父母，也不會甘心一輩子扮演乖寶寶的角色，何況有頭腦、有思想、有天賦，因此不安於位的文人呢？所以，一個青年作家，若總唯唯諾諾於文學大師，點頭哈腰於資深前輩，鞠躬如儀於理論權威，燒香拜佛於文學官員，絕對不會有出息的。不敢說「不」，不敢逆反，跟著一幫文學木乃伊走下去，結果成一具文學殭屍，那是必然死定了的事情。
在韓愈之前，有一個叫陳子昂，字伯玉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職，頗受武則天賞識，授麟臺正字（相當於國務秘書）。因他見解睿智，能力出色，敢出奇牌，行為獨特，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關過他又放了他，曾擢至右拾遺、官四品，高抬重用，也曾一抹到底解職歸鄉，將他拋棄。最終，詩人竟遭到一個小小縣令構陷，瘐斃獄中，死時只四十多歲，實在令人惋惜。當初，他從四川射洪來到長安為官，這個慷慨任俠、風流倜儻的文人，很快成為那些活躍的，時代的，風頭的，逆反的，非殭屍型同行的核心人物。長安很大，比現在的西安大十倍，沒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實行戒嚴，這一夥兒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廝混在他身邊。陳子昂不甚有錢，但敢花錢，這與韓愈有錢還哭窮正好相反，經常邀朋聚友，高談闊論，文學派對，座無虛席，或評彈文壇，或刻薄權威，或笑話同行，或索性罵娘。因為，初唐文人仍舊宗奉「梁陳宮掖之風」，駢文統治文壇，而為唐高宗文膽的上官儀，以宮廷詩人的身份，所寫的輕靡藻麗的詩篇，竟成為時人競相仿效的「上官體」，流行一時。這讓陳子昂相當惱火，什麼東西，老爺子這種「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玩意兒，怎麼能夠大行其道呢？於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熱之餘，拍案亂噴狂言，對主持文學領導層面的要員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薊北臺，朔風呼嘯，山海蒼茫，天高地闊，心胸豁朗，這是陳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絕對欣賞不到的大氣派、大場面。他馬上想到當時那種很不提氣，很不給力的花裡胡哨、空洞無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頹的文字，馬上想到繼承六朝以來，駢偶浮豔，華而不實，毫無生氣可言的文風，馬上想到這一切與盛世王朝絕對相悖的文學狀況，馬上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結論。在這樣的大時代裡，讀不到震撼靈魂、振奮人心的文章，真是好不爽啊！於是，脫口而出，寫下這四句名詩：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這首詩幾乎無人不知，解釋者也其說不一，其實，陳的這首弔古傷今的《登幽州臺》，並無悲天憫人之意，而是充滿著詩人對於當時文學走入絕境的憂慮。有人說他呼喚時代、呼喚英雄，這就是絕對的胡扯了。從李世民到武則天，那是唐朝最強盛的時代，而李世民和武則天，也是唐朝最傑出的英雄，用得著陳子昂在那兒迎風掉淚嗎？這四句詩，是領風氣之先的文學呼喚，具石破天驚的警醒意義，從此揭開唐代文學運動的序幕。
韓愈有一首《薦士》詩，其中一句「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認為陳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學改革的先鋒。從陳子昂到韓愈，約一百年間，嘗試文學改革的人士，絡繹不絕。包括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閣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駢文啊！即使這樣一位大手筆，他也認為唐代文風，沒有什麼起色，「骨氣都盡，剛健不聞」，讓他感到沮喪。同期還有蕭穎士、李華、顏真卿、元結諸人，用散文寫作，推動改革。但改駢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氣候，有什麼辦法呢？文學老爺的厲害，就在於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動他，比撼山還難。上官婉兒的祖父，除了武后能收拾他，一幫文學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韓愈打出復古旗幟，加之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李翱、皇甫湜等志同道合，才終結了宋齊梁陳以來的軟文學。
軟文學並非絕對不好，要統統都是軟文學的話，文學離完蛋也就不會太遠。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學的發展，總是要與時代的發展同步，它倆是命運共同體，兩者有時吻合一點，有時疏離一點，但背道而馳是絕不可能的。時代變了，文學也得變，辛亥革命以後的五四運動，取白話文，去文言文，這一場僅僅是書面語言的改變，竟比民國後剪掉辮子，更讓國人震動，這也是時代變了，上層建築勢所必然的適應。
現在來說攀登華山的韓愈本人，他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年），逝於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享年五十七歲。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後遷孟津（河南省焦作孟州市）。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因諡文，又稱韓文公。他還有一個不見諸典籍的響亮頭銜，為唐宋八大家的首席。唐宋兩朝，乃中國文學的最最黃金時代，文人如滿天星斗，璀璨奪目，作品如大海湧濤，波瀾壯闊。就在這成百上千的傑出人士中，選了韓愈、柳宗元、「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這八位，為大家，這是何等崇高的褒譽？我們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每年一個，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選了這八位，平均下來，每一百年才有一位，這就意味著八大家的每一位，等於得了一百個諾貝爾文學獎。首席韓愈，成為「百代文宗」，也就順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國人的記憶裡。
如果你問任何一箇中國人，你讀過古文嗎？如果他點頭，這就意味著他知道韓愈，知道唐宋八大家，這是稍通文化的中國人，最起碼的文學常識。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外國人，你知道諾貝爾獎嗎？如果他點頭，你要是讓他一口氣，不查資料，不點谷歌，能說出八位獲獎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計張口結舌者多。唐宋八大家的說法，始自明代，有一個叫茅坤的選家，編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鈔》，將韓愈名列領銜位置，一直為世人所首肯，延續至今，無人異議，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近年來，追求不朽，成了某些同行的心病，一些還健在的，有點子成就的作家，一些剛逝世的，有點子名望的作家，便來不及地在家鄉蓋廟建祠，樹碑立傳，香燭紙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其實，文學史這把尺子，以數年計，以數十年計，而不是數百年來測量不朽，往往是不準的。
如今，已成為廣東潮州的一個景點的韓祠，又稱韓文公廟，卻有值得人們思考的地方。唐代文學大師的廟，到隔朝宋代才修，說明古人對「不朽」一詞的慎重。這座宋真宗成平二年（999年）興建的廟，離韓愈逝世的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時間跨度。是真金白銀，是廢銅爛鐵，是騾子，是馬，經過近二百年的過濾沉澱，朽或不朽，自有公論，板上釘釘，毋庸置疑。由此來看，肉眼凡胎的我們，對於同時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斷，難免有藕斷絲連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鬨、鼓吹、抬轎，雲山霧罩，撲朔迷離，薰蕕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讀者無所適從，莫衷一是，遠不如時間老人那樣看得準、看得透。所以，在跟班和跑腿的馬屁簇擁下，在虛榮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紀念館以求不朽的同行，自封不朽，貽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話。再說，不朽又不是小籠包子，需要趁熱吃，至於那麼急著加冕嗎？該不朽，誰也擋不住你不朽，不該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賢蓋三千生祠，最後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韓愈這個名字，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其來有自，因他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人物。那些活著的和死去的蓋文學小廟者，可曾有創新，領先，走在時代前面，令文學面貌一變的努力，能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嗎？如果回答為「否」，這種一廂情願，以為樹一個牌位，掛兩張舊照，放幾本著作，存數冊手稿，就會永遠被後人記住，那也忒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運動，說到底，是把丟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所以又稱之復古。不過，韓愈並非全盤照搬的復古，而是在繼承古文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全新的散文文體。雖然他主張「破駢為散」，恢復兩漢以來司馬遷、楊雄的自然質樸的文體，但他更主張「師其意而不師其辭」「言貴獨到」「能自樹立」「辭必己出」「文從字順」「唯陳言之務去」。然而，去陳出新，談何容易。所以，他在《答李翊書》裡說，創新是「戛戛乎難哉」的事情，問題還在於新生事物，不但不會得到習慣勢力、保守思想的接納，而是被抵制、被非難，甚至受嘲笑，受打擊。但他堅信，只要能夠「處心有道，行己有方」，頂住壓力，衝鋒陷陣，古文運動的這場改革，在他看來，只要「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地堅守陣地，倒下再起，總是能夠盪滌浮華，掃盡豔麗，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韓祠建成以後，又數十年，對韓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蘇東坡，撰寫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現在，在潮州韓文公祠裡，還儲存著這塊碑石。其中贊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作者「李國文」的其他小說